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言

埃里克·沃格林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而《天下时代》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作为《秩序与历史》（五卷本， 1956—1987）的第四卷，《天下时代》在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十七年后，于1974年出版。虽然沃格林的写作持续至其生命尽头，但作为《秩序与历史》第五卷，也是最后一卷的《求索秩序》（In Search of Order），在他1985年1月去世时仍未完成。《求索秩序》表明，作为一位年届八十四岁的思想家，沃格林仍在到达新的高度，但是，无论是单薄的那一卷，还是他的其余任何著作，就哲学深度、理论广度或解释力而言，均无法与《天下时代》匹敌。《天下时代》是一项令人惊异的成就，但读者也应注意：本书极富挑战性，需要付出多年的沉思性研究，而收获也将不菲。

事实上，当我们把《天下时代》放在这套《全集》中再次出版时，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部未被消化的著作，仍在其众多维度所涉及的多个学术领域中具有爆炸性的影响。在它首次出版二十五年后，新的解读与评论仍在涌现，这表明学者们仍在致力于对它的研究。虽然这些新出现的二手分析更深入、更具洞察力地挖掘了本卷的丰富内涵，但对《天下时代》的充分鉴赏并非既成事实，而是未来的一项挑战。我在这篇导言中的目标是（极为节制地）阐明本书与《秩序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它的内部结构和若干关键概念，从而协助那些准备迎接这一挑战的人。

当然，我也乐于承认，为本卷提供导言这一行为必定显得有些大胆，因为它已经包含一篇由作者自己撰写的、极为凝练的、长达五十八页的导言。不过，沃格林非比寻常的开篇章节实际上与其说是本书的导言，不如说是就其思想在1974年时所遵循的新方向给出的导言。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我所做的也就显得不那么冒昧了。明显的是，沃格林感到有必要提供这样一份导言。鉴于沃格林在《天下时代》的出版与《秩序与历史》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出版（1957）之间的十七年中的活动和著作发表情况，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他在德国的行政职责占据了这一时期中的大量时间，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离开美国，离开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后，沃格林在慕尼黑建立了一个政治科学研究所。在此期间，沃格林只出版了两本书：《科学、政治与灵知主义》，这是一部篇幅不大的著作，主要由之前发表过的一篇文章和一次讲座的文本组成；《回忆》，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但直到1978年才有英译本。沃格林在此期间发表过一些文章和某些著作章节，其中一些确实提示了新方向。但是，根据我的统计，在他1957—1974年间发表的三十篇文章中，只有十二篇以英文写成，另有两篇原文为德文和法文的是以英译本形式出现。因此，英文读者几乎不曾见到过以书籍形式出现，并能使他们对《天下时代》的全新因素做好准备的著作，而且，在《天下时代》之前发表的那些文章或章节也无法容纳沃格林思想新阶段所进行的广泛讨论。该任务必须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进行，并因而必须由《天下时代》本身来完成。

沃格林立即启动了这项任务。他在本书第一句即宣布，《天下时代》“背离了我曾经为《秩序与历史》设定的计划”。不难想象，此言一出举座皆惊。沃格林的许多崇拜者毫不怀疑地打开这本期待已久的书，期望看到原定计划的完成，但他们在第二页看到的却是一句断言：原定计划“不可行”。在其“导言”的其余部分，沃格林对此结论加以解释，将他修改后的分析模式运用于许多曾在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导言中探讨过的相同理论问题。但是，他并未就作为一个整体的这本书提供一份常规性的导言。他没有预告本卷的整体计划，甚至也未提到具体的章节——有关某种统一结构的介绍更是少之又少。而且，在分析过程中径直出现了许多新概念，它们对于理解沃格林修改后的思想模式至关重要，并使本书有别于前三卷，却在行文中悄然出现，未予解释。虽然一份更合常规的导言也许能防止出现误解，并使这本极具挑战性的书变得相对易懂一些，但沃格林显然有不这么做的理由。在接下来的评论中，我希望为沃格林的文本补充背景信息，这些信息将有助于读者（尤其是那些初次遭遇《天下时代》的读者）与这部伟大著作进行一次更富成果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