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19世纪英国乡土文学思潮与哈代的乡土态度

19世纪英国文学的乡土思潮也是影响哈代民俗书写的一个因素，历史学家通常认为英国乡土和地方小说在时间上始于19世纪初，以玛利亚·埃姬沃思（Maria Edgeworth）和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作品为代表。英国文学界随后相继出现了勃朗特姐妹（the Brontës）、盖斯凯尔（Gaskell）、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特罗洛普（Trollope）、奥利芬（Oliphant）等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小说家。“在他们的小说中一定能发现方言、本土、地貌细节、乡村性等地方乡土小说的主要特征，但他们都极力表达了对乡土、地方和民族、中心和边缘的不同的理解。”民俗与乡土经常是相伴而生的两个概念，民俗离不开乡土的支撑，同时乡土也离不开民俗的渲染，民俗是乡土小说最主要的描述对象之一，乡土和民俗互为条件，互为衬托。以埃姬沃思和司各特的作品为先河的英国地方小说，主要通过给叙事文本加注的形式，详细地描写地形、方言和地方习俗，苏珊·法瑞尔（Susan Ferrier）的《婚姻》（1818）、《遗传》（1824），摩根女士（Lady Morgen）的《野蛮的爱尔兰姑娘》（1806），西德尼·欧文森（Sydney Owenson）的小说等都表现出了同样的特征。这些作家及作品提供了地方乡土写作的传统，哈代是这种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哈代作品正好出现在艾米丽·勃朗特、乔治·艾略特和盖斯凯尔等在地方小说方面取得非凡成就之后，他的创作跟她们对乡土生活及其与中心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具有权威性的复杂叙事相一致。19世纪后期，随着帝国欲望和幻想的日益膨胀，出现了对帝国本身的焦虑、对都市生活的厌倦和对田园生活的怀念和渴望，原始乡土作为“躲避现代都市生活烦恼的港湾”又一次受到了青睐，因此，19世纪80年代又掀起了以乡村生活为主题的地方主义小说热潮，其中突出的有埃姬沃思的《拉克伦特城堡》（Castle Rackrent）、史蒂文森的《诱拐》（Kidnapped）和《拜伦垂的师傅》（The Master of Ballantrae）、凯恩（Hall Caine）的《契约人》（The Bondman）和《替罪羊》（The Scapegoat）以及哈代的《号兵长》《塔上二人》《林地居民》和《卡斯特桥市长》，哈代是这一时期乡土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维多利亚文化和文学领域内存在着两种思想观念，那就是乡土地方观念和中心都市观念。针对英国文学中严重的地方主义和乡土气息，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学院对文学的影响》中批评了当时英国文学中的狭隘和土气，他说：“一个文学越是感觉不到心目中的中心的影响，感觉不到正确的信息，正确的判断，正确的趣味，我们就越会从中发现狭隘的小家子气。”阿诺德在比较法国文学后发现了英国文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序言中，他毫不讳言地指出：“英国缺乏法兰西学院式的掌管趣味的中心和权威，致使文学面临危险和困扰……在没有学院的情况下，文化和自由无羁的内心思想活动使我们看到了柯林斯风格或关于‘唯一原初语言’的怪念头如何产生并得以强化。”他认为英国人在智性方面的不敏感和不相信健全理智、不喜欢权威的思想，阻碍了学院的成立，因此，对文学造成了坏影响。阿诺德批评了“无权威无中心”现象对英国文学和批评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谴责英国作家的自我中心、文风的怪诞、缺乏尺度和准确性的散漫作风。丧失权威、缺乏中心，没有树立高标准，致使英国文学常常表现出品位低下、俗气、土气、狭隘、偏执与小家子气，所以无论是好斗的英格兰人还是激情的凯尔特人，乡土文学中所缺乏的是“儒雅”、城市情调和民族文化中心意蕴。针对阿诺德对地方主义文学的鄙视，哈代在1880年11月20日的笔记中这样写道：“关于乡土，如果阿诺德认为在阐述方面一切都胜过乡土风格和方式的话，那么他就错了。有一种乡土情感是无价的，它包含个性精髓，主要由那种粗放本真的情愫构成，缺少了它，任何伟大的思想都难以想象，任何壮举都无法实现。”在《小说与诗歌总集序》中，哈代再一次表达了他对地方乡土的理解：“在威塞克斯的穷乡僻壤，一如在欧洲的皇室王宫一样，普通家庭感情的波动，也可以达到同样紧张的程度，而且无论如何，在威塞克斯也有十分丰富的人性，足够一个人用于文学。所以……我还是固守在界限以内，不越雷池一步。”这段话与《林地居民》中的那段话相呼应，足以揭示哈代浓烈的地方观念和乡土情结，同时也反映了哈代在主流文化语境中对自己非主流出身的焦虑。菲利普·戴维斯（Philip Davis）认为哈代的这种反驳出自一个没有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人，同病相怜的狄更斯表现出了同样的反抗，这种心理也存在于许多类似缺乏正统高等教育身份和信心的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身上。福斯特（Forster）在《小说面面观》中对乡土文学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乡土对于作家无可厚非，甚至可以是一个作家力量的主要源泉，但对评论家来说就不应有乡土倾向”，并在这方面对笛福（Defoe）和哈代给予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