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仁政的春天：文景之治

周勃诛杀诸吕，再造汉室。现在有一件事情摆在面前了：谁来当皇帝呢？

在吕后称制的八年时间里，前后有两个汉朝皇帝（前少帝、后少帝），都是冒牌货。原来汉惠帝早夭后，并没有留下儿子，可是吕后又不甘心把皇位让给刘邦其他的儿子，于是便收罗一批民间的男孩儿，把他们的母亲杀掉，偷偷送入宫中，诈称是惠帝的儿子。吕后执政期间的两个汉朝傀儡皇帝，其实只是冒牌货，非刘氏皇族血统。平定吕氏集团后，文武大臣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从刘邦的子孙中，挑选一位德才兼备者，来继承大统。经过慎重选择，大家一致认为，刘邦的儿子、代王刘恒仁孝宽厚，是皇帝的最佳人选。

刘恒就这样阴差阳错同时又是幸运地成为帝国的皇帝，是为汉文帝。

对于飞来的帝位，刘恒起初并没有感到幸运，反倒忧心忡忡。因为他久居代国，在京城里根基不深，特别是京城里的这些官，个个都是在残酷的战场中杀出来的武将谋臣，心机难测，自己会不会是羊入虎口呢？刘恒征求他的亲信张武、宋昌的看法。

张武认为，这些大臣们以迎立为名，恐怕有诈，况且现在屠杀诸吕，京城一片腥风血雨，他建议代王刘恒以生病为由，拒绝前往。宋昌则认为诸吕的迅速覆灭，证明刘氏的影响力深入人心，况且代王刘恒是汉高祖儿子中年龄最长的，且又以仁孝著称，理所当然是皇帝的最佳人选。

刘恒仍然小心翼翼，他动身前往长安城，并派宋昌先入城内，打探虚实。宋昌至渭水桥时，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大大小小官员全部亲自出城迎接。代王刘恒这才稍稍安心，放心前行。行至渭水桥，诸大臣纷纷拜谒新皇帝。

太尉周勃是平定诸吕的英雄，他可能想显示一下威风吧，上前说：“我想单独向皇帝禀报。”宋昌喝道：“如果是公事，请您直说。如果是私事，对不起，王者不受理私事。”周勃碰了一鼻子灰，只好跪拜呈献上天子玺符。刘恒接过皇帝玉玺，此时他终于确信，自己果真成为天子了。

汉文帝的上台，周勃是第一功臣。丞相陈平很知趣，他向新皇帝说：“高祖在世时，周勃的功劳不及我；诛杀诸吕，我的功劳不及周勃。因此我打算把右丞相让给周勃。”汉初尚右，右丞相官职比左丞相大。陈平对这位新皇帝的底细也不十分清楚，他选择了谨慎，把功劳推给周勃，表面上是谦让，实际上是明哲保身。

周勃成为右丞相，陈平屈居左丞相，大将军灌婴升任太尉。

在汉初开国勋臣中，周勃并非出类拔萃。当初韩信被降为淮阴侯时，他看不起周勃，为自己与之同列而深感耻辱。像彭越、英布、萧何、张良、曹参、陈平等人的功勋也都在周勃之上，现在这些谋臣勇将多已去世，周勃的身价自然水涨船高，况且诛杀诸吕、再造汉室，这是何等伟大的功勋。周勃自己也有点飘飘然，找不到北了。他自矜其功，本想在迎接皇帝时，有一次可以单独接见的机会，不料碰了颗软钉子。但很快他就把不愉快抛之脑后，因为他现在成为帝国的首席宰相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汉文帝表面上宽厚仁孝，像是忠厚长者，其实他颇谙统御之术，绵里藏针。他深知自己虽然得到大臣们的拥护而成为皇帝，但以周勃为代表的这些大臣实则居功自傲，他得不露声色地刺痛周勃一下，让这位帝国丞相出出丑。

有一回，汉文帝故作不经意地问周勃说：“全国一年判决案件有多少起？”周勃一直以来都是干武将的活，对刑狱之事哪懂呢？他听了怔了一下，不知所措，只得向皇帝谢罪说：“这个臣不知。”汉文帝脸色微微一变，又问道：“那么国库一年钱与谷物的出入是多少呢？”周勃惶恐不安，再次谢罪道：“臣不知。”一边说一边汗流浃背。

汉文帝转头问陈平同样的问题，陈平不慌不忙地答道：“这些事，都有专门负责的人。陛下如果要问断案的事情，可以询问廷尉；要问钱谷的事情，可以询问治粟内史。”汉文帝满意地点点头，继续问：“这些事都有相关的负责人，那你又负责什么事呢？”陈平从容不迫地回答：“宰相的职责，上则辅佐天子，下则理顺万物，外则镇抚四夷诸侯，内则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自可胜任其职。”

听了陈平的一席话，汉文帝拍手称好。这下子周勃更加狼狈不堪了。出了宫廷后，周勃迁怒陈平道：“你平常怎么不教我这些应对的话呢？”陈平哈哈笑道：“您身为宰相，却不知道职责所在吗？要是陛下问你长安城内有多少盗贼，难道您也要勉为其难地回答吗？”这下子周勃明白了，看来自己的政治才能，比起陈平来，要差得远了。

周勃的一些亲信也告诫他，皇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虽然他有威震天下之功，但功高震主，什么下场有前车之鉴。周勃越听越害怕，便以生病为由，主动交出相印。汉文帝只问了区区两句话，就令大权在握的周勃乖乖让出了相印，可以说深得统御术之精髓了。

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明君之一。他崇尚文治，作为皇帝，他有相当人性化的一面，这也使他的政治措施中，充满人性的光辉。在冷漠的专制社会，文帝时代隐约浮现出一丝温情。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历史进步的轨迹，但是我们又发现，历史并不是一直在进步，他的很多开拓性的仁政措施，在后世又难觅踪影了。

公元前179年，是文帝元年。

这一年，他废除了连坐法。根据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汉初的律令沿用这条秦国法律，汉文帝一上台，便下诏令，废除此令，他认为：“法者，治之正也。”并对司法官员说：“如今犯法的人已经治罪，却还要牵连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判刑或收为奴婢。我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可取。”司法官员回答说：“法令是为杜绝人们做坏事，连坐法是为了约束犯罪，使他们心有牵挂。这种做法沿袭已久，还是不要改变的好。”汉文帝语重心长地说：“我听说法律公正则民众忠厚，量刑适当则百姓心服。官吏的责任是管理民众并引导他们向善。如果既不能引导百姓向善，又要以不公正的法律来惩戒，岂不是害了他们，又迫使他们暴力抗争。如此一来，怎么杜绝犯罪行为呢？”

汉文帝力排众议，废除连坐法，确可见其非凡的人道主义胸襟。

仁政一直贯穿于汉文帝的政治生涯，从上台开始，直到他去世。在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时代，汉文帝在历代帝王中，其道德修养及其宽厚的政治主张是罕见的。这当然也得力于时代的因素，经历汉数十年激烈的政治动荡，国家开始走入正轨，社会秩序晏然，这也给汉文帝施展仁政创造了空间。

文帝二年（前178），他又废除了诽谤罪与妖言罪。汉文帝以古代贤王为榜样，认为法律中设诽谤罪、妖言罪，只能使官员们不敢斗胆直言，这就会使上级只听到拍马屁的话，却不能发现自己的过失。官吏们在执法过程中，会滥用这种权力，致使百姓蒙冤，人人自危。汉文帝不以言罪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极大消除了百姓祸从口出的恐惧感。

作为一个帝国专制者，他的法制思想不可避免有双重标准。我们可以从一个事例来看。

有一回，汉文帝出行，到了渭水桥时，皇帝的御车在桥上行驶，桥底下没有戒严，有一个家伙在桥下走，被卫兵发现了，以为是刺客，卫队出现一些慌乱，导致汉文帝御车上的马匹受惊乱跑，把车上的汉文帝吓出一身冷汗。他非常生气，派卫兵马上把桥下这个倒霉的家伙抓起来，移交廷尉处置。

廷尉张释之，是个忠正耿直的人，他认为这个行人只是无意之失，按照法律，处以罚款的判决。这下子可把汉文帝气坏了，惊吓皇帝的坐骑，万一出现意外，那可是谋杀罪行，怎么张释之就判得这么轻呢？汉文帝怒气冲冲地找来张释之，责备他说：“这个人惊着了我的马，幸好这匹马性情柔和，要是换成其他马匹，我早就受伤了。廷尉你倒是轻松，判罚款了事。”

张释之并不慌乱，他不疾不徐地回答说：“法律是天下所共同遵守的，明明法律条文这样规定，现在却要因为个人原因加重判罚，这将使法律不能取信于民众。如果事发时，陛下派人直截了当地杀了他，那我也没话说，不过现在这事已经交由廷尉来审理。廷尉，乃是国家的一台天平，天平一旦有所倾斜，国家法律尺度的宽松就没有准则，如此一来，老百姓岂不是手足无措了。希望陛下详察。”

汉文帝沉思良久，最后抬起头来说：“廷尉你做得对。”

纵观中国历史，皇帝的意志，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制度使然。法律能否得到公正的执行，关键看统治者的个人修为与自我约束力。

汉文帝基本也是“萧规曹随”，在国家基本政策上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过，在法制的改革上力度比较大，这也成为汉代政治最为修明的一段时期。

到了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又废除一项苛法：肉刑。肉刑是一种惨无人道的刑罚，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而且历代一直沿用。在汉之前，肉刑种类很多，包括黥刑（在犯人脸上刺字）、劓刑（割鼻子）、断脚、断趾等。

这项人道主义改革的背后，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在封国齐国有一名官员，名淳于意，他有一回犯了法，被判处肉刑，押解到长安城。突如其来的横祸，令家庭陷入灾难之中，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他不禁叹道：“遇到急事，这些女儿都不中用了。”他的小女儿名叫缇萦，听到父亲这么说，伤心得落泪了。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拯救父亲，便陪同父亲，从齐国到了长安城。

虽然年纪轻轻，但缇萦很勇敢。为了拯救父亲，她毅然给汉文帝写了一封信。幸好缇萦生活在一个好时代，汉文帝时代言路畅通，使她的这封信有机会交到皇帝手中。在信中，她这样写道：“臣妾的父亲在齐国为吏，当地人都称赞他公正廉洁，但是由于受到牵连，被判肉刑。人死了就不能复生，肉体遭到断肢就无法复原，即便日后想要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了。臣妾愿意为父亲赎罪，入官府为奴为婢，没有怨言。”

汉文帝一直提倡“以孝治天下”，见到缇萦的上书后，为这个小女子的勇敢精神所感动，便下达一份诏令：“民众犯有过失，还没来得及教化，刑罚就加于身了，就算想改过自新也没机会。朕深感怜悯。断人肢体或刻字于肌肤，一辈子也改变不了，这种刑罚多么残忍与不人道。朕作为民之父母，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特下诏废除肉刑，用其他刑罚替代。”司法机构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在法律条文上做出重大修改：被判髡刑者，改判劳动改造，派去筑城、舂米；被判黥刑者，改判戴枷具劳动改造，同样去筑城、舂米；劓刑者改判为笞三百；斩趾者改判笞五百。

废除肉刑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不过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能在鞭笞五百之下生存下来的囚犯，少之又少。本来汉文帝的本意是减轻刑罚，却导致本不该判处死刑的人，在鞭笞之下送了性命。到了汉文帝去世后，汉景帝继位时，下一道诏令，将笞五百改为笞三百，笞三百改为笞二百。

汉文帝致力于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事也不做，而是尽可能少变更政策法令，不搞大规模运动，节省民力，减少政府的扰民行为。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轻徭役、薄赋税，这就要求政府要节省开支，特别是皇室要以身作则。

在俭朴节约上，汉文帝的表现足以令人称道。从他继位到去世，在位时间长达二十三年。这段时间里，皇家宫殿、花苑以及专用的马匹车辆及宫中所用的服饰，全部没有新增数量。他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有一回，他想在宫中新建一座露台，便招来工匠，做了工程预算，大约需要一百金。他心里盘算一下，觉得太贵了，便说道：“这笔钱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我继承了先帝留下来的宫殿，时常害怕自己德行不够，令先帝蒙羞，看来没必要再修建露台了。”

还有很多事例可以证明文帝的朴素。他身为皇帝，也不穿着上品衣料，他最宠幸的慎夫人，裙子不拖地。我们在古代的绘画中，可以看到古代女子服饰多是裙子很长，拖在地板上，这是古代的时尚，但汉文帝不许自己的妃子裙子拖地，罗帐也不准绣花纹，简简单单的。倒不是说汉文帝真的节俭到这种程度，而是要以此来为天下做一个榜样，皇帝尚俭，臣下应该不敢过分奢华吧！

中国一直有厚葬的传统，帝王更是如此，历史上保留下来的皇陵大多规模浩大，在这些大型地宫的背后，是劳民伤财与奢侈浪费。在诸多的帝陵中，汉文帝的霸陵格外朴实，没有高大的墓冢，没有金银铜铁作为陪葬品，只有一些廉价的瓦器。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汉文帝在俭朴上，一以贯之。

汉文帝的时代，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好的时代。如果说汉高祖刘邦的事业是强兵，那么汉文帝的事业就是富民。民富则国富，汉文帝的德治开创了一个令人怀念的时代，其历史影响是深远的。他多次诏免农民一半田租，以鼓励农桑，刺激经济生产。汉文帝十三年（前167），更是下诏免除田租。对广大农民来说，这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汉文帝去世后，他的儿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

汉景帝刘启无论在人格修养上还是政治才干上，都不及汉文帝，不过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父亲遗留下来的仁政传统，使得西汉的黄金时代得到延续，后世把文帝、景帝的时代称为“文景之治”，成为两千年专制时代中最具人性化色彩的时代。

肉刑被汉文帝废除后，罪行较重者改为笞刑。前文说过，这种刑法仍然存在问题，就是刑罚过重，经常导致受刑者丧命。汉景帝在公元前156年与前144年，先后两次降低刑罚的标准，笞五百最后降低到笞二百，笞三百则降为笞一百。即使如此，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笞刑所用刑具标准不同，也会对犯人身体损坏造成不同的后果。如果只降低笞刑的次数，而没有统一刑具，仍然可能存在滥用权力的现象。因此，汉景帝又下令将刑具标准化，有一个细节也可以说明其人性化的考虑，由于刑具是用竹片制成，竹片上有突出的节，必须一律削平。另一个人性化的措施，是受刑者的受刑部位，一律在臀部，不得笞背，执刑过程中，不得中途换人，因为施刑者也有体力消耗，如果中途换人，那么囚犯的苦楚当然要增加了。

从这些法律条文的细节处，可以看出汉景帝还是继承了父亲宽厚、人性化的传统。

文帝、景帝在位时间约四十年，政治上的清明与经济上的发展，不仅使百姓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也使得朝廷府库充盈。文帝与景帝都没有彪炳的武功，然而汉武帝时代的赫赫武功，并非无源之水。数十年的积累，使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故而汉代之强盛，并不是始于武帝，而是奠基于文景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