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者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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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高贵的精神【2】

2004年3月,笔者与几位朋友一同去武汉参加关于农村问题的研讨会。91岁的张培刚先生同我等开了一上午会,还共进了极精美的午餐。见到先生依然精神矍铄,颇欣慰,亦颇多感慨。

张老先生是1913年生人,1934年6月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旋即进入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20多岁的张先生才华横溢,成绩斐然。数年之内,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3本著作。1941年秋,先生考上最后一批庚款留学生,赴哈佛大学经济系深造。以其国内研究的深厚功底,先生于1945年12月即获博士学位。先生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被评为当年哈佛经济系最佳论文,交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为“发展经济学”最早的作品之一,后来更被译成多种文字。1946年2月,先生应国民政府之聘,在纽约为国工作。同年秋,周鲠生校长聘先生返国担任母校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元月,先生受聘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一年后的1949年2月,难以割舍为母国学子之师的情怀,35岁的张先生又辞职回母校任教,并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服务。他没料到,满怀育人之志的自己将几十年无缘于学术和讲台。

1952年教育部在全国实行“院系合并”改革。武大工学院被撤销,以其为核心组建华中工学院。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张先生关于市场经济的学问被认为无用,为能“人尽其用”,武大校方委派先生负责华中工学院的基建工作。从此,研究经济学的张先生便留在了工学院。10年基建和总务工作,10年政治课和政治运动,再有10年“文革”。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35岁的张先生已是65岁。65岁的张先生在“工学院”能做什么呢?转眼又是15年。直到90年代末,“华中工学院”变成了“华中科技大学”,这才有了经济系。到1998年,这经济管理学院拼到了教育部的“博士点”资格,先生在85岁高龄当上了“博导”,成了学校的“活广告”。50年蹉跎岁月,一颗智慧的大脑就这样被磨灭了。

午餐中,张培刚先生提到上司兼前辈学长的陈翰笙,感慨不已。张先生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研院社科所,中研院社科所的创始人是生于1897年的无锡人陈翰笙先生。陈先生20世纪初去美国学农学,却因为色盲,阴差阳错学了历史。他1920年得到学士学位,1921年在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1921—1922年在哈佛学习,可算是张培刚先生的前辈校友。因为没钱继续念,陈先生从美国去了战后经济已经破了产的德国。两年后的1924年,陈先生在柏林大学得到博士学位,旋即被蔡元培先生聘为北大教授,并由李大钊先生介绍,加入了共产国际。不久,蔡先生创办中研院,请陈先生负责社科所,开创了社科所的农村调查工作。当时的农村调查,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培养了我国一批有社会主义信念的重要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孙冶方。张培刚先生入所一年后的1935年,陈先生从上海秘密去莫斯科,担任东方劳动大学研究员。陈先生不仅在历史、经济等领域的学术成就享誉国内外,还是共产党的社会活动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却是无声息的贡献。

陈翰笙先生今年高寿107岁。笔者80年代上半期有幸忝列其门下,修习国际政治专业的硕士学位。做学生的,当时深感迷惘:新中国成立之际先生正年富力强,以先生丰富的学识和经验,50年里,既然未担当重要的官方职位,何以再未有重要的知识贡献?后来才知道,业师为西学训练出身,又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观念与早年的“一边倒”(向苏联)政策不尽相容,加上性情刚直不阿,士、仕两途均无发展。与张培刚先生相同,陈翰笙先生亦是极好为人师的。“文革”至改革,先生闲散在家,义务教授英文,“业余弟子”桃李满天下。“文革”后先生在家授业,硕士生单兵教练,每周一课,两小时,内容包括英文、历史和论文写作。其时,先生最不忘提醒的是:(1)帝国主义一定会欺负弱小民族,而且亡我之心不死,战争不可避免,要早做准备。(2)不要忘记我国的农民,不懂得农民,就不懂得中国。这后一条正是张培刚先生在讨论会上的发言主题。陈先生的生日是正月初四。2004年春节,先生107岁生日时,温家宝总理前往医院探望,号召学界认真学习和总结其学术贡献。在这迟来的官方承认之际,先生连亲朋也认不出了。

在午餐中,张培刚先生还提到了他的哈佛学弟兼好友、2003年春天逝世的浦山先生。笔者80年代中期硕士生毕业,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其时浦山刚调任该所所长,故笔者曾为其部曲。浦山在著名的“浦家三兄弟”中行三,亦为哈佛经济系的毕业生,比张培刚先生晚去哈佛两年,1948年得到博士学位。浦山在计量经济学上颇有造诣,当年在美国也是声名鼎盛。与张先生不同,浦山一生信奉共产主义,相信社会主义救中国。他在哈佛师从熊彼特,做学生时就已经是共产党人。这位社会主义信徒深受政府器重,归国后即任周恩来总理的外事秘书,参加了板门店谈判和万隆会议。好景不长,1957年浦山被打成“右派”,自此蹉跎至“文革”,又至改革开放。当他任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时,已经疾病缠身,行路艰难了。

先生名声在外。早年许多外国人向中国政府打听浦山的下落,官方均受命回答:“他已经飞机失事摔死了。”在美国,不少在早年了解浦山智慧的人为之扼腕,声言浦山当年若不归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乃是必然。在若干国际交锋场合,笔者曾见到先生风采,那绝非常人智慧可比,亦令西洋人叹服。自归国到逝世的半个世纪里,浦山并无著名的学术成就。后来虽官至所长,仕途上亦无大成,不过数年就退休了,退休十多年后就离开了尘世。浦山之成为“右派”大约是共和国最荒唐的冤案之一。改革之后,浦山之“左”为圈内人所共知。

浦山先生于笔者既是上司,亦是恩师。笔者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以至后来去美国深造,皆因先生提携。1986年,浦山先生带团出访东盟五国,笔者担任随团秘书兼翻译。归国途中,感于新加坡的经济和社会成就,笔者在飞机上不禁对身旁的先生道:“资本主义也很好啊”。先生突然变得严厉:“难道我们这代人为社会主义奋斗是白费功夫?”与先生谈到周恩来,笔者有欠恭敬之语,立即引起先生的愤怒:“你小孩子家对周总理知道多少?”周恩来为共和国无私地操劳一生,是浦山生活的楷模。周恩来并无子嗣,浦山也没有,陈翰笙也没有。改革后,浦山应邀两度赴美国讲学,薪酬甚厚,却把省下的钱全部上交国家。前一次是1982年,后一次是1996年。在所长任上,浦山夫妇与另一家人合住一套两居室,声言要与所里的同事共甘苦,直到退休才换成小三室住房。1998年,笔者带一班北大即将出国深造的研究生去浦山家“上课”。看到“副部级”干部家徒四壁的景况,学生们无不震惊。可是,虽然陈设简单,那家里却极雅致、极整洁,透出严格西学训练和上海银行家子弟的品位。去年,参加那次“课”的学生之一在哈佛获得了博士学位,归国效命。如浦山以周恩来为人生楷模,那学生以浦山为人生楷模,出国前一天去探望浦山,答辩后的第二天就飞回了北京,却无缘再见到他。

20世纪初的哈佛,20世纪中的哈佛,20世纪末的哈佛,都有我国最出色的人去学习,回国效力。然而,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呢?从陈翰笙、张培刚到浦山,多少海外学子怀着一腔报国之志归国服务,却在政治运动和人事纷争中蹉跎了个人前程。他们可曾后悔?

笔者曾询问陈翰笙:“当年为何要去美国学习?”他的回答很简单:“偶然吃到外国桔子,很好吃,想让我们中国老百姓都能吃上洋品种的桔子。”我又问他:“既然对共产党的政策有那么多批评,为什么还要加入共产党?”他的回答还是很简单:“为了打倒军阀,让中国不再受欺负。”1989年6月下旬,笔者也询问浦山:“您对回国后悔吗?”浦山反问道:“你认为我会后悔吗?”他随即给我讲了个故事。美国经济学的右派泰斗弗里德曼是浦山在哈佛的老友,80年代来中国开学术讨论会,点名要浦山去,欲为他们当年的激烈争辩分个胜负,做个了结。会上,浦山自豪地对弗里德曼说:“快半个世纪了,你的知识一点都没进步,中国的今天难道不是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的成功,证明了你是错的吗?”我想,当身上覆盖着中共党旗安然离去时,浦山是无怨无悔的,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建设强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那是个高贵的共产党员。在华中科技大学与张培刚先生共进午餐时,笔者向张先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您对回国这半个世纪后悔吗?”他的回答是:“怎么会呢?子不嫌母丑啊!”他还说:“个人命运的沉浮是难以驾驭的,是社会历史规律导致的。”张先生为当时在座的晚辈们口述一联,曰:“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以全看透,须有所作为。”横批是“看待人生”。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陈翰笙、张培刚、浦山,三位哈佛学子的才干被其兄弟们倾轧攀爬的雕虫小技淹没了,无力对抗中国社会的规律。但是,他们在祖国的一生,本身就是大学问、大贡献。老兵不死,只会逐渐凋零,但他们的高贵精神薪火相传。于是有了代代海外学子,不顾个人的待遇前程,归国效命,不绝于途。那是什么精神?是孝道,是认国家民族为母,子不嫌母丑,回来尽孝心的大道。兄弟阋墙,立场观念不同,生存方式不同,但孝心相通。当学子们谨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中华就成为世界最大之国,其文明博采众家,而且万世一系,绵延不绝。

(2004年3月11日)

又记,

笔者写完这小文后的第三日——3月13日,业师陈翰笙先生去世了。先师有书面遗嘱:身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骨灰撒入富春江。他的家全然与我20年前在那里读书时一模一样,从未“装修”过,一件新家具没有,连书桌摆放的位置都没变。“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先师去也,师情犹浓,遗像如生,教诲不敢忘。睹旧物,思故人,满心的惆怅,更有满怀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