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问题3：中国主体

学员： 我想分享一下听老师讲课时的几个联想。老师说小孩子照镜子，说到拉康的“我”，发现“我”跟周围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周围的东西不动，这个“我”是动的。我想说，在弗洛伊德以前，就是弗洛伊德以前说ego，和拉康的“主体”之前， subject在中国的文化中……

姚洁： 等一下，是您接触到还是……什么叫“弗洛伊德以前”？

学员： 没关系，就是在中国的文化中，就不太会有这种思考，关于“我”、关于主体的。因为好像我们中国文化喜欢把这个“我”放在一个更大的……比方说关系里面。因为这个“我”，当他是小孩子，很清晰的是“我”的时候，其实是很孤立的，很危险、很脆弱的。例如，我们除了跟母亲（保持）很紧（密）的关系，还有家庭中好多、好多的关系。所以，作为一个中国的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好多（亲戚）：姑姑、叔叔……好多很复杂的关系，各种各样的关系，这对我们好像非常重要。所以当老师说“切”的时候，我就会联想我们文化里面的“太极”，就是：我们好像喜欢“推”，而不喜欢“切”。就像昨天晚上做团体的时候讲到很有趣的事情：昨天老师上课前，我们中方有位领导有一段很长时间的讲话，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听着，心里很焦急的，至少我很着急。我特别想看老师什么样，那时候也不知道老师在哪里，还担心老师在门口等。但是由于我们中国人真的不习惯“切”，于是我们就会等待。领导具有某种连带效应，需要给予遵从、尊重。于是当时的感觉特别纠结。在那个时间段里，感受到了某种西方的和中国的“切”点，我觉得我自己是在一个“切”点的交界处，很挣扎……

姚洁：在讲话的时间？

学员： 对，20多分钟嘛，我就非常焦虑。关键就是关于“切”点、关于主体，要不要接下去的挣扎。然后，我主要想表达的是：为什么中国的文化里，或者说中国文化为什么那么不愿意“切”，就像太极？

GLG： 谢谢，可是不要相信法国文化就是特喜欢“切”的（现场笑）。

不管怎么说，官能症的运动倾向，不管他用什么语言，就是拒绝“切”，不是用这种方式，就是用那种方式。

如果有喜欢“切”的文化存在，就是我还没了解到的了。但相反，我了解弗洛伊德在他作品中用到“阉割焦虑”（angoisse de castration）这样的表达，分量有多重！不幸的是，法语和德语一样，“阉割”这个词太现实了。

所有人都知道，这里讲的，不是割掉男性器官。但将这一形象作为原理的合理性在于，阳具这东西是被假定为再宝贵不过、却会丢而且应该丢的。但怎么丢？同样地，我们认为对婴儿来说最宝贵不过的就是乳房。乳房也是该丢的。

有了今天下午我将介绍的拉康理念之后，你们也许能更容易明白一些。

我将明确这个位置所发生的分离，并不是简单地只在乳房与孩子之间，更在母亲与乳房之间。我相信大多数的母亲也很明白。因为断奶不仅对孩子，尤其对她，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孩子丢失乳房的那一刻，母亲也失去了它。

这是自然界的一个“切”，我相信存在于一切文化。

这个“切”如此必须，看上去就好像不造成任何问题了。但它却是所有其他“切”的根源。官能症行为的一大部分，就在于拒绝这个“切”。

“切”的视角使疤痕有了理由，疤痕成为我们可以不丢的乳房。这是有可能的，证据是：治疗师、精神分析师呼唤着它，支持着它。关于这一点，克莱因就精神分析的看法之精要说过：精神分析师，无论男女，与病人分享着同一个乳房。

给你们讲个有趣的小故事。

有个苏格兰分析师叫费尔贝恩（Fairbairn），几乎是“客体关系”（relation d'objet）这个弗洛伊德派运动的创立者之一。他快60岁的时候，想要跟维尼科特（Winnicott）再做一轮精神分析。于是他们做了很多很多场，之后费尔贝恩发表了他与维尼科特做精神分析的故事。维尼科特那时已经70岁了，这俩家伙，一个60岁，另一个70岁，没完没了地讲着他们互相交流的乳房。这很好笑，或者意味深长？我说不上来。

你们也许看得出来，乳房这么个象征维度的东西，要到这个地步，唯一重要的，是确信、核实（s'assurer）它是如何没有丢，或丢了！

这是为什么“切”对于理解精神分析的解析、能指及主体，都是一个关键词。我停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