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什么是结构转变的驱动力？

如前文所显示的那样，在这一时期的开始和结束，各区域和国家的出口、产出与就业的部门构成反映了各自的要素禀赋，即与HO理论相一致的路径也一致。然而，在1985—2014年快速的全球化期间，部门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节考察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关注产品部门（因为服务部门比例的变化主要源自国内力量的驱动）。

跨地区的制造业出口、产出和就业变动模式总结于表3-8。其中最为令人惊讶的特点是，在土地富足的地区，所有的数字都是负的，而在土地稀缺的地区，除两个地区以外所有的数字则是正的。一个例外是印度，即使出口和产出比例大幅上升，正式部门就业比例却没有变化，反映了印度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方面的不足。另一个例外是土地稀缺OECD国家就业的下降（土地富足的OECD国家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活动转变。

表3-8 1985—2014年制造业占比变动（%）

续前表

注：数据来自表3-1、表3-4、表3-6。出口、产出数据的占比是根据制造品占产品总量（制造品+初级产品）的比例计算的。就业数据则是根据正式制造业在整体经济就业中的占比来计算的。

两个制造业就业比例上升幅度最大的土地稀缺地区（中国和其他南亚国家）同时也是制造业出口比例上升最大的地区。在拉丁美洲，相似地，尽管产出比例大幅下降，制造业占就业的比例和出口比例都没有减少太多，原因是该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美国出口的增长。尽管制造业出口比例大幅下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MENA的制造业就业比例减少幅度甚至更小，但这仅仅是因为它们起初的制造业就业规模就很小。

一个对于这些变化的标准HO解释是，减少的贸易壁垒致使各国部门结构更为紧密地与它们的要素禀赋相关联，在这个重要方面，实证证据与这一解释是符合的。几乎所有的国家对贸易都更为开放了，土地富足的国家（相对于制造品而言）更为专注于初级产品的生产，技术富足的国家则更为专注于技术密集型制造品的生产。^[29]然而，由于两个相关的原因，以上解释不可能是故事的全貌。

首先，部门结构与禀赋之间的拟合程度并不总是得到改善。在大多数出口结构比例上，2014年跨国回归的R2比1985年高，尤其是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比例。但是它们在产出或就业结构比例中却并未变得更高，尽管这些比例仅限于制造业/初级产业层面，因为制造业产出和就业的技术构成缺少数据。

其次，有一些部门结构转变的发生是因为与禀赋的关系变动了：跨国回归的斜率变得更为陡峭了。在土地/劳动层面尤其如此，这样的变动显然加强了土地稀缺地区在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土地稀缺地区出口、产出和就业中制造业比例的增加，土地富足地区相应比例的减少，并不仅仅是因为减少了由禀赋预测的结果与真实结果之间的差距，同时也因为预测结果本身产生了变动。

在技术/劳动层面，证据变得更难以推测，因为如前文所述，斜率系数的变动部分反映了可能并不真实的穷国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然而，1985—2014年技术系数的提高，在技术密集/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出口回归中幅度尤其大，这表明，除了由提高的R2显示的现实与预测制造业出口品技术组合差距的缩小之外，技术富足国家在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制造品上的比较优势也加强了。这一推断得到了这一时期跨国存在受教育程度与相对制造业劳动密集程度之间的二次反向相关性的支持。^[30]

这些事实表明这一期间的部门结构转变，不仅源自贸易成本降低，也受到合作成本降低的驱动。更为确切地说，国际商务旅行、通信的成本降低，管理体系的提升，使得发达国家的高技术工人能够更为紧密、有效地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进行合作。某些合作的增加来自跨国公司内部，但也有很多是以独立公司之间的合约关系存在，而这些公司之间以快速扩张的全球价值链网络（以及通过大幅增加的零件、组件贸易）互相联结。^[31]

于是，合作成本的减少允许了禀赋偏好的国际技术转移（在设计、市场营销以及生产方面）。更具体来说，它使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诀窍能够从技术充足的发达国家流向技术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而在后者中，主要是流向土地稀缺的国家，因为它们的禀赋组合提供了通过使用技术诀窍、为世界市场生产出口品而获取利益的最佳前景。^[32]

与这一推论相一致的是土地稀缺国家（相对于土地富足国家）的制造业/初级产业人均产出比例的上升。由于产出是通过价值增加来计算的，这一转变反映了人均技术、人均资本、制造业技术和资本回报率某种组合的相对增加，正如引入一种更好的技术所预期的那样。这一技术转移解释同时也契合Rodrik（2013）对制造业正式部门劳动生产力无条件收敛的发现。

技术转移的禀赋偏好能够同时解释为什么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向土地稀缺国家转移，以及为什么非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向技术稀缺的国家转移。进一步地，尽管大多数技术转移发生在狭义制造业，其效果也可能溢出至其他工业部门，也能帮助解释为什么土地富足的国家明显失去了在初级产品加工业中的比较优势。^[33]此类技术转移同时也能帮助解释为什么土地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比土地充足的发展中国家增长得更快（将在稍后详述），原因是技术转移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刺激了投资，并且强化了将资源再分配至更具生产率部门的力量（McMillan et al.，2014）。

具体发生了什么，在各国、各地区之间很不一样，取决于它们各自起始的贸易成本、合作成本水平，以及这些成本减少了多少（对上述因素各种水平、变动可能组合的分析，见Wood，2002）。当然，一些技术和土地均稀缺的国家被排除在转移之外了，原因包括缺少基础设施、制度薄弱或是内战。因为很多与贸易成本或合作成本无关的原因，结果也各不相同，这些原因在我们分析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经历时需要被纳入考虑范畴。^[34]不过增广的HO框架，在包含了合作成本以及贸易成本之后，为1985—2015年间世界范围内的结构转变模式提供了清晰、合理的大略解释。

这一世界范围的模式究竟有多少可以简单地归因于中国？如前所述，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制造业比例的提升中贡献了很多——70%的当前价格产出，60%的正式就业。忽略中国将会使发展中国家部门结构转变总量产生较小但是显著的差异：制造业占GDP的比例在1985—2015年下降3%，而非保持不变；正式制造业的就业比例则会保持不变，而非上升2%。忽略中国（仅此一个观测值），几乎对回归没有影响，回归线常常会经过区域总量的点。因此，部门比例如何随禀赋而改变，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是相似的。

然而，中国的增长，并非仅仅是对全球总量的一个增量：如果中国一直保持自给自足的非市场经济，其他国家在这段时期中发生的结构转变很可能大不一样。中国的贸易开放有效降低了全球土地/劳动比例，提高了受过基础教育工人占全球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使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从制造业转向初级产业，尽管在大多数例子中这一转变幅度并不大（Wood and Mayer，2011）。简而言之，如果中国始终保持封闭，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会变得更工业化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