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与历史·卷四:天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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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时代》阅读指南

鉴于沃格林的分析确实在“前后左右地运动探察”,而他又没有为本书提供一份常规性的导言,因此,就如何阅读《天下时代》给出一些建议,将会是有帮助的。

本卷各部分写于1957—1974年之间的不同时期,这带来两项值得读者高度注意的特性。首先,在临近出版之前的那些年头里写就的部分,一般来说最具理论性,而那些更早的章节则更多致力于对历史资料的讨论。这一区分应当被理解为提示性或启发性的,因为沃格林在整个文本中的分析,都在叙述历史资料与从中得出理论洞见这两端之间摇摆不定。然而,在那些写于出版之前不久的章节中,这些因素间的均衡显然偏向理论分析。我对《天下时代》写作背景的认识几乎完全归功于保罗·卡林杰拉,他在沃格林生命最后六年担任其助手。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卡林杰拉极大地丰富了我对《天下时代》许多方面的理解,我愿在此表达对他的谢意。二者在本质上都同等重要,但写作较晚、更具理论性的部分通常更加紧凑,更具挑战性,更能揭示沃格林“后期”思想的各项标志性主题。

大部分新资料,以及“后期”著作中最具持久意义的部分,位于本书中部。第三章至第五章,即“历史过程”、“征服与逃离”以及“保罗的复活者意象”,均属这段后期之作。据卡林杰拉说,上面提到的后两章原本是一章,由于篇幅太长而需要加以分割。这个观点很重要。这两章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这是由于,当沃格林关于保罗的论述被视为“征服与逃离”这一主题的扩展时,对它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其他“后期”部分采用了作为较早年代手稿的导言(或补充)的形式。第六章“中国天下”的头两页,以及第七章“普遍人性”的头九页,实际上都是后期所写的导言。就后期所做的补充而言,最重要的例子出现在第一章“历史创生论”。以此为名的一篇论文首次发表于1960年,随后在同一年作为一本书的一章重印。后来,它在1966年被收录于德文版《回忆》。最终,在出现于《天下时代》中之前,通过极为重要的十一页补充,这篇论文被赋予了明显不同的主旨。 首先发表于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68(1960):419—446。重印于Philosophia Viva:Festschrift für Alois Dempf, ed.Max Müller and Michael Schmaus(Freiburg/Munich:Albert,1960)。重印于Anamnesis:Zur Theorieder Geschichte und Politik(1966)。正文所说的补充出现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的第67—78页,以及本书的第117—128页。显然,在阅读这个部分时必须非常仔细,而且应当将其视为一只透镜,一整章都应通过它来加以审视。

第二项重大特性是第一项的产物。尽管《天下时代》很难说是一团乱麻,但它显然是一部混合而成的著作。由此带来的重要后果是,若干个早早出现在书中的关键概念直到相当晚的时候才得到充分阐释。例如,一个绝对关键的概念,“metaxy”(居间) 这个意为“居间”,源自柏拉图的术语,在沃格林关于意识的理论中具有特殊含义。它首次出现在“Ewiges Sein in der Zeit”, in Zeit und Geschichte:Dankesgabe an Rudolf Bultmann zum 80.Geburtstag, ed.Erich Dinkler(Tübingen:J.C.B.Mohr,1964)。重印于Die Philosophie und die Fragenach dem Fortschritt, ed.Helmut Kuhnand Franz Wiedmann,并再次重印于德文版《回忆》(1966)及其英文节译本(1978)。沃格林对这个概念的运用方式揭示出他对《秩序与历史》前三卷最重要的一些背离之处,但他在引入和扩展这个概念时所采用的独特方式对早期评论者来说多少有些难以捉摸。例如,在道格拉斯长达二十一页的“The Break in Voegelin's Program”一文里,这个概念甚至不曾被提到。,首次出现于第50页,但直到读者读过全书至少一半篇幅之后,才有可能充分理解它。沃格林逐渐扩展作为一个符号的“居间”的含义,从指称处于存在之中的个人的地位与状况,扩展到也用于描述实在、宇宙和历史的特征。作为这些用法的例子,参见本书第50页和第376页论作为人身地位的居间;第247页和第387页论作为居间的实在;第247页和第264页论作为居间的宇宙;以及第192页和第247页论作为居间的历史。与此类似,“historiography”(历史编纂)首次出现在第108页,此后又零星出现,但直到本书最后六页才充分展示其丰富内涵。 关于对理解历史编纂有帮助的额外解释,另参见Voegelin,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ed.Sandoz,104—105。一旦这些丰富内涵得到充分认识,我们立刻就会意识到,必须重新审视此前关于历史编纂的所有论述,而沃格林对波里比阿和色诺芬的讨论也确实必须重新加以全面理解。一些读者无疑会因为此类发现和相伴而来的重新阅读要求而备感沮丧,不过,在事先提醒之下,这种反应也许会稍获缓解。《天下时代》是一部巨著,但也对它的读者提出了相应的高标准要求。

强烈建议那些初次接触《天下时代》的读者在认真研究过前三卷后再开始研读本卷(肯定有人想在探寻沃格林所“背离”的观点之前先探寻他的“背离”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诱惑)。尽管我们已经看到,《天下时代》以重大理论发展而著称,但我们也看到,前几卷在许多方面依然是有效的。而且,即便是那些沃格林在《天下时代》中对某个问题采用了明显不同的理论方法的地方,他在论述时也经常假定,读者已熟悉在前三卷介绍过,而第四卷不再详细描述的历史资料。

新读者也将通过研究《回忆》获得莫大帮助,本书能就沃格林在1957—1974年间的思想变化提供极为宝贵的洞见。在那些年里,他在意识哲学方面所做的工作为《天下时代》的许多标志性特征奠定了基础,而对这些基础本身的探讨往往只出现在《回忆》中。这一时期内发表的几篇论文也为理解《天下时代》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上文注解4中提到的各篇论文都相当有帮助,而《不朽:经验与符号》和《历史中的经验与符号化等价物》则对理解沃格林所说的跨越不同历史时期的“常态”或“等价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天下时代》的某些部分(尤其是第五章“保罗的复活者意象”)中,这些提法极富争议,容易引起误解,但人们如果同时参考这两项研究,就能避免误解。作为本书最具争议性的一章,人们也能通过参考《福音与文化》和《论黑格尔:一项关于巫术的研究》而在相当大程度上澄清对它的理解。那些希望从更深刻的层次上熟悉沃格林在《天下时代》中所做研究的人,在读完本书后,将会受益于对此前未曾发表的两项研究的参考,它们展示了沃格林就一些最重要问题所做的早期工作。《什么是历史?》和《焦虑与理性》均收录于《沃格林全集》第二十八卷《什么是历史?及其他未发表的后期著作》;由霍尔维克和卡林杰拉所作的编者导言也非常有价值。

关于《天下时代》的几篇早期书评也提供了后来被证明为有益的洞见。格哈特·尼迈尔的《埃里克·沃格林的哲学与人类戏剧》对本书的概述在明晰性与准确性方面尚无人能及。关于沃格林的“意识均衡”概念,以及“一个平行的天下时代在中国的存在是否要求我们得出‘有多种“人类”’的结论”这个问题,布鲁斯·道格拉斯在《沃格林研究计划的中断》中的讨论尤其有帮助。他也从明确的基督教立场对《天下时代》给出了最好的批评性分析之一。 另参见Douglass,“The Gospel and Political Order:Eric Voegelin on the Political Role of Christianity”, Journal of Politics 38(1976):25—45。托马斯·奥尔蒂泽《一种新历史与一位崭新却来自古代的神?一篇书评性论文》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将高度赞扬与尖锐批评融为一体,而且还激发沃格林本人罕见地做出回应。约翰·威廉·科林顿的《秩序与意识/意识与历史:沃格林的新研究计划》对意识理论在塑造《天下时代》时所起的特定作用进行了最好的描述。 见McKnight, ed., Eric Voegelin's Search for Order in History,155—195。

最近发表的关于《天下时代》的论文集对本书的五个不同维度进行了详尽分析。“Eric Voegelin's The Ecumenic Age—A Symposium”,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er 27(1998):15—154.在我看来,詹姆斯·罗兹的《基督教信仰、耶稣基督与历史》是迄今为止从基督教视角进行的最为均衡、缜密的分析,并对早先一些非常激烈的反应进行了重要纠正。斯蒂芬·A.麦克奈特的《〈天下时代〉与20世纪历史学家所面临的问题》仔细论述了本书与三个基本问题的关系:历史研究的可知领域,历史分析的适当方法,以及对历史意义的探索。曼弗雷德·亨宁森的《埃里克·沃格林正在兴起的普遍主义》探讨了他认为《天下时代》所表现出的根本转变,即由基本上是西方式的对历史意义的理解,转变为本质上是普遍主义的理解。格伦·休斯的《从时间进入永恒的路线:〈天下时代〉中的超越与历史》解释了沃格林对人的生存的一项分析—在构成天下时代的那个时期,人的生存如何被发现具有这样一种历史意义,即作为对超出凡俗生存之外的变形运动的参与?最后,我自己的文章《〈天下时代〉中的灵知主义与精神无序》考察了本书对各种精神无序表征的讨论,包括意识形态、灵知主义和自我显现,尤其侧重于通过与诸如《新政治科学》等早期著作的比较,揭示沃格林在《天下时代》中所做讨论的新颖之处。 一份全面的书评清单还包括Bruce Douglass,“Symbols of Order”, Christian Century 93(1976):155—156; Dante Germino,“Review of The Ecumenic Age”, Journal of Politics 37(1975):847—848; William C. Havard,“Review of The Ecumenic Ag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1(1976):557—558; John S.Kirby,“Review of The Ecumenic Age and From Enlightenment to Revolu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Révue Canadiennedu Science Politique 9(1976):363—364; Joseph McCarroll,“Review of The Ecumenic Age”, Philosophical Studies(Dublin,1980):323—329; Stephen A.McKnight,“Recent Developments in Voegelin's Philosophy of History”, Sociological Analysis 36 (1975):357—365; Thomas Molnar,“Voegelin as Historian”, Modern Age 14(1975):334—337; H.L.Parsons,“Review of The Ecumenic Age”,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37(1976):137—138; Ivo Thomas,“Review of The Ecumenic Age”, American Journal of Jurisprudence 20(1975):168—169; Frederick D.Wilhelmsen,“Review of The Ecumenic Age”, Triumph 10(1975):32—35。参见Ellis Sandoz,The Voegelinian Revolution:A 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2d ed.(Piscataway, N.J.: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0), chaps.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