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王跃文印象

黄斌

初识王跃文，已是八年前的事了。那是深秋一个萧索的日子，在《湖南文学》简陋、灰暗的编辑部。在这之前，我已经发了他两个小说，但我俩从未谋面。只知道王跃文是淑浦县人，在县政府工作，好像头上还有顶官帽子。我不太懂政府机构庞杂的设置，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职务意味着什么样的权力。倒是知道溆浦在湘西算是一方灵秀的水土，那地方出产很好的柑桔和枣子，也出文人。听他们怀化地区文联主席谭士珍先生讲，王跃文得知自己的小说《无头无尾的故事》发表了，兴奋得跳离了地面三次，并伴之以狂呼。这事至今忘了考证，似乎属小说家言，怕是虚构，至少有些夸张吧。因为后来我熟识了王跃文，发现他不是个容易大喜或大悲的人，他属宁静淡远的那一类。那天见了面，我俩握着手，用带着各自地方特色的普通话寒暄，相互打量。此君脸方额阔，眼睛内敛有神。单看脸相，可说得上是气宇轩昂。但他身上那套僵硬的西装，却是典型的县级特色，怎么也般配不了这脸。没说上几句话，我便走了。我早约了朋友打球。那时我还年轻，文学事业于我似乎并不太重要，我不能容忍把自己的青春埋没在无休止的看稿、退稿的琐碎里。

没多久，他便调到了怀化行署办公室，在仕途上好像很有长进。等到两年后我到怀化出差时，又已给他发了三个小说。这时候，他在写作上的良好感觉和创作势头慢慢表现出来了，我已经很注意他了。他这时期的小说，多是写机关里的小职员，写凡人琐事，写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的尴尬，写他们不甘流俗，却又无力冲破现实樊篱的无奈。在对这些小人物的描绘中，王跃文似乎更关注他们的生命状态，他们的精神实质。在手法上惯于调侃与反讽，那不动声色背后的冷峻与严肃却够你沉重一响的。我觉得奇怪，这时候的王跃文在仕途上看起来春风得意，而他流诸笔端的却是另一种况味。难道他内心深处别有一番风景？

在怀化，朋友们很热情，呼朋延友十余人，喝酒！王跃文自然在场，这时候我俩还是相互客气着的。席间，杯来盏往，意气飞扬。湘西汉子喝酒是恣肆的，那次我记下了王跃文关于喝酒的三个“不论”：酒杯不论大小，度数不论高低，颜色不论深浅。我从来内向，木讷于言，话少，但酒倒喝得爽快，也同朋友们一杯一杯对着干。酒酣耳热了，朋友们提出跳舞。于是十几条汉子东倒西歪，脚不分深浅，话不识轻重，闹哄哄地奔舞厅而去。

往舞厅里一坐，方知这湘西一隅果真也藏龙卧虎。间会儿，朋友引来一位长发披肩的画家，或者一位清丽可人的歌手，一一向我介绍。王跃文不太跳舞，多是坐在包厢的沙发上，一声不响地喝啤酒。才喝足了烈酒，这会儿的啤酒只算是茶了。记得那包厢的设计很有特色，像湘西的吊脚楼，凭窗可以望见舞池里轻歌曼舞的男女。看得出，王跃文是喜欢安静的，却愿意随朋友去任何热闹的场合。他是从来不扫别人兴致的人。那晚，王跃文同我说了许多，说他的身世，说他的工作，说他的感情生活，说算命先生给他算的命。他说自己几乎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因为在他尚未出生，父亲就因言获罪，被遣回乡下老家。所以，自小母亲给他的家训就是：紧闭口，慢开言。大学毕业后，从踏进县政府大院第一天起，他就显得少年老成，但心里却很不是味道。他说在那样的环境里，人们成天说的话，内容也罢，形式也罢，都是早已程式化了的，你说的同别人说的没有区别，说了同没说也没有区别。有时便莫名地感到惶恐和无聊。于是，他便开始写小说。小说成了他另一种说话方式。王跃文的眸子在灯火明灭中一会儿亮晶晶的，一会儿又暗淡了。我想，凭他的聪慧、冷静和敏锐，只怕会成大器的。

我俩真正的交往，是他调到长沙以后，大概是1994年吧。我常跑到他家去喝酒，他的爆炒仔鸭、擂钵辣椒拌黄瓜、酸姜酸萝卜让人称道不已。喝着啤酒，听他讲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听他谈文学的见解，听他谈读到的好书，其乐融融，也获益匪浅。他关于文学的见解常让我这个专职文学编辑汗颜，而他谈到顾准时的无限感慨又使我对他的社会良知非常敬佩。

他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揭开了他官场小说的序幕。小说将一位离休地委书记的失落、孤寂描绘得淋漓尽致，营造出一幅凝重的黄昏图景，初次显露了他对官场游戏规则和官场百态的精微体察、传神勾画的本领。小说获得了’95《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雷达先生评论它是“极力要从对革命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吟味中汲取养分，来抵挡这个欲望横流的世界”。这部中篇在95—96年度鲁迅文学奖评选中，尽管初选时票数居前，但在最后还是未能获奖，让我痛心了好一阵子。

此后，他的《今夕何夕》、《夜郎西》、《夏秋冬》等便陆续面世，几部小说浑然一体，活脱脱一部当代《官场现形记》。说他的小说是官场现形记，这是最简便、最直观的说法，好比精练的广告词，便于口碑传诵。其实这是对王跃文的误读。因为他的官场小说系列在表现官场生存状态和游戏规则时，更写出一种超越道德标准的官场文化，而不是简单地从道义上批判“厚黑”，谁是谁非。半竞，《官场现形记》暗示的已不是单纯题材上的意义，而是一种文学态度和取向，而这些恰恰是王跃文不愿认同的。

在广泛的评论中，他的官场小说获得较高的评价，甚至被说成了里程碑式的人物。王跃文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的小说备受关注，只能说明如今人们太注意官场了，而这绝不是一件太正常的事。因为日出月落，星转斗移，顺乎天道，人们并不会太在意头顶的天空。而当出现了厄尔尼诺现象，气候失调，水旱交浸，人们就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茫茫天宇。人们普遍认为王跃文是位专写官场的作家，他自己却并不认账。他说自己从来只是把活生生的人当作描写的对象，官场只是他为表现人物而设计的空间罢了。他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国画》，洋洋五十万字，对一批生存于权力中心和边缘人物的世相百态的精微描写，呈现了一代人的精神漫画。小说在两个多月之内重印五次，这在当代文学出版史上恐怕是一个纪录了。

《国画》我读了两次，先是读初稿，成书之后又读了一次。初读此书，我凭着编辑的职业感觉，暗自认定这部小说一定会畅销，因为它太抓人了，叫人欲罢不能。重读时，我的感觉从容多了，而这时冲击我心扉的是全书深深的忧患意识和高贵的精神力量。王跃文再一次以他一贯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感动了我。而生活中的他并不是时刻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他同朋友们在一块儿嘻嘻哈哈，随意而放纵。他机警幽默，是个很会写小说却不会讲笑话的人。他讲的笑话其实都有很好的脚本，只是不善于表演，往往是自己忍不住先笑了，让听者笑得都有些莫名——笑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