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愿景与政策选项
在1985—2015年期间，整个世界与禀赋相关的部门专业化模式都得到加强，原因是贸易成本和合作成本的下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变得更为技术密集。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变得更为工业化，它们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增加，但是这一进程集中于土地稀缺的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土地富足的发展中地区，工业化发展停滞，甚至陷入衰退，而在土地稀缺的南亚国家，工业化则被低识字率、弱基础设施所拖累。
部门结构在未来会如何演变？这对于加速发展的政策寓意是什么？世界经济的前进方向在当前是不确定的，原因包括政治动荡、去碳化和自动化方面的争议（Ford，2015），以及关于持续性经济停滞的担忧（Mayer，2016）。然而HO理论为分析提供了框架，其中部门结构取决于三个因素：各国间无法流动的要素禀赋（技术、土地和劳动力）；不可流动要素密集程度在不同产品间的区别；以及国际贸易的壁垒高度。上述因素的变动会导致部门结构发生清楚定义的改变。
在这一模型中，贸易壁垒高度的变动将使世界经济从一种结构均衡转向另一种，在调整期过去之后，将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变动。在1975—1985年的停滞之后，1985年以来世界贸易占GDP比例上升的趋势在2011年后平息（WTO，2015），这或许意味着全球自1985年开始的应对壁垒下降的结构调整已经完成。[38]
政治反对浪潮可能会逆转政策壁垒下降的趋势，比如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IPP），尽管这种反转的幅度可能要小于19世纪第一波全球化后（Williamson，1998）。然而，交通和信息技术将会不断得到改善，更大范围的服务将会变得可贸易，而且在许多缺乏足够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巨大的降低非政策壁垒的努力空间。全球经济结构会进而继续按照禀赋呈现强专业化态势，并且朝着这一方向进一步深化，尽管或许不会太快。
基于禀赋的专业化，部门和生产细节将会发生不可避免的改变，且并不仅仅是自动化的结果。如其他可供交易的资本品一样，各个国家在将来能够以差不多的价格获得机器人，因此机器人本身并不能赋予一个国家对于另一个国家的优势。然而，机器人能够通过改变某种商品的非流动要素密集程度而改变全球在这种商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分布模式。例如，如果技术工人和机器人合作能够比非技术工人更有效率地制造鞋子，制鞋业的比较优势就会从技术稀缺的国家转向技术富足的国家。而且，由于机器人自动化使得产品间技术密集程度缩水，自动化也会使国家间基于技术禀赋的贸易量缩水。
由于相对要素禀赋的变动，全球比较优势的现状也会转变，地区转变会较慢，但单个国家的转变会比较快。尤为重要的是，在未来十年左右，中国的相对技术富足程度将会上升，如同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的那样。届时中国制造业的构成将会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生产活动转向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产品生产活动，而这一切已经开始发生了。
这一结构转变将会使中国面临直接与OECD国家竞争的局面（后者已经专注于技术密集的制造业生产），且将会使世界技术密集型制造品的价格相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品下降，与过去30年的趋势形成对比（Fu et al.，2012）。世界价格的这一变动将会降低OECD国家技术工人的工资（以及所有国家的技术工人相对非技术工人的工资）。然而，这一价格变动以及与它相关联的OECD国家制造业产出下降，将会被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高收入需求弹性所抵消，甚至发生逆转（Caron et al.，2014）。
其他土地稀缺的发展中国家会占据由中国空缺出来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空缺（Wood and Mayer，2011）。它们的制造业部门产出和就业占比，尤其是正式就业占比，相对初级生产活动将会上升（而且，世界劳动密集型制造品价格上升，或至少停止下降，非技术工人将会相对受益）。印度在基础教育、基础设施和其他政策上弥补失去时间的努力是否会使其接手中国此前的大部分制造业份额，抑或是其他国家获得了大部分份额，比如可能是其他南亚或东亚国家，或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土地稀缺国家，仍有待观察。
富国比穷国人口增长更慢，将会使二者的土地—劳动比更为接近（见图3-2）。根据预测，到2100年，非洲和亚洲在这一比例上的巨大差距，将会下降三分之二（United Nations合国，2015，表1）。但是如过去的千年那样，各国土地—劳动比的差异将仍会是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Wood，2003），而本章所讨论的土地稀缺国家与土地富足国家之间的相应部门结构差异也会持续。
通过提升专业化，国际贸易放大了这些差异，并使土地稀缺国家与土地富足国家在积累技术和资本的过程中遵循不同的发展路径（Wood，2003）。特别地，一个土地稀缺的国家开放贸易后，会经历在劳动密集型狭义制造业实现专业化的过程，而一个土地富足的国家则更可能发展初级产品加工业，不出口狭义制造品，直至该国达到更高的人均技术水平，而到那时，其制造业比较优势将会位于更技术密集的产品。
土地稀缺的国家一般比土地富足的国家更富有：简单跨国人均GDP对应人均土地面积的弹性约为-0.2%，且在统计上显著，1985年和2014年皆是如此。[39]反向关系在控制了平均受教育年数之后消失了，表明土地富足国家之所以更贫穷，是因为它们的受教育程度更低。这并非巧合：在非技术密集的初级产品部门实行专业化，将会减少对教育的需求（Blanchard and Olney，2016）。这也是国家治理的质量对于土地富足国家的成功发展比对于土地稀缺国家更为重要的原因（Mehlum et al.，2006）。
图3-7给出的区域加权平均数给出了一个不同的印象。在1985年，土地富足的地区比土地稀缺的地区更为富有，到了2014年仍是如此。[40]但是土地稀缺发展中地区更快的人均GDP增长速度缩小了二者之间的差距（而且使它们均按比例接近世界最富有地区，也就是土地富足OECD国家的水平，而这一现象在土地富足发展中地区均没有发生）。[41]换个角度说，亚洲的快速增长是世界初级产品相对价格上升的原因之一，这使得土地富足国家的贸易条件以上述数据无法表现的方式得到了提升，进而受益，并且在未来会持续如此。
图3-7 1985年和2014年人均GDP（2005年不变价格，千美元）
图3-7还显示，土地富足和土地稀缺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均远低于它们在OECD中对应的国家，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需要这两组发展中国家在许多同样的层面上实现提升。甚至是在贸易政策的领域，最优的实践也几乎是一样的：改善基础设施和减少非政策壁垒，支持出口商，避免严重扭曲的政策壁垒，非常谨慎地使用部门产业政策，警惕分配效应，尤其是针对穷人的分配效应。
然而，一些发展政策的细节，在两组国家当中确实存在不同（Wood，2003）。土地富足国家需要在供给侧做出更多努力以提高本国的受教育水平。它们需要更多的人均基础设施，因为它们的人口密度更低。它们的训练和研究应该更加具有自然资源导向的特点，并且应该更注意减少土地拥有者和其他资产拥有者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在所有这些方面，以及它们各自优先事项的重叠领域，来自国际社会的明智援助将会同时使这两组国家受益。
注释
[1] 作者简介：阿德里安·伍德（Adrian Wood），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英国国际发展部前首席经济学家，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教授。该文的英文原文是阿德里安·伍德教授为联合国大学发展经济学研究所（WIDER）所写的报告，经作者和WIDER授权中文版在本书发表。本文由顾思蒋翻译、夏庆杰审校。
[2] 文献综述可见Wood（2009）、Romalis（2004）、Chor（2010）以及Rotunno和Wood（2016）。
[3] 统计附录的内容参见以下网址：https://www.wider.unu.ed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Working%20paper/PDF/Wood-WIDER-data-appendix.pdf。
[4] 苏联占到了FSS组人口的一半以上，但是俄罗斯的人口仅占到三分之一。2015年其他地区人口占比最大的国家是巴基斯坦（占到了其他南亚国家组的44%）、印度尼西亚（占到了其他东亚国家组的34%）、巴西（占到了拉丁美洲组的33%）、日本（占到了土地稀缺的OECD国家组的24%）、埃及（占到了中东与北非国家组的18%）和尼日利亚（占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组的18%）。地区总量占比或比率（例如拉丁美洲制造业占GDP的比例）能够被解释为该地区国家占比的加权平均，所用权重在各变量间不同。例如，GDP的部门占比，用各国GDP来作为权重，而部门在出口中的占比则用该国总出口量作为权重。
[5] 此处的关注点在于出口结构，忽略了进口结构，虽然后者在理论上也同样重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不如前者那样与禀赋有着紧密的联系（Owens and Wood，1997）。
[6] 这一点在农业中尤为明显。矿产品通常只占到很小面积的土地，但其依赖于大范围矿产储备的存在，而这一可能性可以由所考察国家的土地面积所代表。
[7] 技术密集性的差异记录于统计附录的A小节。
[8] 如果表3-1采用总出口数据进行计算，这些制造品出口占比的变动符号将会保持不变，除去拉丁美洲国家的小幅减少（-1.1）会变为小幅增加（+1.4）外。
[9] 基于来自WTO的出口单位价值计算（2015，表A.1）。
[10] 出口率的变动与禀赋的变化完全不存在相关性。
[11] 表3-2B中受教育程度的负系数表明经加工初级产品的技术密集程度比狭义制造品更低，但是这一结论并不稳健，且在三分之一的国家并不成立，这些结果可见统计附录A小节中关于教育的分部门数据。
[12] 这一由南非引起的扭曲上升在区域出口率的计算中占到了很高的权重（原因是该国占到了这一区域狭义制造品出口的很大一部分），但是在区域平均受教育年数的计算中权重很小（原因是该国的成人人口仅占到这一区域的很小一部分）。南亚自身的数据点位于更右边的位置，距离跨国回归线更近。
[13] 统计附录中的A小节显示，在14个欧洲国家，即使到2000年，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部门的受教育程度仍然等于甚至低于劳动密集型部门。如果我们允许在定义上采取隔离的做法，那么电脑、办公和通信用品出口（SITC 75-77）在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国家被分类为技术密集型，而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国家则被分类为劳动密集型。
[14] 总体而言的服务，包含贸易服务和非贸易服务，在平均意义上比产品更为技术密集，这一点在统计附录的A小节有所讨论和记载。
[15] 出口回归的斜率更为陡峭是因为国内需求的构成在国与国之间比产出变动更小（因此贸易的构成变动更大）。此外，贸易壁垒使得充裕要素密集型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相对更为便宜，因此测算出来的部门产出价值比例，会比按照产量计算的比例小一些（这一减小的幅度比出口大一些，因为后者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与在各国相比差异更小）。然而，这一内在价格的变动性也减少了出口构成的多样性，原因是前者导致了国内需求的多样性，这会吸收一部分禀赋多样性。
[16] 比较部门出口和产出比例非常复杂，因为制造业出口的国内价值增加，有一部分来自非制造业部门（WTO，2014，图C.11）。
[17] 如果在表3-5B的回归中加入人均收入增长，其系数并不显著，因为增长是与禀赋相关的。如果放弃OECD国家和FSS国家的数据，回归结果也相同。
[18] 如表3-5C的第三个回归中受教育程度的负系数所显示的那样。
[19] 以上陈述基于从世界发展指数和联合国国家账户合计数据库中大略计算获得的区域可比较均值。罗德里克（Rodrik，2016）指出，世界制造品价格的下降会抑制制造业的产出和就业，而这一效应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向同一方向起作用的，不论这些国家的土地是富足还是稀缺。
[20] 然而，从所有国家来看，制造品占GDP的比例与人口规模的正向关系略微减弱了一些（表3-5C）。
[21] 未加权均值中制造品所占的比加权均值更低的比例，主要是被更高的初级产品比例抵消了，而非更高的服务比例。
[22] 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转折点在所有制造业的回归中是18年，而在正式制造业的回归中则是23年。
[23] 在1985年，制造业/初级产业劳动密集比例并未与受教育程度存在二次相关关系，但是在2014年这一关系存在，尽管这一关系的显著成立只存在于所有制造业回归中（该回归的拟合程度也提高了）。
[24] 服务业就业比例的改变，也显著地与制造业/初级产业就业比例呈正相关关系。
[25] 这一转移由表3-3的出口比例反映，记录于Sen和Das（2015）。
[26] 如果用ILO WESO数据计算，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所有制造业就业数据也在下降。
[27] 墨西哥在拉丁美洲总制造业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1985—2014年间增长了16个百分点，达到52%，这是基于其比美国更低的技术/劳动比例，也是因为该国与庞大邻国的合作、贸易成本被NAFTA降低。墨西哥的正式制造业就业，在拉丁美洲中的占比和在墨西哥国内所有就业中的占比，也都上升了。在表3-3中，在1985—2014年间，拉丁美洲经加工初级产品占所有制造品出口比例的下降，也主要反映了墨西哥制造品出口的扩张，2014年，94%的墨西哥制造品出口是狭义制造品。
[28] 所有制造业占就业的比例与成人人口规模正相关，但是正式制造业占就业的比例却并非如此，原因是正式制造业的就业数据忽略了许多小而贫穷的国家。
[29] 比本章更好的检验，应该是将单个国家在该时期内的部门结构和禀赋之间关系的变动，与贸易壁垒的变动联系起来。
[30] 这一水平上的二次关系既存在于所有制造业，也存在于正式制造业，既相对于初级产品存在，也相对于其他所有部门存在。然而，负的二次项系数在2014年的回归中显著，且二次回归的拟合在2014年比1985年更好，但仅仅在所有制造业的情况下成立（后者的数据涵盖更多国家：111国，相比之下，正式制造业的数据仅包含82国）。
[31] WTO（2014）回顾了全球价值链的相关证据。术语“合作成本”源自Anderson等（2006）。相关理论见Markusen（2001）以及Baldwin和Robert-Nicoud（2014）。
[32] 这一时期开始和结束时的全球比较优势模式，可能也部分由于早先的禀赋偏移的技术转移。有利可图的出口机会致使现代农业和矿产技术向土地富足的国家转移，对于那些不适合欧洲人定居的国家来说，它们的基于禀赋的初级产品生产比较优势得到增强。而在那些欧洲人定居的土地富足国家，制造业技术也得到转移，因此在这些国家中，比较优势受到的影响更为温和（Wood and Jordan，2000）。
[33] Owen和Wood（1997）注意到了初级产品加工业和其他类型制造业之间的相似性。Davis（2010）发现，一国在初级产品加工上的比较优势取决于其狭义制造业活动的发展程度，以及其技术和土地禀赋。
[34] 另一个导致制造业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环境政策的收紧。对于这一假设的计量经济学证据有限且混杂（Copeland，2013），且那些最明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肮脏”产业，而是例如服装、制鞋以及电子设备组装等产业。
[35] 潜在的可供探索的数据源包括GTAP（部门增加值的地租占比）、ICP（房屋租金）和世界发展指数（资源租金）。
[36] 例如，Cline （1997）、Wood （1998）、Edwards和Lawrence （2013）以及Autor等 （2016）。
[37] 文献综述可见Anderson （2005）、Goldberg和Pavcnik（2007）以及Harrison等（2011）。
[38] 尽管贸易增速放缓也有其他原因，分析见IMF（2016）。
[39] 这一关系对于人均收入差异的解释力很小，但其在不包括异常高或异常低的人均土地面积的国家时很稳健。
[40] 这一跨国模式反转的发生，部分是因为土地富足地区起初受教育程度更高，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在土地稀缺的国家中，更富有的国家往往更小，而在土地富足的国家中，更富有的国家更大。
[41] 与寻常关于“资源诅咒”的解释相对应。关于这一点，简明的文献综述和不同的实证角度，可见Smith（2015）与McMillan等（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