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均衡——斐洛

灵知主义，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是死路一条。当然，这也是它的吸引力所在。魔法灵性思维让沉迷其中的人在面对不符合精神要求的实在时拥有一种优越感。无论这种沉迷是采取古代常见的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ism）和禁欲主义（asceticism）的形式，还是采取现代的形式（建构各种体系，其中包含着终极真理，必须通过暴力、集中营和大屠杀的手段强加于拒不服从的实在），沉迷其中的人都被免除了在宇宙中生存的责任。由于灵知主义用唯灵论或理想主义（idealism）编织的光晕来包围人身上的权势欲，并且总能通过指出世间的罪恶来滋养它的正当性，所以，一旦魔法灵性思维作为一种生存模式进入历史，人们便难以预料它将导向何种有吸引力的历史结局。然而，就其拒斥在宇宙的诸般条件下（在宇宙中，实在通过灵性意识与理智性意识变得明晰起来）进行的精神与理性生活而言，它是死路一条。除了接受宇宙的奥秘，没有其他方案可以取代终末论的狂言。人的生存是对实在的参与。它迫使人们不仅有责任从理智上探索实在之结构（在其可被理解的限度内），而且要在灵性精神上直面有关其运动的洞见（这样的运动是从神性开端到对其结构的神性超越）。

在多元文明帝国的理智条件与灵性精神条件下，再加上犹太人和希腊人的流离失所，均衡的恢复过程就像其丧失过程一样复杂。在一种有活力的均衡中，精神层面的退缩运动，必须与在普世——帝国社会中的生存相适应；以色列对意识的灵性分化和古希腊对意识的理智性分化，都具有一神论趋势，调和主义唯灵论中的宇宙内众神则必须让位于这一趋势；如果以色列——犹太灵性思维想要在理智上更加优越的古希腊文化氛围中站住脚，它就必须吸收哲学家的理智性思考；至于哲学家，他们的理智性分化从未挣脱通过宇宙内众神来对神性显现加以符号化表达的做法，但此时则必须接受犹太和基督教灵性思维对位居超越的唯一神更加激进的分化。该过程如同灵知主义的产生一样，并不为任何一种先前的民族文化（罗马、希腊、波斯、埃及、巴比伦、以色列）所特有；它是多元文明社会发现自身实为一个普世社会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运动和符号化表达（无论是像塔木德犹太教、基督教、灵知主义、斯多葛派哲学、怀疑论和新柏拉图主义这样的重大产物，还是像赫尔墨斯教派、炼金术和占星术这样的较小产物），都代表了一个正在生成的新社会变动不居的文化中的各种压力与张力。然而，尽管这个过程创造出一片极为多样化的、开放的现象领域，但它是有方向性的。这是由于，由各种灵性与理智性分化带来的意识所构成的标准，以及由帝国权力在现实层面造成的紧迫事态，主导着该进程的运作机制。当查士丁尼将此进程的结果在他关于皇帝的观念中加以符号化表达后，历史上的这些势力所具有的优势力量，以及它们所导致的方向，都得到了彰显。在查士丁尼看来，皇帝代表了那个新社会中三种权威的来源：皇帝是宗教法官（religiosissimus juris），以最具责任心的方式掌管着基于哲学的法律；他是信仰的保护者，这种信仰的形式是由议会确定的；他还是统帅（imperator），是以军队为基础的帝国权力的最高长官。

在那场旨在为那个普世社会找到均衡意识的斗争中，关键的一环是犹太教在亚历山大与哲学的相遇，这场相遇的顶峰是比基督年长一些的同时代人斐洛的著作。斐洛以对《圣经》的哲学评论为文字工具，将灵性洞见与理智性洞见加以融合，这奠定了方法与问题的模式，并在后来为教父们在融合基督教与哲学时所遵循。斐洛所发展出的解经方法被称为隐喻解读法（Allegoresis）；由这种方法所预设和带来的问题模式包括：将《圣经》视为神之言语，理性与启示、信仰与理性问题，以及将哲学视为《圣经》的侍女。正如沃尔夫森所强调的那样，斐洛为接下来十七个世纪中关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哲学奠定了基础，直到斯宾诺莎在其《神学政治论》中突破了这一模式为止。在这一大段历史过程中，这种复杂的符号化表达的分层结构变得模糊了。上述问题脱离了造就它们的那种隐喻解读法，并获得了自身的权威性，成为理智辩论中不可置疑的前提。而且，斐洛的隐喻解读法还脱离了在普世帝国中出现的多元文明社会的各种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促成了该方法的出现。关于西方理智史上这些千年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有大量的资料。这种符号化表达的经验起源被淹没在其中，很难辨识。

而且，在对斐洛著作的历史影响的评论上，我必须比沃尔夫森更进一步。由斐洛所奠定的模式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关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哲学。在那些作为新类型的《圣经》而被创造出来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在将哲学当作这些新《圣经》的侍女的做法中，以及在理性与那种新获启示的真理的冲突中，斐洛模式的影响都得到了延续。对20世纪的理性生活而言，这种斐洛式符号化表达仍然是一项重大障碍。由于它所起的阻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已成为西方思想中的一种无意识结构”这个事实，因此，我必须使人们意识到它在天下时代的那些问题中的起源，以及与这一起源相关的那些有所欠缺之处。

不过，在详细阐述这些欠缺之处前，我必须先回顾一个使它们变得重要的综合性问题——意识通过回归宇宙起源论而重获均衡。

在犹太传统中，通过重申“律法书”（Torah）相对于先知的权威，可以反制各种灵性极端主张；而在律法书之中，一种实际上摆脱了各种宇宙内神灵观念影响的宇宙起源论，有助于将人承认为这个神创宇宙的公民。斐洛在他的评论文章《论创世，根据摩西》中，充分利用了这些可能性。斐洛认为，律法书是一套由摩西提供的法律体系，而其条款本身则以创世叙事为序言。通过这种安排，摩西想让这些条款的接受者理解，这部法律与宇宙相协调，宇宙也与这部法律相协调。遵守这部法律的人是宇宙的公民，因为他通过遍布整个宇宙的自然的意志来规范他的行为。到了这篇评论第一页的结尾，人已被确立为世界公民（cosmopolites），受到自然法与自然之神的法的规约。将被选民族的成员转化为世界公民的这一壮举的确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应当注意到， cosmopolites这个词可能是斐洛的新造词。它至今仍然经常被归于斯多葛派，但它并未出现在斯多葛派的著作中；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将它归为一句箴言，而那句话又源自3世纪的第欧根尼·拉尔修。在现存的文献中，这个术语首次出现在斐洛《创世》3的文段中。

接下来，在评论律法书的宇宙起源论序言时，作为一项符号化表达的创世叙事的地位成为讨论的主题。尽管斐洛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有所欠缺，但我仍将仔细呈现它的结构与动机，因为这一分析奠定了在基督教思想家那里得到延续，并由他们通过中世纪而传入现代的欠缺模式。这种欠缺是千年常态，必须通过使人们意识到它而消解它。

有关创世的宇宙起源论突破了基于宇宙内众神，带有其埃及先驱者特征的紧凑型符号化表达，并将位于开端的创世神等同于位居超越的未知神。在摩西和众先知所遇到的历次神显事件（theophany）中，未知神的显现得到了体验。这是一种宇宙起源论神话，其结构受到意识的各种灵性分化的影响。斐洛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却宣称这个创世叙事是一套由各种哲学“思想”（noemata）构成的体系。正如《创世》的文本所示，斐洛十分熟悉《蒂迈欧》，因此他本可以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追随柏拉图的脚步，但他的决定让人颇为惊讶。如果柏拉图能创造出哲学家的神话，作为一种符号化表达，以便在表达有关神性实在（它超出处于居间的辩证法所能表达的范围）的各种问题时，满足理智性真理的要求，并且，如果他具体地创造了《蒂迈欧》中有关造物主的理智性神话，那么，他的后继者本来有可能在有关创世的宇宙起源论中看出一种关于开端的灵性神话。如果斐洛的心中从未出现过这种观念，那么，就我们所知而言，个中缘由与其说是个人的失败，不如说更多地是在亚历山大之后的帝国时代中出现的分析水准的衰落。柏拉图对辩证法和哲学家的神话所做的概念区分业已失传；适合此用途的《蒂迈欧》神话变成了笼统的“自然哲学”。在斐洛的语言中，神话这个词所指的，仅仅是多神论类型的神话，而哲学这个词则泛指任何人关于神与世界的思想。在亚历山大的理智环境中，这种用法是很流行的。由于斐洛试图使创世叙事在这一环境中得到接受，所以宇宙起源论无论如何都不能是一种“神话”，而必须像柏拉图的哲学一样是一种“哲学”，而且是更好的哲学。

因此，必须将摩西本人转化为一位哲学家。斐洛在解读荆棘丛故事时实现了这一奇迹（《飞升》,161 ff.）：摩西根本就没见到荆棘丛的燃烧。作为一位正探究事物原因的知识爱好者，摩西想知道事物为什么衰朽和诞生，为什么在衰亡之余又有残留。通过那个隐喻性的问题“为什么那丛荆棘正在燃烧，却又没有烧坏”，他表达了对阿那克西曼德所说生成与衰亡的惊奇。不过，在这样发问时，摩西正在闯入神圣的创世奥秘。假如他致力于进一步的探究，那他的付出将要白费，因为人无法参透宇宙的因果结构。因此，救世神的声音来自作为最初起因的神性本原，要求理智探险者克制他的好奇心。“不要近前来”的警告意味着，因果关系这一主题，“事物为什么会如其所是”这个问题对人的理解力来说是不可知的。摩西留心着这个神圣的警告，但他的求知欲（pothos epistemes）此时促使他抬起眼睛，就创世神的本质（ousia）发问。不过，他的探究再次被“没有人能在看见神（Him-Who-Is）的脸后还能活着”这条神的信息所阻止。对圣人来说，能在清醒状态下知道在神之后而来的东西，这就足够了。

《飞升》中的这段话表明了我所说的斐洛式欠缺模式的核心结构。斐洛忽略了由荆棘丛故事所表达的经验，将其符号化表达加以碎片化处理，并将这些碎片解读为对一种不同经验的隐喻。在《飞升》的语境中，这种另类经验仅仅得到简单暗示，在知识爱好者（philomathes）对事物原因的探寻中。而在《创世》69—71中，它则作为哲学家的否定辩证法得到更加充分的阐发：人的灵魂（理智）由通过各门科学思考世间万物开始，上升到思考以太和天体运转，并进一步上升到思考由人所感知到的万物的范式构成的可知世界。当这一上升过程到达可知的理念世界时，无比壮美的景象将使心中充满清醒的陶醉感，这种感觉类似于科律班忒斯的热情，心中有股要见到伟大国王本人的欲望（pothos）。然而，尽管有着持续不断的渴望，但人们却无法达成目标，因为从神圣的源头发出的一缕至为纯净之光，遮蔽了理解的目光。

这段经验描述并非转述的信息。对于以神性本原为目标的生存张力，斐洛确实有清晰的观念。在《迁移》34—35中，他将其详细描述为自己关于神—人交会、沮丧与欢喜并存的经验（pathos）。有时，当他着手就某个已在心里想明白的哲学话题进行写作时，观念却没出现，因为经验分析并非单单经由人的努力便可达成；他认识到他的尝试是自负的，于是他放弃了，心中充满对神的力量的惊异，因为神能开启或关闭灵魂的源头。在另外一些时候，他在开始工作时脑中空空，观念却突然醍醐灌顶；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种神性充溢（katoche entheos）的状态中；他不再意识到自我和周遭，也不再意识到所说或所写的东西；他沉浸在由光明带来的欢乐中，拥有最清晰的洞察力，于是对对象加以辨析，并获得了表述对象的语言。

我已较为详细地呈现了斐洛的经验和分析的特定方面，以便令人注意到这种状况的独特性。斐洛是一名在灵性精神和理智方面均富于敏锐性的思想家。对于在探寻本原时遭遇的生存张力的经验，由否定辩证法带来的上升，思想在作为居间的实体中的运动，由生成与衰亡构成的无定深处，还有由光明（它隐藏神性本质，从而遮蔽理解力）构成的理智高处对这种运动设置的障碍，斐洛都很了解。而且，对于那种依赖自我的努力所具有的自负（oiesis），科律班忒斯式的热情和神性充溢，清醒的陶醉感，以及在某种无意识状态（panta agnoein）下近似于自动发言与写作、同时又是一种明晰的辨析和符号化表达的活动，斐洛也很熟悉。尽管已有柏拉图对问题的充分呈现，但知识渊博的思想家斐洛未能将《蒂迈欧》的宇宙起源论视为一种理智性神话；因此，他将《创世记》的创世叙事视为一种灵性宇宙起源论，它有关创世的符号化表达依赖于摩西和其他先知对意识的分化；最后，他通过隐喻解读法将文本变得毫无意义，将荆棘丛故事碎片化，将摩西转化为一位哲学家，并且未能理解将神性实在启示为“我是我所是”的灵性经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