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所指的存在

我相信中国农村应该也有这种我们叫桶泵（pompes à godets）的东西，西班牙语叫noria，是用来泵水的。转盘上吊着一系列的桶，转起来就带桶下去舀到水。（学员：是踩的！）对！再从水底上来，在最高处翻身，再下去。每个木桶轮流在做同一件事：下去舀到水，从水底上来，颠倒时抛出水，再下去。理解吧？

拉康呢，就创了个词，叫signifiance，相当于这故事里的水。这水，是木桶（也就是说“能指”）要下到井里去找的。水桶将它带到地表，在它一个翻身的时候，是这个颠倒，会做出一个“所指”（现场：啊！）。我得说……

学员：这很有趣，但我们不知道这有什么意思。

GLG：很好，了不起（bravo）!

我做过不少的符号学研究。从严谨的符号学观点、信号运作的观点来看，这是一套很难得到验证的理论。因为它几乎就是在说，一种语言，永远就只是些能指，而所指几乎永远都是同一件事，同一个signifiance的碎片，永远就只是些水，没有特殊形态，即使每一个桶都可能不同于其他。事实上，“能指”的一个严格定义就是：它有别于所有的其他。

但我不能相信，所指就没有一点点起码的个体性。这种信念并非来自精神分析实践，而是得益于我做翻译的经验。

算起来已经超过25个年头了，我从未停止过从英语到法语的翻译。有时候是诗集，有时候是小说，更经常的是论著，如美国出现的同性恋研究（Gay and Lesbian Studies）。翻译的实践，尤其是诗歌翻译，让我切身体验到某些我将试图为你们描述的时刻：会有些这样的时候，我很清楚英语表达的所指，但翻译过去，在法语里却找不到能跟它对应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电视上看到过，比方奥林匹克运动会，跳水运动员从高台跳下？电视上有时候会倒片来重播刚才的镜头，像是运动员倒着从水里出来，上到跳板倒着走回去。你们看，那跳水运动员这样“呜嗡！”一下，没碰到水，就倒回到他的跳板上去了。理解吗？这形象正是我的感受：一下子找不到法语，赶快！赶快！我就回到英语里来了。

我从这里得出一个信念：没人能够光是在所指这一个层面待得了很久。他得很快整合到能指层面，在那里能说、能沟通，能跟他人或自己讲话。即使最隐私的想法，都在语言里形成、在语言里找到它们的能指。但我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存在的只有能指。我感觉不得不承认，所指是存在的，没有它们，翻译这个操作就无法想象了。

这是为什么拉康有理由很确定地认为，能指的存在是某种极度迅速的一闪而过，快到我们都没有概念，因为涉及语言的神经元活动过程极其迅速。

但近年来科学上对大脑的认识，尤其在记忆运作上的研究进展，多少跟我刚才给你们的描述一致。如果你们对人脑神经元运作的新进展感兴趣，也许知道：如果我这么做或那么做，被投注的神经元并不完全一样；如果我想要抓住这个杯子，或者我只是把手伸向杯子，大脑神经元的活动并不相同。这就是说，意向性（intentionnalité）这个之前尚属纯哲学的概念，现在变成了一个科学与技术的问题。也许恰恰是这类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改变精神分析的形象。我看得很清楚，投身于精神分析的那些年轻的精神科医生与我们这一代的精神科医生，对“记忆”的概念已经完全不同。

我们顺带可以看看“意向性”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意向性，就其涵义来说，是个矢量，一个展望，包含着甚至直接就是未来，并非一切都在纯粹的现在，是这一秩序上的什么，这种“瞄准”的秩序，呈现于“能指”的功能运作中，值得被称作“所指”。

现场：……那么，新一代呢？

GLG：新一代？

姚洁：新一代的精神科医生？

GLG：啊。

他们对“记忆”很自然地有个不同的概念，这会让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一个基础——“事后”理论，变得复杂。（姚洁：“事后”在国内似乎还没有概念 。）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讲讲在精神分析的初起，弗洛伊德怎样首创了“事后”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