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校区专题一——新校区规划类型及模式

我国高校新校区规划建设的井喷期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创办了大批高校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求；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之前政治运动的冲击，高校以整治和改造为主，这一阶段高校增长较为平缓；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特别是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给高校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从物质形态上看，这一时期高校新校区规划建设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在城市大学周边地区发展新校区，进而多个高校形成高校集聚区（如海淀区），之后随着高校进一步扩张，在郊区发展新校区，渐渐形成大学城（如昌平大学城）。从发展节奏和发展时序看，20世纪末“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对高校新校区的规划建设影响深远。高校的扩张，新校区的建设是为了适应新时代条件下高校教育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但发展过快、过急也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事实上，2003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达到了17%，普通高校的在校生规模逾1100万人，提前7年达到了第三届教育工作会议的原定目标，办学规模快速发展，造成各类教育资源呈现超负荷运转，在某些方面导致了高校教学质量的下降，也引发了高校市场化运作的兴起。

综合各类研究文献来看，2000—2003年是新校区建设的高峰时期，同期，关于新校区建设的文章层出不穷，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现状，直到2004年才稍稍降温。2003年，全国规划及已建的大学城达50多座，涉及21个省市，校园建筑总面积达1436.97万平方米，容纳高校134所，在校学生59.7万人。新校区建设规模从几百亩到几千亩不等，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宁新校区占地750亩，上海大学新校区占地1500亩左右，南京经济学院的仙林校区占地3000余亩，而浙江大学新校区占地3300余亩，是当时建设规模最大的新校区。

从驱动机制来看，招生人数不断增加，高校对环境要求不断变化以及政策对校区建设倾斜是新校区建设的三大关键因素。扩招可以说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新校区的修建也是一个契机，便于学校进行整治，一方面可以改善校舍年久失修、校区分散、教学资源不集中的状况，另一方面也便于进行现代化教学升级。对于政府来说，新校区建设也有利于新社区的发展，因为新校区的师生是比较固定的顾客流。虽然益处多多，但新校区的大规模建设也有不好的影响，一方面是给师生带来了通勤上的不便（许多新校区在郊外），影响了教学质量，另一方面是部分院校盲目跟风，贪大求高，造成了大量重复建设。

从办学特点来看，新校区一般有四种类型，即集中低年级的基础部，民办二级独立学院，部分学院搬迁和学校整体搬迁。在新校区具体的规划设计上，网络化、园林化、生态化、现代化是新校区建设的普遍要求，强调以人为本，而且新校区建设一般要和地域特色相结合，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大学，如浙江大学、南京经济学院等，特别强调在新校区中体现当地文化。而沈阳工程学院新校区则是新校区建设与当地气候环境相结合的典型实例。新校区就像一个小社会，其规划设计与一般城市设计已差别不大，都强调“点、线、面”的结合，引入了城市设计中的功能分区、人车分流等概念，但也有其特点。有学者就提出大学的设计应突出一个“大”字，即大气、大师、大树、大楼，注重品位，有层次感和纵深感，景观要精美，在选址上要依山傍水，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一般新校区的设计对景观设计都有着较高的要求。

2004年以后学者们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新校区的管理、后勤以及对当地发展的带动等方面，新校区的文化建设是近几年的文献都很关注的问题。因为新校区大部分是在一片“文化荒漠”上建起的，没有文化基础，而且许多新校区与老校区距离比较远，文化联系困难，新老校区可能产生文化不对称的现象，对文化的传承是一大挑战。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大体可以概括为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两种思路。物质层面即从标志物、服装、景观等角度在新校区重塑老校区的记忆，唤起学生的文化共鸣；精神层面即开展文化沙龙，举办各种联谊和活动，推动新校区的文化建设。在实际工作中，往往要双管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