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英国民俗学人类学的兴起对哈代的影响

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这些概念首先产生于英国。民俗学概念比人类学早20年，比“文化”一词约早20年，1846年，英国学者W.J.汤姆斯（W.J. Thoms）首次创造了“民俗学”（folklore）一词。“人类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anthropos（人）和logia（科学），人类学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英国。威廉·R.巴斯科姆（William Russell Bascom）在《民俗学与人类学》中指出：民俗学属于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即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通常也是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文艺学、文学、心理学等学科所涉及的内容，因此，民俗学与多种学科之间形成了跨学科模式。由于自身的学科特点，民俗学至今没有独立的学科理论，它的理论形成和发展往往和以上提到的相关学科同步进行，跨学科研究是民俗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民俗学尤其跟人类学存在着密切联系，二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目的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相似和互补之处——例如民间文学部分或口头文学部分——因此，民俗学研究常常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在19世纪欧洲重视民间文学热潮的影响下，英国也开始关注民间口头文学和能够体现古老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的民俗事象，主要收集、记录和研究民间歌谣、戏剧、民间故事、传奇、习俗和信仰等民俗文化，并于1878年成立了英国民俗协会，同年创办了名为《民俗记录》（Flok-Lore Record）的期刊，也就是今天的《民俗》（Folklore）。民俗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民俗学这门学科在英国逐渐走向正规化、科学化和系统化。随着民俗学的不断发展，英国涌现出了安德鲁·兰格、G.L.高姆、爱德华·克劳德、阿尔弗雷德·纳特、弗雷泽等著名民俗学家兼人类学家。由于早期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和理论方法跟人类学基本一致，道尔森（Dorson）在《英国民俗学家》中把19世纪英国民俗学家也称作人类学家，他指出，19世纪英国民俗学家既是民俗学家也是人类学家。安德鲁·兰格（Andrew Lang，1844—1912）是当时民俗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热衷于苏格兰传统习俗和民间歌谣，对民间故事和希腊罗马故事的比较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堪与格林兄弟相媲美。兰格在《习俗与神话》（Custom and Myth）的第一章“民俗学的方法”中就提出了民俗比较研究法并且分析了比较法的缘由，他鼓励民俗研究者把野蛮人的神话与观念同欧洲农民进行比较，因为这些农民仍然保留了原始遗留的某些痕迹，他们是古老习俗的活化石，有助于种族遗留的考证。民俗比较研究法成了19世纪后期英国乃至欧洲民俗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深受泰勒人类学思想影响的进化论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基本理论。神话研究是19世纪早期民俗研究的重要内容，兰格的人类神话学派和德国民俗学家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1823—1900）的自然神话学派之间引起了激烈的论辩，最终以兰格的人类神话学派的胜利而告终。19世纪英国民俗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世界民俗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尤其以泰勒、兰格、弗雷泽等为代表的文化进化论思想在世界民俗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影响。

英国人类学在19世纪也开始萌芽，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日不落帝国”初见规模，探险、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人们开始关注“野蛮人”“落后的”文化习俗。1837年，非英国国教徒和辉格党激进主义者成立了“土著保护协会”（Aborigines Protection Society），该协会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反对英国政府对殖民地及其他地方土著的残酷暴行，要求“内外一致”，表现了国际主义的人文情怀。土著保护协会为研究及宣传未开化部落的习俗提供了有利平台，1844年又组建了伦敦人种学学会（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该学会赞同人类“多样主义”，这是一种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观点。1863年，詹姆斯·亨特（James Hunt）从该学会退出并建立了伦敦人类学学会（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1871年，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主持成立了皇家人类学协会。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 Tylor）是人类学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人物，他为人类学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泰勒被尊为人类学鼻祖，他是进化论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1865年，泰勒发表了《人类早期历史研究》，初步阐明了文化进化论思想，为他的鸿篇巨著《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奠定了基础。《原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学的开山之作，勾勒出了文化学的基本轮廓，对文化学的对象、范围、原则和方法等提出了明确的见解。泰勒在研究中发现了“野蛮人”的工具和欧洲原始先民的遗留之间的相似性，进而提出了“人类心智同一性”的重要观点，在此基础上，泰勒解释了“文化”这一重要概念，为人类学研究的范围、对象做了明确的界定。泰勒指出：“文化，或者说文明，在其广义的民族志意义上说，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有人类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的一个复杂整体。”在方法论上，泰勒提出了“黏附物”（adhesions）和“遗留物”（survivals）的重要概念，所谓黏附物就是指相互存在联系的不同文化征象，也就是文化间的经验联系；遗留物是指曾经合理有用，后来失去了时代意义，但仍然留存下来的文化特征。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对遗留物做了这样的表述：“仪式、习俗、观点等从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个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遗留物”是文化发展的证据，“黏附物”为人类学提供了文化间的比较方法。“万物有灵观”或“泛神论”（Animism）是泰勒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研究迷信等民间信仰和宗教起源的理论依据。《原始文化》对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及宗教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被奉为经典，至今都有指导意义。詹姆斯·A.法勒（James A.Farrer）于1879年出版的《原始礼仪与习俗》（Primitive Manners and Customs）形象地表达了文化进化论的思想：“人类历史是一个上升的过程，而不是下降的过程，不是从完美到不完美的堕落，而是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开化的过程；简言之，世界的铁的时代已成过去，但其黄金时代乃属未来。”

泰勒的文化进化论和遗留物学说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反响，激起了国人对先民远古文化的无限遐想，勾起了人们对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极大兴趣，掀起了一股空前的历史追溯和文化寻根的热潮，“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通过想象和实践再次重温被遗忘的时代并扫清历史迷雾的欲望”。有人这样评价《原始文化》：“过去几年来几乎没有一项研究像把人类、他的起源、文物、历史、进步和退步作为对象的研究那样取得大踏步的进展。”由于人类学和民俗学有太多契合点，这种人类学的热忱也波及对乡土民俗的关注，它可以为民族历史中被遗忘很久的章节代言，因为通过它所透视出的信息，现代人的法律和仪式比较重要的部分都能追溯到人类文化的源头，并且得到说明和解释。安德鲁·莱福德说：“泰勒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文章中开始介绍，在巨著《原始文化》中得以细致拓展的关于未受教化的乡村大众是文化遗迹的无限档案的概念可能在哈代重构威塞克斯乡村生活的想象中产生了深厚的影响。”泰勒以雄辩的口才敦促新一代文物研究者编纂欧洲农民的民俗，并发现它与部落行为之间的联系，也就是泰勒所谓的不同文化间的“黏附物”。泰勒从“人类心智同一性”的基本观点出发，通过对欧洲农民日常生活的观察，形象地诠释了人类不同种族或民族在文化原初的相似性和民族文化的等同性：“只要注意一下欧洲农民，看他何时用自己的斧头或锄头工作，看一看他怎样在篝火上煮或烧烤自己的食物，弄清楚啤酒在他关于幸福的幻想中占有何等真正的地位，听一听他关于宛如出现在某一房子里的幽灵的故事，或关于被魔力弄得癫痫甚至被害死的农场主侄女的故事就可以了。假如我们同时选出一些数百年中很少变化的事物，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幅图画，在其中，英国农夫和中非黑人相差无几。”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是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另一个巨擘，他关于巫术和宗教的毕生之作《金枝》（Golden Bough）是堪比《原始文化》的人类学及民俗学重要文献。弗雷泽秉承泰勒的进化论思想，在《金枝》中，通过对不同民族巫术、神话和民俗的广泛对比研究，提出了巫术——宗教——科学的文化发展观，他提出的包括模拟巫术和接触巫术的交感巫术的原则成为人类学和民俗学中巫术研究的基本理论。《〈旧约〉中的民俗》（也叫《〈旧约〉中的民间故事——宗教、神话和律法的比较研究》）是弗雷泽对民俗学研究带来震撼的另一部学术力作，作者在本书的原版前言中就明确界定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一个民族传统的信仰和习俗似乎应该归因于民众的集体行为，而不能追溯到伟大的个人影响，就此而言，最广义的‘民俗学’可以说包括一个民族传统的信仰和习俗的整体。”弗雷泽还为高姆主编的英国民俗协会集体合作出版的《民俗学概论》撰写了农业民俗的章节，哈代好友爱德华·克劳德（Edward Clodd）负责撰写了信仰一章。《民俗学概论》是民俗学领域的重要著作，标志着英国民俗研究正逐步走向学科建设和研究的正规化。

在1901年6月2日哈代62岁生日时写给好友弗罗伦斯·亨妮卡（Florence Henniker）的信中，哈代讲述了跟朋友克劳德和弗雷泽一起在奥尔德堡（Aldeburgh）度过的快乐时光。在《哈代书信集·卷II》该信的注释中，编者指出，哈代在1890年就阅读了《金枝》，“他敏锐地发现了多塞特民俗和弗雷泽书中记录的一些富有异国色彩的习俗和信仰之间的联系”，根据《哈代书信集·卷III》的记载，弗雷泽夫妇于1905年4月亲自登门拜访了哈代，共同的民俗爱好使他们成为相知的朋友。哈罗德·奥雷尔（Harold Orel）在《未知的哈代》中这样写道：“弗雷泽在《巫术艺术》中记录了一条关于巫术发生原理的重要引言，因此，哈代说他获悉了‘宏门’前的一些树为什么长不好的原因——他早饭前空腹看了它们的缘故。”在哈代的作品中，读者可以感受和发现《原始文化》和《金枝》等著作对哈代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比如，作者在《还乡》中以“雨冢”（Barrows）、在《苔丝》中以“斯通亨奇”（Stonehenge）为媒介，通过对史前文明的追溯和对远古异教的畅想，抒发了对人类历史的幽思。约翰·哈钦斯（John Hutchins）的《多塞特郡历史和古迹》是哈代最钟爱的书之一，为哈代的《号兵长》提供了第一手关于拿破仑罗曼史的多塞特地方史料，哈代“宏门”图书中收藏有该书的第三版。哈钦斯在该书第一版前言中把多塞特郡看作古迹研究的主要焦点：“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肥沃的土壤，为数不多的制造业，丰富的文物遗迹……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哈钦斯的这本记录多塞特历史古迹的重要书籍为哈代1891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贵妇群像》中近乎历史性的叙事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民俗学家爱德华·克劳德对哈代的民俗思想和民俗情结的形成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克劳德是哈代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因具有共同的民俗爱好，两人情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哈代生平研究专家麦克尔·米尔盖特在《哈代传记》中提到了克劳德的人类学爱好及其对哈代的影响：“也许正因为克劳德对新理念的不断渴求，哈代近期在刻苦研究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研究》、约翰·爱丁顿·西门茨（J.A.Symmonds）的《推测与暗示论》以及弗雷泽的《金枝》。”正如共同关心的乡村问题是联系亨利·拉尔德·哈格德（Henry Rider Haggard）和哈代的纽带一样，民俗学和人类学成为克劳德和哈代友谊的桥梁，哈代和他的第二任夫人弗罗伦斯合作的《哈代生平》和米尔盖特的《哈代传记》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哈代和克劳德之间就他们共同关注的民俗、文物古迹等话题进行切磋和交流的事实，尤其《哈代传记》中共计59处。哈代写给对方的信的数量也较多，2007年出版的华兹华斯版《哈代生平》以附录三中哈代写给克劳德的两封信作为全书的结尾，两人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1890年12月18日的笔记中，哈代对克劳德对人类文化的深刻理解大加赞赏，声称自己受益匪浅：“今天早晨爱德华·克劳德先生就我关于遥远的亚洲农民和多塞特农民的迷信为什么相同的问题给出了非常合理的答案：‘人类的态度’，他说，‘在文化沟通的层面，在现象面前，是非常一致的，你的多塞特农民说明还在坚持混淆了人和事物的野蛮理念，这种理念常常通过最细微的类比进行广泛的概括。’”哈代在下文中表达了对“野蛮理念”的认识，他写道，克劳德所说的混淆人和事物的野蛮理念常见于天才想象，即诗人的想象，柏拉图所谓的诗人迷狂。哈代和克劳德经常通过书信往来谈论和切磋民俗问题。1896年，哈代写信告诉克劳德一种关于空腹看树时人的眼睛会对树产生邪恶影响的迷信道理和当地农民就此事求巫师寻找原因的故事，信中，哈代还请求克劳德务必将这类信仰在民俗进化链中的归属告诉他，因为克劳德出于对哈代提到的奇闻逸事的兴趣，经常对其进行归类，有时还把故事转给弗雷泽并征求他的意见。1896年，在一次民俗协会会议上，克劳德宣读了哈代的信和弗雷泽对相关问题的答复，次年，《民俗学》（Folk-lore）杂志报道了相关消息，可见克劳德、弗雷泽这些民俗大师是哈代民俗研究的良师益友，对哈代的民俗学习和研究提供了许多帮助、产生了很大影响。

英国19世纪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兴起，以及席卷全国的以民俗为中心的古文化浪潮，从广义的社会文化环境层面为哈代民俗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哈代在《还乡》中以“幕面剧”（Mumming）的复兴为例，粗略描述了当时英国民俗运动的实况：

一种世世流传的游艺，和一种绝而复兴的旧剧，不用看比后面更显著的情况，就可以区分出来；对于绝而复兴（revival）的活动，大家都热心尽力，兴高采烈；对于因袭传流的旧套（survival），大家都冷冷淡淡，勉勉强强，看他们那种敷衍的态度，很叫人纳闷儿，为什么那么一种草草了事的具文，却非年年举行不可。他们这些演员，和巴兰那一般并非出自情愿的预言家一样，本是不管他们自己愿意不愿意，反正内心里有一种催动的力量，逼迫他们说人家让他们说的话，做人家让他们做的事。在现在这种从事于光复旧物的时代里，这种不知而为的扮演方式，就是一种真正的标志，能使僵化的旧传（survival）和徒有其名的复兴，辨明分开。

哈代的小说创作适逢英国人类学和民俗学迅猛发展的时代，他所受到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由于哈代丰富的人类学和民俗学知识及其在小说中的反映，有些评论家直接称他为人类学家或民俗学家，约翰逊说哈代“这位人类学家知道，在粗俗的风习和野蛮的仪式中会潜伏着一个纯粹精神欲望的灵魂：宏大和残暴无法蒙蔽他感受腐朽或隐于其下的人类的需求、尊重和爱慕”。英国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兴起对哈代民俗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使哈代对家乡的文化遗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民俗成为哈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和手段，通过文化遗留进行文学想象、文学构思，把现实和历史紧密结合起来，在民族历史和民俗文化的宏大场域进行叙事是哈代后期小说的一个主要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