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中国农民工群体概况

（一）农民工群体的总体概况

从总体来看，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和增速均史无前例。根据全国人口“三普”、“四普”、“五普”的数据计算，1982年，全国一年以上常住流动人口为657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66%。到1990年，全国流动人口增加到2135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89%。2000年，全国的流动人口达到1.44亿。2010年达到2.21亿。从1982年到2010年，在短短的29年的时间内，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增长了33倍之多，其规模和增速在世界上都是空前的。其中，农民工数量在1982年时几乎为零，到1990年时已经有数千万之多，90年代一直有“8000万流民”的说法。到2008年，全国农民工约为2.25亿，其中外出工作半年以上的农民工1.4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最近五六年来，全国农民工数量仍在快速上升。2010年年底，全国农民工数量增加到2.4亿，外出工作半年以上的农民工约为1.53亿。2012年年底，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2013年年底，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6894万人，外出农民工16610万人。2014年年底，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1]

农民工流动的“集中化”倾向非常明显。从教育程度看，外出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集中，目前外出农民工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绝大多数，其中初中毕业的人数最多，年轻人的文化程度较高；从流向的区域看，外出农民工主要集中流向东部地区；从流动目标看，外出农民工的目标很集中，外出务工经商以获取经济收益为主要目标；从从事职业看，外出农民工以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就业取向很集中。

最近一些年，外出农民工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呈现“不流动”的态势。现在，许多外出的农民工已经不再频繁地在家乡和城市之间流动，而是开始呈现“两极化”。一方面，一部分外出农民工不再远程外出打工，而是转向在本地县城和地级市就近务工经商创业；另一方面，大部分外出农民工逐步融入现在的居住地，成为现居住地的常住人口。如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为1961万人，其中有705万人是常住的非户籍人口，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四成左右。这700多万人虽然没有北京市户口，但是在北京居住时间都在半年以上。特别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甚至是第三代农民工，他们与流出地之间的联系减少，开始与现居住地的文化逐步融合，这也对国家的农民工政策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

（二）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发展状况

从1984年10月国务院以通知形式允许农民入城务工经商至今，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已经走过30多年。回顾当代中国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发展史，我们可以对当前的农民工群体从以下四个方面做一些归纳和总结。

在经济层面上，农民工是改革成果的主要创造群体。农民工浪潮带来的人口流动推动了区域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如果没有农民工浪潮，东部不会获得发展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中西部也不会获得因农民工流动所带来的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如果没有农民工的流动，城乡之间的差距会比现在更大，因为农民的收入中现在有40%以上是打工所得。同时，农民工浪潮带来的人口大流动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现代化。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主要是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就业，他们构成了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主要就业人群，可以说，如果没有农民工，我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都很难实现现代化。

在社会层面上，农民工是处于城市社会结构底层的弱势群体。农民工大多分布在城乡结合部或者“城中村”，形成低层次经济圈和生活链。这个社会群体一般是在就业岗位不稳定、工作条件较差、工资待遇很低、社会保障缺乏、升迁机会较少的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与城市户籍人口在经济利益、社会交往、生活方式和思维理念等方面仍然相互隔离，是城市社会结构中的弱势群体。

在政治层面上，农民工是政治地位日益清晰的新兴群体。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民工已经成为一支新型的劳动大军，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成为工人阶级队伍的新成员。目前，国家相关部门正在贯彻《选举法》有关城乡居民选举“同票同权”的规定，已经出台了农民工参与城市社区政治选举的相关规定，正在研究制定相关措施来保障农民工真正在城市地区享有选举权。同时，国家正在逐步提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级党代会、人大和工会代表大会以及企业职代会中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各级党组织和工会等注重在优秀农民工中发展党员，逐年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模范、高级技工和技师以及有其他突出贡献者中的比例。所有这些做法都使农民工的政治地位更加清晰和明确。

在文化层面上，农民工是文化正在艰难转型的过渡群体。针对19世纪末期俄国有300多万农民外出务工的现象，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曾经指出，“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旋涡。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及觉悟，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2]借用列宁的这段话，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的农民工也正在主动地进行着“传统人—现代人”的艰难转型：这个群体的生活方式正在现代化，行为方式正在理性化，现代市民意识正在形成，新生代和第三代流动人口正在成为主体力量。但是该群体的生活方式能否适应城市，行为方式能否适应城市，思维理念能否认同城市，都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这些方面的转变是非常艰难的、漫长的，但也是最彻底的，一旦实现文化层面的“去农民化”，那么农民工也就真正完成了自身脱胎换骨的过程。

注释

[1]参见国家统计局：《2014年我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2015-04-29。

[2]《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卷，5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