第二章 理论渊源
中医学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在对人体体质的认识与研究方面有着丰富的科学内涵。
此期问世的《黄帝内经》，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经典著作，蕴含了大量关于中医体质的内容，最早对人类个体及群体的体质特征、体质差异、体质形成、体质变化、体质类型、体质与疾病的易感性、体质在诊断中的意义、体质对遣方用药的影响、体质与养生、体质与疾病预防等理论要素进行了论述，成为中医体质理论形成的源头。
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问世。作为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善、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医临床著作，体现了体质与发病、体质与病机、体质与诊治等方面的思想，使《黄帝内经》时期相关的中医体质思想开始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初步应用。
王叔和
这一时期，许多著名医家为中医体质思想继《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之后的进一步积累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后世中医体质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应用奠定了进一步的基础。
汉末至晋初著名的医家和医书编纂家王叔和，总结了汉以前有关脉学的成就，编著成现存我国最早的脉学专书《脉经》。书中关于不同体质脉象的表述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庞安时
隋代著名医家巢元方奉诏主持编撰了《诸病源候论》五十卷，该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总结疾病病因、病理、证候的专著。其中，关于病源、证候与体质的相关性问题有明确的阐述。
巢元方认识到，人无论男女年龄，皆有耐漆、不耐漆（过敏）者，这是由先天禀赋的差异所造成的。这一认识丰富了中医体质病因理论。
庞安时是北宋时期的著名医家，其代表作是《伤寒总病论》。该书继承了《黄帝内经》的理论，认为某些疾病的发生与个体禀赋或遗传体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昝殷
唐代的《颅囟经》是现存最早的儿科专著。书中提出了婴幼儿体质属“纯阳”的观点。
钱乙生活于北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享盛名的中医儿科大家。在他看来，小儿体质的特点包括：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脾脏多弱，并确立“实脾”“调中”为治疗小儿脾胃病的根本大法。
唐末人昝殷所著《经效产宝》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妇产科专著。他认为，妇女生产之后，因其气血骤去，因而体质状态与产前迥然不同，多表现为“产后多虚”的体质特点，治疗产后病应重视调理气血，补益脾肾。
北宋著名医家陈直所著《养老奉亲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老年养生学专著。他在《养老奉亲书•下籍•形证脉候第二》中，提出了“虚阳”体质的理论。这是陈直表述的老年人中的一种特殊体质类型，可称为长寿体质类型。
孙思邈是隋唐时期著名的医学家和养生学家，其代表作是《备急千金要方》（简称为《千金方》）和《千金翼方》。这两部著作是继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后，对中医学的又一次总结，被誉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孙思邈非常重视维护体质、养生防病、延缓衰老之道。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列有“养性”“养老”“食治”等篇。他在体质与养生问题上积累了许多独到而又切实可行的认识和经验，重视养性与体质、饮食与体质的关系。
王焘
唐代著名医家王焘在其著作《外台秘要》中，主张医家在临证时重视方药用量与病人体质的关系。
金元时期，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的金元医家的理论变革为中医体质理论的不断创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完素突出的医学成就是提倡“火热论”，创立了六气化火之说，后世称为“寒凉派”。他强调治病求本，在他看来，疾病的产生都是由于外邪入侵以后导致内在体质的“化”与“变”。他认为老年人多为“气衰”及“阴虚阳实”之体。
刘完素
张从正理论上力倡攻邪，临证中善于攻下，因此被后世称为“攻下派”。他提出，攻邪就是扶正，认为通过攻邪之法，可以调畅气机、疏通气血，从而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他反对滥用补药，重视食补。
李杲创立了以“内伤脾胃”学说为主体的理论体系，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著名观点，并逐步形成了既具有独创性、又符合临床实践的脾胃论学说，被称作“补土派”。李杲特别强调饮食失调会导致脾胃受损，进而造成体质的偏颇。李杲注重“元气”的生理作用，认为脾胃与元气有密切的关系，脾胃是元气之本，元气是健康之本，脾胃伤则元气衰，元气衰则疾病所由生。
朱震亨
朱震亨的医学成就主要是“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滋阴降火”的治则，倡导滋阴学说，创立了“丹溪学派”。作为养阴派代表人物，朱震亨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著名论点，以养阴为宗旨，强调顾护阴精对人体健康的重大意义。朱震亨主张把养阴抑阳作为贯穿于人生从小壮到衰老整个过程的主要养生原则。他对阴精的调护也提出了明确的方法：一是节欲保精护肾阴，二是饮食茹淡养胃阴，三是降火清热滋真阴。对于阴精虚而相火旺的人用大补阴丸，阴血虚而相火旺的人用四物汤加上知母、黄柏。
明清时期，医家们对体质的认识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更加侧重于对体质与发病、体质与辨证、体质与治疗用药等关系的研究，朝着体质病理、体质诊断、体质与治疗的关系方向发展。在体质分类问题上，也转向了临床病理体质的分类法，从而使体质的分类更适合于中医临床的需要。
张介宾，号景岳，明代杰出的医学家，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人体体质的差异性及后天失养对体质所产生的影响非常重视。他根据长期的临床实践观察，从禀赋的阴阳、脏气的强弱偏颇、饮食的好恶、用药的宜忌、气血的虚衰、病邪的从化趋势等方面，对个体间体质的差异现象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将体质划分为阴脏、阳脏和平脏三种类型。他的代表著作《景岳全书•传忠录•藏象别论》中对此有专门的论述。
张介宾还认识到，人体体质不仅受先天禀赋的影响，而且受后天因素的干扰，也就是说体质既有先天遗传性，又有后天获得性，因而体质是可变的、可调的。
张介宾
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兴论》中根据人体生长壮老的规律提出了“人于中年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则再振根基，尚余强半”的理论，并指出欲“再振根基”，就必须保持肾中真阴真阳的充盛及脾胃功能的健运。这种“中年振基”的体质理论，即使对于今天的人们仍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张介宾认为小儿“精气未裕”，必须依靠后天水谷之精不断补充，而水谷之精又要依靠脾胃的化生。脾胃的盛衰，直接影响小儿的体质发育状况，因此他在诊治小儿时特别重视调理脾胃，处处注意保护胃气，认为“胃气无损，诸可无虑”。
叶桂，字天士，号香岩，清代杰出的医学家，温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与华岫云在《临证指南医案》中首次提出“体质”一词，出现次数达52处之多，以“木火体质”“阳微体质”“湿热体质”较多。
华岫云在《临证指南医案•卷五•湿》中根据叶桂的辨证，从形态特征、肌肉的坚结与柔软以及面色、面型和肤色等方面，将体质划分为阴、阳两型。此外，在《临证指南医案》中，他还明确提出“阴虚体质”“木火体质”“阳虚体质”“阳气不足体质”“质体气弱”“色白肌柔，气分不足”等体质现象，基本上包括临床中常见的大部分偏颇体质类型。
叶桂认为老年体质的特点应该以虚立论。具体从两个方面看：一是下元虚衰，二是阳明脉衰。叶桂在临证实践中非常重视对病人体质的辨别。他在《临证指南医案•呕吐》中强调指出：“凡论病先论体质、形色、脉象，以病乃外加于身也。”认为通过辨病人体质，能迅速而准确地抓住疾病的本质。
吴有性是明代著名的温病学派医家。在《温疫论•卷下•知一》中，他以醉酒的个体差异表现为例，说明了体质的不同与发病类型的关系。也就是说，同一种致病因子或同一种疾病侵袭人体，由于病人体质有差异，疾病性质及转归趋向也随之不同；反之，不同的致病因子作用于相同的体质，出现的病机也会有相似之处。
吴有性
徐灵胎为清代著名医学家。他在《医学源流论•卷上•病同人异论》中阐述疾病的治疗与体质的关系时，从身体的强弱、性质的阴阳和个体的地域性差异以及性情、筋骨、肢体、年龄、饮食奉养、心境等方面对体质的差异性进行了论述，指出：“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无效，且不唯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
徐灵胎在《素问•异法方宜论》中曾详细论述了五方地域人群的不同特征。徐灵胎对此予以发挥，说明自然环境以及相应的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不同与体质类型密切相关。
陈念祖，字修园，清代著名医学家。在体质差异与发病的关系方面，他和吴有性的观点类似，都主张同一种病邪侵袭人体，由于病人体质差异性的存在，疾病性质及转归趋向也随之不同。在体质差异与疾病治疗的关系问题方面，陈念祖主张病人体质不同，所采用的治疗手段也应各异。
章楠是清末著名医家。他在临证实践中观察到人们的体质特征存在明显差异，而先天禀赋的差异、地理环境的不同、饮食习惯的区别是形成这种差异性的重要因素。在体质差异与疾病治疗的关系方面，章楠主张医生的治则要考虑邪气的性质及强弱，更要顾及病人体质的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