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王制篇集证》自序

《礼记正义》引卢植说云：“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考《史记·封禅书》云：“文帝召鲁人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王制》，谋议巡守封禅事”。《汉书·郊祀志》同。此《王制》作于汉文时之证。又考赵岐《孟子题词》言：汉文之时，“《孟子》《尔雅》皆立博士”，而《王制》一篇，多掇《孟子》《尔雅》，说书为汉文博士所辑，碻然可征。况巡狩之事，所言特详，与《史记》谋议巡狩封禅合。周尺东田，又系汉制，则《礼记》之《王制》即文帝时所作《王制》也。郑君《三礼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祭祀、养老之法度。”此于《别录》，属制度。《郑志》答临硕问云：“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驳《五经异义》云：“《周礼》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先王之事。”是《王制》作于汉文时郑君虽未明言，然一云出孟子之后，一云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亦未尝定指为周人作也，不得据郑说以非卢说。近儒孙志祖、臧庸均宗郑难卢。孙之言曰：“文帝《王制》非《礼记·王制》，卢以书名偶同牵合之。”臧之言曰：“刘向《别录》云：文帝时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礼记·王制》无言服制、兵制者，则非汉文书审矣。”不知兵制、服制本别自为篇，特本制存而彼篇亡耳。且卢氏为汉人，奚至误解汉事？孙、臧所言，非笃论也。盖《王制》一书，为汉文博士所辑，各出师说，汇为一编，故一篇之中，有古文说，有今文说，不拘于一经之言也。所记之制有虞、夏制，有殷制，有周制，不拘于一代之礼也。不拘于一经之言、故《史记》言其刺六经而成；不拘于一代之礼，故郑君以为所记乃先王之事。是则《王制》一篇与《白虎通德论》例同，乃杂采众家之说、历代之制而成者也。当西汉之初，叔孙通之流皆传古文以昭荀卿之传，及伏生、韩婴、辕固之学盛于燕、齐，而今文之学起。文帝之时，诸经咸立博士，古文、今文，说靡轩轾。故《王制》一篇，兼采今古文说。如首章言“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以天子非爵，与《公羊》制爵三等，今易天子为爵称殊。又言：“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与《公羊》上士、下士制殊。若夫分天下为左、右，曰二伯，郑注以为即周、召分陕事。又言“冢宰制国用”，宰官至周始尊，惟周官以理财属太宰足征。《王制》兼采周制，惟周制与古并举，故郑注《王制》必证某为殷礼，某为虞、夏礼，在当时均有所承。其注周官经，亦兼引《王制》，正以《王制》之中亦有周礼。是则考《王制》者，当首知语本某书为某家之说，继当知此制属某代，然后其说可通。若仅以一家之言、一代之制目之，失其旨矣。近人解《王制》者其误有二：一以《王制》为孔子改制之书，或以为合于《谷梁》，或以为合于《公羊》，不知《王制》所采，不仅今文；所采今文，不仅《公》《谷》谓之偶取《公》《谷》则可，谓之悉符《公》《谷》则不可。一以群经非古籍，均依《王制》而作，不知此乃《王制》依群经而作也。若谓群经依《王制》作，则执流为源。不揣固陋，作《王制集证》，首定某制本某经，以证所采非一家之言；继定某制属某代，以证所辑非一代之制。其所不知，则姑从缺。是亦祖述卢氏之义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