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古代近东的宇宙论秩序

古代近东诸社会以宇宙论神话的形式构建秩序。然而，到亚历山大时期，通过以色列，人类转而生存在上帝之下，通过希腊而生存在对一切存在的不可见尺度的热爱之中。这一转向超越了处于无所不包的宇宙论秩序之中的生存，需要一次从紧凑的神话形式向经过分殊的历史和哲学形式的进步。因此，对于秩序及其符号化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必须面对人类在时间进程中展开自身秩序的问题，尽管人类本身并不是一个具体社会。

就相同类型的符号形式同时在若干社会出现而言，超越社会秩序的人类秩序进一步在空间中展开。这项研究第一部分的题目“古代近东的宇宙论秩序”就提出了问题：谁的秩序应该被认定为探究的主题？这是因为，古代近东不是一个单一的、有组织的、有连续历史的社会，而是由众多有着各自独立历史的文明组成。此外，就尼罗河河谷文明而言，人们可以有理由谈论具有连续性的“埃及”，尽管帝国秩序曾多次因国内动乱或外国入侵而中断，而在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帝国、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等名称标示着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多元化政治组织。不过，我们不仅已谈及作为宇宙论秩序主体的“古代近东”，甚至论及以宇宙论神话表达自己生存模式的“人类”。这样的语言意味着，有着各自独立历史的一组社会，基于我们的目的，而可以被看作是历史中的一个单元；甚至那些用来表达某一具体秩序的符号也可以从它们所源起的社会里抽象出来，归之于整个人类。

在人类首次登台的场合便提出关于人类的问题并不是希望立即解决它。这一问题将伴随我们这项研究的始终。就目前而言，意识到它的生存就足够了。这种意识可以成为以后经验观察的基础，后者与这第一部分的材料组织有着直接关系。

经验知识告诉我们，宇宙论神话在若干文明中出现，彼此之间并无明显的相互影响。诚然，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上相邻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是否未曾相互影响？或许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起源，这也许可以解释它们政治文化中的相似特征。无论这场迄今尚无结论的争论将会得出什么结果，考虑到相同类型的符号也曾出现在中国周朝和安第斯诸文明中，而巴比伦或埃及不可能影响到这些地方，这个问题本身便显得不那么迫切了。因此，根据经验知识的现状，我们最好把这种宇宙论神话视为人类历史中的一个典型现象，而不是巴比伦、埃及或中国的秩序所特有的符号形式。更不可取的是，沉湎于有关“文化扩散论”（cultural diffusion）的推测，认为宇宙论神话是从某个假想中的首创中心扩散的结果。

就我们所知，当社会的发展超越了部落组织的水平时，宇宙论神话通常是这些社会创造出的第一种符号形式。不过，曾经出现过的若干事例差异巨大，足以使我们明确无误地区分出神话的美索不达米亚风格、埃及风格和中国风格。而且，尽管不能确切展示，但非常有可能的是，风格上的差异与不同文明所具有的展示其经验的潜能有关——经验的展示最终导致存在中的飞跃（leap in being）。在古代近东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帝国在这个方面显然是最贫乏的，而埃及诸帝国前后相继的过程则展示出令人瞩目但最终夭折的发展。只有在叙利亚文明中的那些民族通过以色列实现了突破。因此，宇宙论神话一般类型中的不同形式决不应被忽视。

为了恰当处理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第一部分的材料将按照以下方式组织：第一章将探讨美索不达米亚诸帝国。美索不达米亚的各种符号十分刻板，很少有分殊化经验（differentiating experiences）的痕迹，故而最适合用来阐释宇宙论神话中的典型要素。第二章是关于阿契明帝国的，将探讨宇宙论神话在受到拜火教（Zoroastrianism）影响后发生的变化。埃及将在第三章讨论，其经验和符号的本土化发展倾向于突破宇宙论神话的形式。这种安排既照顾了一般类型，也照顾了各种不同形式，它将显示人类通过各个文明序列取得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