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论证
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生于1942年）是美国的一位新马克思主义者。他具有坚定的反资本主义立场，同时对社会主义怀有强烈的理想期待。他希望从理论上深刻论证资本主义的不合道德性，并通过对比的方式彰显社会主义的道德合理性。施韦卡特弘扬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代表作是《反对资本主义》。
一、乱世之秋的新马克思主义者
施韦卡特的《反对资本主义》是在1989年至1991年间那个乱世之秋撰写的，当时正值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特殊历史时期。
众所周知，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震动了整个世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曾经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互竞争、相互抗衡、相互对峙，并形成势均力敌的冷战态势，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突然倾覆，这确实在整个世界引起了海啸般的震动。这种震动更多的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震动，因为它不仅把整个人类从冷战的思维定式中惊醒，而且驱使人类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在当时，有些人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大面积崩溃欢呼雀跃，有些人则因此而陷入难以自拔的悲观主义深渊，但仍然有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保持着执着、坚定的信念。施韦卡特就是这样一位美国思想家。他知道，当时很多人鼓吹社会主义大势已去，这种看法是当时的主流思想。相比较而言，他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的做法是“逆潮流而动”的表现。他说：“毋庸讳言，这本书[40]是逆潮流而写的。人人都知道，现在流行的一种观点是，社会主义死了，共产主义亡了，我们也看到‘讣告’了。”[41]
正如施韦卡特所说，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美国许多著名哲学家确实站出来庆贺社会主义的破产和资本主义的胜利。美国哲学家托马斯·纳格尔就曾毫不掩饰地说：“共产主义已经在欧洲被击败。我们在有生之年也可能看到它在亚洲的失败。”[42]理查德·罗蒂也曾非常露骨地说：“对我们这些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得经历好长一段心理调适期，才可理解‘社会主义’这个词已经丧失光彩了。这个词所遭遇的命运，就像是其他许多的词，它们所拥有的光彩和力量都来自一个这样的观念，即：资本主义的替代物是伸手可及的。我们将不得不放弃使用‘资本主义经济’这一术语，就仿佛我们已经知道了一种运行起来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看来是如何如何的。”[43]可见，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确实对20世纪末的西方国家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施韦卡特坚信社会主义终将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他说：“由于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它不仅富有生机活力，而且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因此，资本主义不再拥有一种有效的合理化证明，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伦理道德上的。”[44]不过，他也看到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艰难性。他甚至认为这种“取代”在当前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指出：“在眼下，我们之所以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并不是因为除资本主义以外就不存在一种充满活力的理想之物，而是因为那种从现存社会秩序中获得既得利益势力还太强大了。问题就这么简单。”[45]
施韦卡特认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发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实行僵化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它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本身就存在很多弊端；另一方面，它们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结果。他说：“稍加反思，我们就能看到：东欧那些如此快地拥抱资本主义议程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既没有道德上的人格，也缺乏知性上的自信心，没法抗拒来自西方一流学府里著名经济学家所策划的政策，这些政策当然得到了美国和西欧政治和财政实力的支持。”[46]
施韦卡特高度肯定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他认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胆试验，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的世纪。在他看来，虽然当今中国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力比不上美国，但是他相信中国正在尝试的社会主义有它自身的合理性，只要中国借助适当的机制体制来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和工人自我管理的权利，“中国案例”就一定比“苏联案例”更合理，更鼓舞人心；他还希望世界各国都走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他看来，地球上深受贫困之苦的人们都渴望有一种充满活力的发展战略来引导人类社会的发展，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处处担惊受怕的工人也渴望有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合理的、民主的经济制度。这样的经济制度应该是具有德国特色、法国特色、意大利特色、瑞典特色、英国特色、日本特色或美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施韦卡特的社会主义信念是市场社会主义信念。他似乎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首先是通过它的经济基础体现出来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拥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必须实行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倡导的以按劳分配为主导的分配原则；否则，它的经济基础就一定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国家也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在施韦卡特看来，工人阶级乃至整个人类的真实而持久的利益最终会克服一切阻力。这就是施韦卡特的社会主义信念。他坚信，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这让我们想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结尾处说的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7]这种社会主义信念无疑是推动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
二、资本主义合理性不足的事实
在《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施韦卡特试图回答一个看似容易、实则不易的问题：资本主义能够得到辩护吗？
毫无疑问，许多人曾努力解答上述问题。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紧密相关，所以有些西方思想家（如托马斯·霍布斯）就试图通过诉诸人的自私本性来为资本主义的道德合理性提供辩护；但他们发现，如果将人的本性完全归结为自私利己，那么人的利他行为将难以得到解释——毕竟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人是甘愿成为利他主义者的。正因如此，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试图改变辩护策略。他们的辩护策略是：如果将人的自私本性归结为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同时又将同情他人的怜悯之心归结为人类道德情操的内在规定性，那么自私本性和利他本性就可以在人类身上达到统一。这种辩护策略看似合理，其实也站不住脚，因为它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家总是要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在施韦卡特看来，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为资本主义辩护，都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市场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同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在形式上的相同点：一个统治阶级掌握着生产工具，而被统治阶级则从事生产活动”[48]。
20世纪末期，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哲学家也站出来为资本主义辩护。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暗示，只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适当的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就可以变成公正的社会。他立足于当今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土壤来建构他的正义理论。虽然他知道美国社会存在深刻的分配不公现象，但是他并没有对美国社会进行根本性的否定，而是仅仅要求按照普遍有效的分配正义原则来设计和安排社会制度。虽然罗尔斯并没有把“社会制度”等同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但他毕竟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语境中来探讨分配正义问题的。他试图在美国宣扬和倡导制度改良主义的立场是昭然若揭的。施韦卡特对罗尔斯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罗尔斯在宣称某些形式的资本主义可能具有公正性的同时又承认某些形式的社会主义也可能是公正的，这本身就说明他对资本主义的公正性缺乏自信。
施韦卡特反对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做法。他提供了四个理由：
第一，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但资产阶级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真正贡献者。首先，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给定技术水平的、完全竞争的世界，资本家在不冒任何风险、不革新、不牺牲和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的条件下就可以牟取暴利，因此他们没有对边际产品的生产作出任何贡献。其次，以企业家身份出现的资本家参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总是充当资本的提供者，但他们不仅从来不参加实际的生产活动，而且总是凭借手中的资本力量对那些直接参加生产活动的工人进行无情的剥削。最后，资本家仅仅在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投入资本，但他们却要无限地从工人身上榨取利息和利润。事实上，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寄生虫。
第二，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但它往往是社会不公正的始作俑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大部分人参与生产的方式就是向那些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主义集中表现为一种社会制度设计和安排，但这种社会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本质上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特权服务的，其理论依据是——如果个人能够合理合法地说明他对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和他的劳动成果的所有权，那么他的私有财产所有权就是合理合法的。这种理论是围绕所谓的“权利”概念展开的。表面上看，它强调权利的平等性，宣称每个人都具有平等占有社会资源、转让社会资源的自由和权利，体现了社会资源分配在权利上的公正性，但由于它无法保证个人权利能够在同等条件下得到维护和实现，所以基于平等权利的公正性诉求其实只是一句空话。这就如同这样一个事实：每个达到基本条件的美国人都有竞选美国总统的权利，但如果没有实力雄厚的财团提供资金资助，他们竞选美国总统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吗？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缺乏自我完善的能力。资本主义社会有许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难题，例如“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的矛盾就难以彻底消除。一直以来，虽然新旧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彻底否定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但是他们在绝大多数时候一致认为应该让经济尽可能自行其是地运行。在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者看来，一切市场经济活动都必须围绕“消费”来展开，因为消费者是“上帝”或“王”。消费者是市场经济的启动器，他们通过从市场上购买商品和服务来表达他们的需要和兴趣，从而使市场经济处于运行状态。在理想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消费者是“王”甚至上帝，而企业家的责任就是千方百计地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要。然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消费者其实不是单纯的消费者，他们往往还是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企业家为了生产不得不付给土地所有者租金，付给资本所有者利息，付给劳动力所有者工资，而所有这些费用都由无处不在的市场供求法则来决定。市场供求法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无处不在，但又不容易被人察觉。正因如此，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很容易变成一个盲目性滋生蔓延的场所；也正因如此，凯恩斯主义者主张用政府干预的手段限制市场经济的放任自由，以使政府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发挥计划管理的功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经历了从主张“放任自由”到强调“政府干预”的转变，但后来又发现难以把政府干预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因此主张实现“放任自由”和“政府干预”有效结合的折中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受到了吹捧。但近些年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又以铁的事实证明了这种折中主义的失败。事实说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无法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即个人生产以及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有计划性与社会生产的盲目性和无计划性之间的矛盾。
第四，资本主义社会在放任自由政策主导下实现的经济增长不具有合道德性。以放任自由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会引发很多伦理问题。首先，它在面对失业严重和不合理推销的群众性组织时显得脆弱无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失业问题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不合道德甚至非法的营销活动也非常严重，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合理性。其次，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增长与人们的幸福追求背道而驰。“幸福”是衡量经济增长是否具有道德合理性的试金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增长完全建立在物质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基础之上，它突出“物”的价值，却将人类的幸福源泉完全摧毁，因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背景下，人的幸福是无法得到保证的。
哲学家不会轻易肯定某种东西，也不会轻易否定某种东西，因为他们知道，无论肯定还是否定某种东西，这都需要充分的理由。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缺乏道德合理性基础。为了提供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他对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进行了深刻批判，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他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他是通过驳斥自由放任主义的合理性来反对资本主义的。除了进行上述理由分析之外，他还将他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归纳为九个方面：（1）自由放任主义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2）自由放任主义破坏了消费者的自主权；（3）自由放任主义鼓励了不正当的经济增长方式；（4）自由放任主义促进了不适当的增长；（5）自由放任主义导致了经济的不稳定；（6）自由放任主义限制了人的自由；（7）自由放任主义产生了过分的不平等；（8）自由放任主义与民主是相矛盾的；（9）自由放任主义使劳动人民不可避免地发生异化。
施韦卡特的《反对资本主义》是一部主题鲜明的著作。在该著作中，他旗帜鲜明地表达他自己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态度。他曾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说：“我决定把这本新书命名为《反对资本主义》，以此来强调一个事实，它是与当时凯歌高奏的亲资本主义情形针锋相对的。”[49]正如他自己所说，《反对资本主义》一书是批判性的，它对资本主义的消极性特征提供了一个概览。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别无选择”的东西，因为它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人类有理由否定它，并寻找它的替代物。
恩格斯说过：“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50]。这体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它告诉我们，经济解放是人类解放事业的第一要务，也是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需要关注和重视的第一要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怎么样，这是由它的经济关系状况即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状况决定的。
施韦卡特深谙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学说，因此，他对资本主义的“反对”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为立足点的。他显然知道，要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的道德合理性基础，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而应该直捣它的根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是以建立和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根基的，而这一根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确立和运行总体上又建立在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基础之上。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主要表现是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但西方人的物质欲望也被空前地激发了出来，尤其是那些以压迫和剥削工人为生的资本家变得更加贪得无厌。他们掌握着生产资料所有权和资本力量，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具有绝对的控制权，由他们操控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因此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万恶之源。经济上的不平等、不公正等催生政治和文化上的不平等、不公正，从而使整个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在不合伦理的状态下存在。因此，只要从理论上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不合道德性，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就会被摧毁。
三、经济民主与市场社会主义
既然资本主义不具有经济和道德的合理性基础，那么它就应该被某种替代物所代替。施韦卡特认为，这种替代物只能是旨在充分体现“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
施韦卡特设想中的经济民主是一种制度化的东西，即基于法律制度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体制，但它的实现需要诉诸改革。这种改革具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它毕竟是一件利益攸关的事情。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和维护广大工人的利益，但它必然会遭到来自资本家的巨大阻力，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筑起了深沟高垒，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发动一场强有力的、忠心不二和充满智慧的政治运动”[51]。不过，施韦卡特相信这种改革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原因如下：
第一，这种改革可以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经济民主制转变似乎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但正视这种转变的可能性是必要的。在施韦卡特看来，如果一个社会主义政府足够强大，有足够的民意支持通过和强制推行它想要的法律，那么它就可以通过以下的法律规定来保证经济民主制的贯彻落实：（1）所有以资产为基础而获得的收入都是禁止的和无效的。这一法律规定禁止公司给持股者分红，禁止公司和个人为自己的贷款支付利息，禁止所有的租金支付。（2）所有私人企业雇用员工在X（X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人以上者，就应该由在那里工作的人来管理，实行一人一票的制度。（3）所有银行都属于它所在地的社区。银行雇员的工资从每年的总税收中支出。（4）所有的企业必须为它们资产的价值支付使用税。这些法律规定是保证“经济民主”的制度基础。一旦经济民主建立在法律制度基础上，它就变成了“经济民主制”。这种经济民主制除了应该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之外，还应该体现两个特征：一是实行工厂民主制；二是对投资进行社会控制。
要推行工厂民主制度，必须抓如下三个方面的工作：（1）建立生产者合作社；（2）使资本家的企业具有更多的参与性，即让劳工更多地参与资本家企业的管理工作；（3）复兴工人运动本身，主要是必须真正发挥工会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施韦卡特重视工人运动的意义和价值。在他看来，若没有强有力的工人运动，那么经济民主的实现就是不可能的。
对投资进行社会控制是一个必须通过斗争才能实现的设想，其具体工作主要包括：（1）消灭作为投资资金来源的资产收入，并用税收来取代它。重点是必须采取一种保持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如果利率过低以至不能吸引储蓄，政府就应该及时干预。（2）迫使资本留在社区中发挥作用。关键是要为工厂的关闭立法，要求工厂必须发布关闭工厂的通告，并支付遣散费。社区应该提高资本迁移的费用。另外，在可能的情况下，社区还应该为工人买断公司担当中间人，并建立自己的银行为地区工商事业提供贷款。（3）迫使投资决策者慎重考虑由民主决定的非市场性优先权。重点是必须把就业作为投资政策的清晰目标。[52]
第二，这种改革可以在指令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民主制应该成为苏联和东欧各国进行社会改革的模式。（1）这些国家应该实行工厂民主制度，让工人具有管理工厂的权利，并建立支持工人拥有这种权利的体制。（2）必须把工人的收入与公司的绩效挂钩。（3）必须保持指令性经济中价格控制机制的作用，实行有效的价值调整机制。如此等等。
第三，这种改革可以在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第三世界国家曾经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这些国家数量多、国情复杂，推行经济民主制改革需要因国而异。与发达国家不同，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问题主要是：（1）温饱问题；（2）如何保证经济发展优先于其他发展的问题。虽然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很复杂，但是推行经济民主制是切实可行的，因为近些年通过保证充分就业和实行价格控制政策经济民主制度在中国、印度等国得到了比较好的试验，它恰恰是帮助第三世界国家脱贫致富的必要途径。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中国。中国人口多，需要处理的问题非常庞杂，但它通过改革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这用事实证明了经济民主制的可行性。
施韦卡特认为，经济民主制是当前历史阶段取代资本主义的最切实可行的选择。如果说社会主义在经济和道德上都优越于资本主义，那么这是指它能够在实行经济民主制方面做得很好。经济民主制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最佳选择，因为它的实行能够证明资本主义的不正当性，同时证明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虽然用实行经济民主制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切实可行的，但是这种“取代”不可能很容易。资本主义之所以依然存在，并不是因为没有可行的、更理想的社会主义来取代它，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最大受益者（资本家）依然有极大的权力来阻止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对人类来说，推行经济民主制任重而道远。
施韦卡特倡导的经济民主制是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违背民主的弊端提出的。马克思曾说：“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53]。因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真正控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力量是资本，或者说是资本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资本家掌控着资本，也掌控着社会的经济命脉。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自由、民主之类的社会价值，那是指资本家享有绝对的自由和民主，但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工人是无法真正享受到自由和民主的。马克思还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54]所谓“活动着的人”，是指那些根本无法享受自由和民主的工人，而不是指凭借掌控资本的力量可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为所欲为的资本家。
施韦卡特倡导的经济民主制有三个维度：一是限制资本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权力；二是扩大工人阶级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权利；三是通过行之有效的社会改革运动来实现第一个目标和第二个目标。应该说，这种思想架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至少找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弊端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社会存在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围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而产生的，它们的解决也需要围绕这一轴心来展开。经济民主制是施韦卡特基于他本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而被提出的，它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然而，施韦卡特的观点也具有显而易见的局限性。他看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对立性，但他既没有看到这种阶级对立性内在的不可调和性，也没有试图诉诸“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或途径来消除这种阶级对立性。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施韦卡特甚至天真地认为经济民主制可以通过社会改革的方式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得到实现。
施韦卡特显然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者。他一方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失望和否定，但另一方面又对它抱有一定的幻想，这使得他对资本主义的反对态度和伦理批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试图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被适当修正的，它可以转变为被人类社会广泛认同的基本经济结构模式；他甚至错误地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就资本主义的结构如何转变为可行的社会主义结构提出看法。可见，作为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施韦卡特本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是缺乏了解的。
总体来看，施韦卡特的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侧重于从伦理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道德性，同时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合理性进行了论证和辩护。他对那些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思想和理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民主制”的设想。他的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思路清晰、观点明确，但缺乏系统的论证，所表达的有些观点甚至是错误的。对此，我国学术界应该有深刻的认识。
施韦卡特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确是有前途的”[55]，但他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能否在未来重新赢得作为一种解放哲学的支配地位感到担忧。经典马克思主义曾经在人类发展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所以它能够使人类追求社会主义的事业达到空前辉煌的程度。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发生后，社会主义并没有因此而在地球上销声匿迹。这一历史事实是施韦卡特保持马克思主义信念的现实原因，但他同时又倡导一种多元化的解放哲学。他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将不得不被调适。”[56]如何调适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此，施韦卡特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如果他试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进行改变，那么他就可能偏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此，我们需要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