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校长林文庆

2010年秋，决意借舟渡海，为芙蓉园最年少的一众书生，力释“厦门大学，那悲悯与传奇的学园”之旨趣。于是之故，手捧一卷，《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幸赖严君春宝博士，用心、勤力，将故校长生平、伟力、心绪，恳切铺陈、条分缕析，谨严而敏细。我以晚生之人，深夜静读，不能自已。海渡归来，写出小文，未尽心意；惟续作此文，始安己心，以为追慕。

——题记

大学何以言其大，早算是有答案的问题了。这些答案，或显或隐。谓大学之大乃在大师而非大楼，算是很“显”的一个答案了；university所含的宇宙、普遍性之语义，也算显出了大学何以大的答案。通常将大学之使命断言为文化传承、人格养成，该是“隐”着大学何以言大的答案的；三百年前维柯以修辞学教授在那不勒斯大学每年一次的开学演讲，也可如是观；只要在中国略略浏览一番校龄较长的一些大学的校训，也能悟出其中之“大”的；当代教育家弗雷勒的《十封信》是“写给胆敢教书的人”，初见此书副标题时真是大吓了我一跳，为自己也“胆敢教书”快惊出半身汗来，随后省得教书一道确实无论于个人还是于社会俱属“兹事体大”，这算得对大学何以言其大的最“隐”的回答了。无论显还是隐，这些答案大体是仁仁、智智的，多有共识，也总存分歧。如此，换上一种说法，勉强也还有些合宜，甚至必要。

大学之大，乃大视野、大胸襟、大气魄，亦即见识通达、胸怀开阔、气度恢宏。如此，于治世大学方可为引领、提升生活世界之举，于乱世大学乃能行保持、养育文化血脉之功；如此，大学必令少年书生得知当超越立身处世只为一己之利的狭隘和局限性，以适切地关怀人类的灾难和他人的疾苦。惟在这大视野、大胸襟、大气魄中，士人、学者代代绵续以悲悯情怀，将课徒、授业之劳作，复演绎为传道、解惑之圣职。

大学欲达至此种大境界，自赖大学中师生之通力践行；也赖那智识与精神上的导师为大学之一分子，此即所谓“大师”，或如波纳涅兹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中所专门析出而称“圣哲”者。大学之此种大境界，更是在非常时刻淋漓尽致以显耀于波涛诡谲中、朗朗乾坤下。为避东瀛战祸而远涉南迁以保存我中华一脉文气、一缕神韵的西南联合大学，最为这非常时刻以显大境界的典范。大学之成此大境界，一校之长亦殊为关键。缺了那具大视野、大胸襟、大气魄之校长，大学无非课徒、授业之教坊，难成传道、解惑之圣殿。一如大学之大境界惟淋漓尽致于非常时刻，一校之长之大境界，每每于其悲情与传奇的生命形态中陈示，而此种陈示却又如此静默、沉寂，益显其悲情与传奇。

林文庆，“厦门大学的创校校长”，正是达于大境界并由此种大境界而悲情与传奇地展开生命形态者。其深具古典与现代情怀，身载中西文化之融汇。

1921年年中，“新文化运动”的流光溢彩里，一批满怀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在上海秘密集会，意欲以革命推动中华之进步。正是古德纳概括的“知识分子变身为革命家”。这一年的略早些时候，另一些知识分子来到同因鸦片战祸而开埠的厦门合法结社，期盼借文化与教育之途助力于中华之进步。这年6月，林文庆履职草创的厦门大学校长，筚路蓝缕、鞠躬尽瘁，历十六年之久。

他是越洋北上的，从新加坡。

说来也巧。实业有成、报效桑梓的厦门大学校主陈嘉庚，是从在北边与厦门岛隔海的小渔村集美下南洋谋生的。1869年在新加坡出生的林文庆，则是在南洋的第三代华人了。他的祖父当年下的南洋。林氏本在一个叫鳌冠的小渔村。这小渔村恰在厦门岛西向的陆地上。这一块陆地，名为海沧。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规划，三个枢纽港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之下各有若干二级港口。东方大港之下即有海沧港之预设。两个渔村虽小，名号却大：集美、鳌冠。更有趣的也许是，来自集美的陈嘉庚所营造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校舍，砖红瓦绿、中西合璧，美轮美奂、恢宏大气，名之曰“嘉庚风格”,2006年列入国家重点文物名录。果然集美而极美。祖籍鳌冠的林文庆，自少年、青年、中年，在南洋华人中才智、德行俱为占鳌头、冠群伦者，确实鳌冠。在新加坡他至今得享为“著名的医生、称职的立法议员、成功的企业家、活跃的社会改革者、儒学和教育的推动者，可说是全能型的领袖人物”。他的能量和舞台，及于整个华人世界，乃至东西方之间。

少年的林文庆在英国人办的学校就读，其勤勉、聪慧深受校长的赏识。及至其家道骤变而面临辍学时，那位老派的英国绅士不惜为林文庆屈尊恳求，使这少年得续学业。十九岁，林文庆获英女王奖学金，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这是当时全球顶尖的医学院之一。数年之后，林文庆携医学硕士头衔返回新加坡，很快成为当地名医。他为时任清廷驻南洋总领事的晚清著名外交家黄遵宪治愈肺疾一例，多半令人叫绝的。这个从英伦学成的年轻医生，用的竟然是大体属于中医的法子，无关药物。他又与人合作开药房，小有所成。在后来他并从事实业，成为殷实、富庶之华人。作为医生，他在实业方面的见识却深得当地人士的遵奉。有马六甲的华人听从他的建议投资橡胶种植，大获其利。在南洋他享有“橡胶之父”的尊荣。林文庆与人共同创办《海峡华人杂志》，影响颇大，为“华人三杰”之一；第一所华人女子学校也是由他创办的。他又进入政界，为华人议员，不仅成为华族的意见领袖，并可以无碍地与殖民地官员沟通，从而得以为华人也为当地做出卓越贡献。

到中年的时候，林文庆已经集名医、实业家、学者、华人领袖于一身。他自算得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919年，香港大学向他颁发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对于“林文庆博士”来说，自是名副其实的。

林文庆之融汇中西文化，颇为匪夷所思。作为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华人，为生存计，接受英国教育、熟练掌握英文，实是自然之极。到他远赴爱丁堡习医时，他只是“幼年读过几天四书五经”，基本上没有使用汉语的能力。在爱丁堡的中国留学生因此对他缺乏认同；而英国人又总把他当中国人对待，但他却没法在文化上使自己作为中国人。这样的“文化位移”所产生的境遇，不仅使他尴尬，更对他造成深深的刺激。于是，一个留学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华人青年，开始发奋、勤力学习汉语、阅读中国书籍。这情形，像是他把英语当母语而把汉语当外语了。他确是极智慧之人。到了1929年，在厦门大学校长任上，竟是将《离骚》迻译成英文。此举深受西方学界之欢迎，以之与《三国演义》之英译并列为英国汉学之两大盛事。而《离骚》之英译，不过他从完全的、纯粹的西式教育中长至青年后，以近于“白板”状态接受中国文化终至成为饱学硕儒、具备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之结果。在此之前，他早已在文化上转身为一个地道的儒者了。他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借儒家思想以观照之，已尽示他的儒者身份了。这样的立场，延至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年他又以英文写成《中国文化要义》。

这个林文庆，在他慷慨赴任厦门大学校长之前，乃具大视野。

校主嘉庚先生恳请林文庆襄助兴学，于厦门大学实在是至为紧要之一举。林、陈之间，林长于陈数岁，教育背景几乎有天壤之别，在南洋的社会地位其时也颇为悬殊。我猜测，林文庆大抵实际上是陈嘉庚的精神导师。大至陈嘉庚由林文庆引见于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小者因林文庆作为医生的劝告而陈嘉庚终身不饮咖啡，中则在厦门大学建立的前几年林文庆曾应陈嘉庚询问而予其实业有成、教育效国的建议，这样的猜断非为无由。经营橡胶业而大成的陈嘉庚，恰是把林文庆视为马来半岛的“橡胶之父”。或许是更直接地表明了两人间的关联。

厦门大学有幸，建校初始即迎来林文庆。倘若没有林文庆在大视野之外的大胸襟，则断无厦门大学之荣幸。

马来半岛，土地富饶，植被茂盛；风调雨顺，天灾不临。实在是天贶于人类生灵之洞天福地。马来半岛上，时年五十有二的林文庆，足称功成名就，大可以酣畅余年、养尊处优。可是，这个儒者，收拾庞大家业，弃置所有的社会荣耀如敝履，举家越洋北上。闽人冒险下南洋，实为生存所迫。林文庆之北渡，却是为了效力故国。较之他祖父当年去乡远洋，目光、情怀、气宇，自不能同日而语了。不过，他依然得冒险！所别在于，其祖之险，以肉身担之，势所不得已；林文庆之险，无关乎肉身，却直逼心灵，惟自觉大愿。费耶阿本德、萨义德这样的当代西方知识分子，有意或无意地以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视角试图阐释知识分子的特质，其中即隐含着知识分子当自我放逐的主张。我以之为远古那巫的表现为“献祭”的自我牺牲的现代形态。牺牲的不再是肉身，而是社会地位、精神荣耀及至内心宁静。1921年六月的林文庆，已在汪洋之中将自己从主流向边缘放逐了。

那时的厦门大学，初创，亦为草创。其情形，远非默默无闻所能形容。厦门更属边陲之地，远离文化或权力中心，也算不上经济中心。林文庆几乎得以校长身份，与校主嘉庚先生一道白手起家。其间之艰辛，他人要感同身受大体也难。论者以他二人为厦门大学之“生身父母”，确当之至，公允之极。

今人眼中的厦门，已有“海上花园”之美誉，“国家卫生城市”“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等名头接踵而至，更获得过一次“联合国人居奖”，公认为是中国城市中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法治化进程中，厦门还堪称法治程度最高的城市；由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福利与公共设施，要比其他城市好出不少。而厦门大学，于西太平洋的万顷碧波之畔、天风海韵之中，青山为枕、古刹相邻，四季花繁、冬暖夏凉，以“花园学府”笑傲学林。然而，九十年前，当真是甚于隔世之别。厦门虽于鸦片战祸后被迫开埠通商，却大概到1927年才从行政上析出为特别市，由此开始大规模的现代城市建设。事关日常生活之便利与质量之公共道路、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等始渐渐完善。无从具体对照，大概可以揣测，就发达程度而言，彼时之厦门与新加坡，差距当要大于现时之厦门与新加坡吧。那么，校长之北归，非由俭入奢，反是由奢入俭了。此已为常性之人所不堪。厦门大学所在，为鸿山阻隔于居民区，可称郊野之荒，到五十年代还得轻舟海渡；更兼坟茔累累、磷光闪闪。此时的校长，实在是加己身之艰辛，于小处乃解校主之困厄，于大处是以教育与文化之途汇力于中华之光耀。

校长所为，十足怀天下公益、竭一己气息。于这初创之学堂，更是以无上的悲悯，劳力、耗神、破财。对于这座学园的气质与精神，想来不止于“贡献至巨”之评断。在我，大体要以校长为这学园的精神导师了。补添“止于至善”为学园之训言，已足可令后来者立身处世意趣高远了；校歌虽非其作，可致知无央、吾爱无疆所含文化传承与人格养成的大学之道，定然是校长之理想与情怀；立那“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南方之强”之宏愿，舍他又其谁能有此高洁、高贵？他时时颂扬“嘉庚先生的精神”，以教诲、以激励莘莘学子；他更将那自觉的自我牺牲的悲悯天下苍生的情怀，淋漓尽致以力行却不形于言、色。与人文初始俱来的这一悠远传统，由校长再次静默以践行之。那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忍，那种敏行不言的慷慨，那番“我求你，请你帮助厦门大学”的不悲而切的心音，该是他以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和对精神血脉的承继为原力的吧。今天，这所大学最可以自豪和自矜于世人的，安能有它？今天，这所大学若当有所持守、有所节律，其最可以据者又何所援？

“大”校长林文庆，是“深深埋藏在厦门大学历史中的一块基石”！

1934年年底，六十五岁的林文庆漂洋南下。在校主的公司收盘致厦门大学受困于经费而难以为继的窘况下，他前往南洋为厦门大学募捐，长达三个月。以他当年在南洋华族的尊贵和荣耀，为了这所立于荒野之上的大学，他不惜出言以“我求你，请你帮助厦门大学，为祖国培养建设的人才”。如非大胸襟，何来这不悲而切的心音？十六年里，前半时间他执掌厦门大学时时受学潮所累。究其因由，当是这所大学在西学东渐、并有新文化运动之兴后乃立，而校长个人却以纯粹的儒者情怀襄助倾资兴学以置身其中。其个人之悲情，已是早种前因。除却建校之后他是第三大捐款人，掌校的后半时间则更需为厦门大学的办学经费而殚精竭虑、而辗转劳顿于募捐求助之途，终使这所私立大学可以再延续数年时间，直到1937年无奈转交于政府而改为“国立厦门大学”。这位六十八岁的老人，此时本可以放松心神了，可是旋因战祸逼得他无法“静静陪伴在厦门大学的身侧”，只得以老迈之躯、空囊之资，返南洋避兵锋。

上天却看似有意加乱世于他而令其尽显胸襟之大。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林文庆被迫出面组织“华侨协会”并担任会长，以救援、扶助华人少受凌辱与杀戮。这一年，他七十三岁。也许，正应了那句“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他将壮年时的加一己艰辛而解校主困厄，更演绎为任一身屈辱但求众生解脱。设若，林文庆不曾北渡厦门，继续于新加坡延续和积攒财富与声望，到得日人强霸马来半岛时，他或许尽可远避英伦。则他何来以耄耋之年，为华族利益计，屈身与日倭虚与委蛇，受尽心灵煎熬？后半生的林文庆，自其北渡始，岂不正是以纯正的儒者之身，尽释那“我不入地狱谁入”的佛家情怀，所谓大慈悲也？！

他远非魁伟之人，甚至略显矮小。任何一张合影上都容易看出来。他却显然是具大气魄者。为学涉政、东方西方、主流边缘、古典现代，于他却无所界隔，自可从容往来。他“是点燃海外华人民族主义这把火炬的最重要先驱人物之一”。1900年康有为在新加坡蛰居半年之久，林文庆深得康有为信赖与倚重，不仅对康有为的安全有周密的布置，更对康有为的政治活动大力支持。后来，他又得到晚清政府的信任，出任内务府医务顾问和对外的医务代表。他是以此贡献一己才智于他的故国的，也更是他以文化认同超然于政治纷争的吧。非凡的能量，在他看来斯文、柔弱的身躯上。这正是“南方之强”。到他遇到孙中山后，他的气魄达于至大。他并不完全赞同作为职业革命家的孙中山的政治见解和具体实践，对中华强盛、社会进步自有一己之见并能终身践行之。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两人间的相互知己和亲密关系。辛亥时，他和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四人曾数月共栖一个帐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和军医官，后为卫生部总监督。他和孙中山一起为中华民国而操劳，直到孙中山去职。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职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旋即致电林文庆，委以外交部部长重任。历史像是刻意以戏剧性的方式，令林文庆有机会以他独有的举止，彰显出他的恢宏气度。陈嘉庚也在同时欲将初创的厦门大学全面托付于他。“文治”或“武功”，他须得在之间择其一。“林文庆请孙中山代为定夺，孙中山很快地给林文庆复电：赞成他到厦门大学担任校长。于是，从此以后，厦门大学人人皆知：是孙中山把林文庆让给了厦门大学”。内中情由却是，“孙中山深谙林文庆教育优先的一贯主张，知道林文庆其实内心里早就拿定了前往厦门大学的主意”。他这是一手拂故国大总统的美意；另一手承海外实业家之重托，实实在在地将陈嘉庚与他相约的“须为厦门大学奋斗到死”的誓言，不差一分一毫地履践了。他把他的大视野、大胸襟、大气魄，收缩于知识分子的纯粹的话语方式中，更由此以守护“士志于道”的德性与尊严。

这就是林文庆。他不止是大学校长，他更是大境界的校长。偶或有可与他比肩一媲者，再无能出其右者乎？

鸦片为祸，不止其毒，其祸之甚，于我中华，却是战祸。此后百年，中华迭经危难，屡经生死存亡。以此之故，廿世纪整，仁人志士，穷智竭力，寻中华强盛之路，探万民福祉之策。然则，革命之能量，似已尽释；经济为舟楫，险境无穷。于文化上，前有“新文化运动”，激越至如意图废汉字、倡言“不读中国书”；后兴“文化大革命”，令革命之对象，不限于人身与制度，复及至文化与心灵。所幸，新世纪十年，朝野上下，渐示新机，接续古老的文化传承，汲取悠远的精神给养。此或许可使中华于革命与经济之外，得获最紧要之生机。由是观之，“大”校长林文庆所见、所践，已知先机、早行于前？

何为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何为，亦即知识分子之特质何在及其于生活世界具有何种意义的问题，所牵连者大，却依然争论无定，甚至在知识分子自身也存有楚河汉界般的分异。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所强调的，则是知识分子乃超越现实的善。“大”校长林文庆，正是这超越了现实的善的“理性的儒者”。这样的超越性，惟因其大视野、大胸襟、大气魄而来。

只在这大境界中，大学与学人，才可能摆脱善因其现实性所粘连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只有依凭理想主义的悠远，才能够超越为现实之善的激越；精神的纯净与内心的高远，才可以在凡俗的世界中有所栖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