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刚刚结束的导论性思考是为了说明《秩序与历史》的原定研究计划为什么必须放弃。但是，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是，那些既必须得到涵盖又相互交织的问题范围极广，对其加以分析所需的篇幅极大。这篇导言自身所呈现的形式，正是历史哲学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必须采用的形式。这种形式肯定不是一个由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有意义事件构成的叙事。

在这种新形式中，所进行的分析必须前后左右地探察，以便在各种意义模式在由历史中的人与社会所做的自我阐释之中揭示自身时，从经验上把握它们。这是一种在带有多元节点的意义之网中的运动。然而，在这张网中运动时，一些主要的意义发展路线仍然浮现出来。有从紧凑意识到分化意识的根本性进展，以及分化意识在众多民族文化中的分布。有分布于以色列和古希腊、由灵性分化和理智性分化构成的发展路线。有由普世——帝国征服构成的突进，它迫使先前的各民族文化融合为一个新的普世社会。有各民族文化对这种帝国征服的反应，各条分化路线发展出保护性的畸变路线。以及帝国征服本身，它承载着关于人性（超越于部落与民族层次之上的人性）的某种含义。自从天下时代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普世人性（ecumenic humanity），这连同其所有复杂含义，作为一种千年常态，一直延续到现代西方文明之中。

在我们的时代，流传下来的关于普世人性的各种符号化表达正在瓦解，因为具有畸变作用的教条化，已在社会层面上变得比那些经验性洞见更为强大，而这些洞见是它原本意在保护的。当前的问题是要从已失去其意义的符号回到构成意义的经验。这一点已得到普遍承认，以至于不必再特别说明。这种回归所面临的巨大障碍来自经年累积的众多符号，包括次级和再次级的符号，它们遮蔽了人于居间的生存实在。使人们意识到该障碍及其结构，并且在关于实在的真理将其自身揭示在历史之中时，通过去除该障碍而协助达成对此真理的回归，《秩序与历史》的目的正在于此。

该目的决定了这项研究第四卷和第五卷的组织结构。当前这卷《天下时代》呈现的是普世问题及其错综复杂之处。下一卷，同时也是最后一卷，名为《求索秩序》，将研究那些激发了对历史秩序之追寻的当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