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与帝国的话语转换
如果说有着巨大潜力的跨民族美国研究有朝一日会取代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或者说至少使人认识到民族叙事的张力和断裂本身，那么从学界而言，关于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的确立就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因为这种研究需要准确地呈现复杂的殖民化进程和民族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复杂的历史境况，而不是仅仅提供民族叙事的一般性的历史图景。在这方面，历史批判是卓有成效的，特别是对过去几十年早期美国研究学派的著作进行评判和审视，在将这些史学研究著作与跨民族美国学研究进行必要的联系和对接时，界定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性质。关于早期美国研究学派与新美国研究学派之间的批评和争议，需要注意史学理论在其中的作用。早期美国研究的批评旨趣意味着学术探索与当代社会的关联性的割裂，而新美国研究学派的批评则指向当下关注在锁定研究框架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皮埃尔·罗桑瓦伦（Pierre Rosanvallon）关于民主和政治的探讨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关于历史的视角。罗桑瓦伦认为，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反映“传统的重负”或通过研究过去为当下提供“无聊的娱乐”。历史应当是“一连串当下的序列”，这些序列可以为我们当下提供有益的启示，并可以复活这些过去的时刻。[1]
早期美国研究学派与新美国研究学派之间的争论还与历史研究的方法有关，有助于我们反思“早期美国研究学派”与“跨民族美国研究学派”之间的关系。例外论历史和其他宏大历史叙事试图确立历史思维中的主导性运动，而不是践行历史学实践的具体方法。现代性的出现就是这样的运动，而对“美国”意义的探索也是这样的运动。这些宏观的历史依赖于历史发展趋势或关于历史学的一般性结论，而非专注于历史学的精细探索，与更加具体的历史书写方式在方法论和专注力方面有着质的区别。普遍史对传统的“神话和象征学派”（myth and symbol school）提出的尖锐批评就很能说明问题。
对目的论历史的批评有时还可以产生别样的历史叙事。例如，唐纳德·皮亚斯（Donald Pease）对美国研究中“神话与象征”学派的批评。皮亚斯认为，这些研究试图以宏大历史叙事来构筑意识形态的大厦，以此来支持冷战时期的“官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种官方民族主义叙事旨在确立一个“超历史行为中的普遍主体”。这个普遍主体（典型的美国人的自我个体，如“美国亚当”）被设置在一个“探索型传奇框架”之下，进入荒野，从夷狄人的魔咒中拯救我们的处女地。这样一来，“神话和象征”范式中的民族主义宏大叙事通过巧妙的移花接木，把哥伦布的“新世界”的“大发现”的叙事移植到美国独立战争的叙事中来，从而也把哥伦布叙事做了巧妙移植：哥伦布征服美洲被转化成为解放话语，而民族叙事在这里被用来遮掩民主修辞背后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是说，这样的叙事旨在取代美国历史的例外论叙事，一个关于帝国的故事。[2]
这种将民主与帝国进行移花接木的情况在美国文学中屡见不鲜。比如在弗罗斯特的后期诗歌中，这种移花接木之后的张力都保留了下来。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民主与帝国的话语互换：承认与否认共存的历史。的确，在官方层面，美国一直都否认自己是帝国。尼尔·弗格森在《巨人》中对美国政治史中关于帝国的承认与否认互动的历史做了颇有心得的研究。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在1939年就宣称：美国不会成为罗马帝国，也不会成为大英帝国，美国就是美国。尼克松在2000年的《回忆录》中说道：美国是唯一一个在周边邻国中不走帝国路线的大国。此观点在过去被政策制定者所推崇。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就说过，“我们是历史上第一个非帝国的全球大国。”小布什在竞选总统时对尼克松和博格的说法也做出了呼应，“美国从来都不是帝国。我们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可以有机会成为帝国而拒绝成为帝国的大国。美国宁取崇高的理想而舍弃强权，宁取正义而舍弃荣誉。”入侵伊拉克之前，小布什在一次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演讲中说道，“美国无意决定伊拉克要建立怎样的新政府，那是属于伊拉克人民的选择——我们只在需要的前提下驻留伊拉克，不会多待一天。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就作出这样的承诺，并在和平年代恪守这样的许诺。打败敌人之后，我们留下的不是军队，而是宪法和议会。”2004年4月10日，他在对伊拉克人民的电视演讲中重申美国无“帝国”的企图，“我们会帮助你们建立一个和平的代议制政府，这个政府会保护全体公民的权利。在这之后，我们的部队将会撤离，伊拉克将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主权国家。”2014年5月1日，奥巴马总统登上“林肯号”航母，把话讲得更为透彻，“历史上其他的国家在别人的土地上打了胜仗都会驻留下来，占领并剥削这些国家。美国人打完仗后除了回家，什么都不做。”这句话被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引用：
事实上，这是美国政府所有达成一致的少数观点之一。国务卿鲍威尔在2003年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演讲中提到，“美国并不追求成为一个扩张疆域的帝国。我们从不是帝国主义者。我们寻求一个全世界人民都能享受的，而非少数特权阶层的人才能享受的自由、繁荣、和平的世界”。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研究学界对于民族主义的抨击集中于对解放神话的叙述。艾米·卡普兰（Amy Kaplan）和唐纳德·E·丕斯（Donald E.Pease）主编的《美国帝国主义文化》（Cultures of U.S.Imperialism，1994)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揭示了美国研究领域中遮遮掩掩的情况。卡普兰和丕斯指出，帝国的问题“在美国研究的基础性话语中是奠基性的，但如此重要的议题却一直被断然否认了”[4]。
在卡普兰看来，米勒的清教本源论不过是“美国身份认同”的历史净化器。《美国帝国主义文化》的锋芒指向美国研究基本命题的盲点，指出了文化研究、历史学、人类学和文学研究等美国研究领域中始终存在的“对帝国的否认”。卡普兰和丕斯认为，对帝国的否认具有双重作用：首先，在建构想象的共同体的过程中，否认帝国的暴力和刚性可以塑造一个完美的民主共和理念之下的共同体形象。记忆与忘却的矛盾构成了民族叙事不可或缺的机理。其次，对帝国的存在及其历史的否认有助于美国例外论的话语建构。关于传统帝国主义的定义和历史分期，应特别注意在国际关系和全球化进程中梳理国民性问题和核心价值的嬗变，包括美国的国际地位对其核心价值观的影响。这种内外结合的研究视角突破了国际关系研究与美国研究之间的学科界限，把帝国主义作为一个内在的文化整合过程和关系体系来研究，探究美国在美洲大陆以及海外的扩张如何改变了美国文化，包括在跨民族语境下的种族、性别、族裔、阶级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
确立帝国首先要掩盖帝国的行径。在这个历史工程下存在着一种共识。早期的美国公民们并没有意识到美国的帝国性质及其危险性，即使意识到，他们也不愿意承认。在民族主义话语中，殖民历史中涉及白人对土著人实施的种族暴力、土地掠夺、奴隶制等诸多事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被粉饰并升华为抵抗英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叙事而留存下来。托马斯·杰弗逊就是这种美国历史叙述中的盲点的制造者。直至墨西哥—美国战争，杰弗逊的两面性代表了美国政界的主流立场。我们可以从《独立宣言》草稿中被删除的一段话中发现这种两面性是如何交织在美国政治话语之中，成为民族叙事的盲点的。
在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被删除的段落中，杰弗逊首次触及了英王在北美殖民地强行推行奴隶制的问题。这一段文字对英王从非洲向北美殖民地贩卖奴隶的行径进行了抨击，认为这一行为是英王无视北美十三州的主权。由于杰弗逊的版本中有一段严厉抨击英王从非洲向美洲贩卖奴隶的措辞，所以原文在宣言起草小组讨论中没有通过。可以推测的原因是，起草小组成员担心一旦独立战争胜利，共和国的立国领袖们也将自身难保，因为《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们本身也都是蓄奴者。因此，这段措辞激烈的文字从人们所熟知的《独立宣言》中消失了，并没有进入到最终的版本。这段引文以华丽的辞藻和堂而皇之的政治修辞表述了民主自由的理念，但除此之外，它在许多方面暴露出美国民主的基础性文献的盲点。作为一部弘扬人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纲领性文献，《独立宣言》在奴隶和奴隶制问题上保持了沉默。正如1791年的《权利法案》在奴隶制问题上没有表态一样。《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人人生而平等，每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在没有通过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不可以被剥夺。奴隶是财产，奴隶主对财产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可以随意将奴隶带到自由州或其他领土。《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的作者斯托夫人的锋芒所指向的正是美国社会中奴隶制与基督教并存的现象，由此来揭示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矛盾和虚伪。在这部小说中，斯托夫人敦促美国的中产阶级读者们严厉审视自己的生活，检讨他们虔诚的祷告和坦白是否问心无愧，质疑奴隶制的行为和制度本身的合理性。斯托夫人应当说是最早公开揭露美国政治理想与美国社会现实之矛盾的美国作家。
从斯托夫人开始，美国文学开启了反帝国的批判话语。在墨西哥—美国战争后，一种明确的反帝国政治话语破天荒地出现，迫使国人开始意识到美国帝国的现实。[6]但直到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兼并古巴和夏威夷，美西战争开始确立美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之后，才出现了真正的、成熟的帝国主义批评话语。1893年美国芝加哥举办世界博览会，以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400周年。作家荷西·马蒂（JoséMartí）、查尔斯·切斯纳蒂（Charles Chesnutt）和马克·吐温对美国政治领导者的虚张声势和殖民主义提出了公开而严肃的批评。这些批评为美国帝国的研究提供了历史探源的方法，引发了人们对一系列历史问题的思考，在这些问题中，最引人注目、最令人困惑的是：美国是否从一开始就志在成为一个帝国？如果是肯定的，那么它是如何将帝国主义与《独立宣言》中坚定不移地、明确地表达的民主自由观念加以协调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美国早期政治思想史出发来进行考察。杰弗逊关于“自由帝国”（Empire for Liberty）的构想其实就已经包含着我们在一开始就注意到的民主与帝国这两个看似矛盾但又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对立面。这说明，至少有一方面的证据可以表明这个悖论已经埋藏在美国建国的核心理念之中了。“自由帝国”是杰弗逊总统为承诺美国的世界使命、向世界传播自由民主理念而提出的口号。杰弗逊认为，美国有责任和义务为世界做出榜样，西进运动和海外扩张正是这样的行为。我们可以在后来的美国政治史中找到信奉这一理念的历代总统，包括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里根、克林顿和小布什。在美国外交史上，“自由帝国”理念为美国人发动“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半段、冷战以及反恐战争提供了理论支持。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大卫·雷诺兹（David Reynolds）在《美国，自由帝国：新编美国历史》中提到，美国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把杰弗逊的“自由帝国”视为美国历史的原动力，描述了这个抵抗大英帝国的国度如何最终成为历史上最大的超级帝国，并对帝国的构造本身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对其合理性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自由帝国”是一个神奇的概念，谕示着美国的辉煌和帝国的张力。雷诺兹把美国国家发展的历程建立在帝国演进的平行轨道上，揭示帝国与民主这一矛盾作为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相互交织的主题，最终使得当年以殖民地人抵抗英王为起因、以“明确使命观”为主导的民族主义运动演变成为一个以暴力体系为支撑的现代国家机器。[7]
杰弗逊最初使用“自由帝国”这个词是在1780年，当时美国革命还在进行中。杰弗逊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民主帝国，来阻止大英帝国前进的脚步。“我们要在国内建立一个商业部，等到美国革命之后，我们还要为美国统一体建设一个抵制英国加拿大省威胁的防线，建立一个自由帝国，将那些危险的敌人皈依为我们的宝贵的朋友。”[8]在杰弗逊的构想中，这个自由的“帝国”将从美洲大陆一直向西部延伸到他认为对美国未来十分关键的地域。在他执政期间，帝国的梦想是通过土地扩张的措施来实现的，如在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美国从法国手中买到了相当于原来北美洲共和国两倍的土地，消除了西进的障碍。杰弗逊声称，“我不得不说，我期待这片两倍于从前的地区能够使我们的自由政府更加强大，为子孙后代造福。”[9]他还在1809年写信给他的继任詹姆斯·麦迪逊说，“我们应该把北方（加拿大）纳入到我们的邦联中来，建造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由帝国，我也相信，我们的宪法是为我们扩张的帝国和自治政府而确立的人类历史上最完备、最有远见的宪法”[10]即使到了晚年，杰弗逊依然心心念念憧憬，“一个进无止境的帝国愿景”，“随着永无止息的帝国脚步，野蛮人将在历史进步面前从地球上彻底消失”[11]。
杰弗逊早年就对美国西部探索充满兴趣。他的父亲彼得就是弗吉尼亚州的一位地图绘制员和土地勘察员。杰弗逊在弗吉尼亚皮尔迪蒙的西部山区长大，虽然并没有远走他乡，但他一生都在致力于争取美国对西部土地的拥有权和拓展权。他比任何一位同时代人都更准确地认识到美国西部的重要意义，他认为那里绝不是一片不毛之地，而是居住着众多拥有主权但相互冲突的国族和部落。早在执掌国政之前，杰弗逊就曾经多次组织西征探险队。担任总统后，杰弗逊在1803年又成功地从法国手中购得了路易斯安那，并派遣路易斯–克拉克远征队去密西西比河以西及太平洋进行科学考察和地理测绘。他还派遣了许多探险队前往阿尔萨斯和密西西比河流域进行探险和考察，搜集科学资料，了解当地土著人的情况。在确立“自由帝国”的过程中，杰弗逊影响了美国联邦政府对美国土著人的政策和立法，并将奴隶制引入西部。杰弗逊虽然一直对土著美国文化感兴趣，但他所倡导和制定的都是剥夺美国土著人土地、破坏土著部落生活方式的政策。1874年，杰弗逊反对将奴隶制带到西北部边疆，但后来他又支持西进扩张，因为他认为限制奴隶制就会导致内战，从而威胁到共和国的安全。直到任职期满，杰弗逊仍对横跨美洲大陆的帝国愿景有着无限的憧憬。
如果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为杰弗逊实现共和帝国排除了道路上的一些障碍，它同时也暴露了杰弗逊共和帝国视域和民族想象中自身的矛盾。帝国的正常运转需要西进运动和商业扩张，因此也需要一个更加咄咄逼人、富于侵略性的对外政策，以巩固共和国的地位。杰弗逊及其追随者总是不断地夸耀美国的孤立和独立，但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美国共和主义需要确立一个开放的国际商业秩序，从而在美洲大陆的竞争中抢占先机。美国若想在外交事务中实行孤立政策，避免卷入国际冲突，就需要放弃西部扩张和自由贸易的计划。这就意味着放弃杰弗逊共和理想蓝图中最重要的内容。换句话说，杰弗逊所谓自由扩张的共和帝国（republican empire）与共和文明（republican civilization）意在使美国能够毫无阻力地占有海外市场。因此，这个共同体不可能是杰弗逊学派们所预想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实体。假如实现共和理想需要采取干预主义的对外政策、领土侵略、移除印第安人甚至发动战争，这种行为的结果会不会颠覆民主自由理念的初衷呢？换句话说，帝国的理念、功能和刚性需求与共和的理念和原则能否在“自由帝国”这个政治框架下并行不悖、和平共处呢？这是历史所遗留下来的问题。
从常识来看，民主与帝国是两个相互对立、互不相容的矛盾概念。在《民主与帝国》一书中，社会学家弗兰克·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指出，民主建立在帝国的废墟上，而帝国的确立则意味着专制主义对自由的压制或颠覆。吉丁斯描述了英美两国强调平等主义价值观，并在殖民地推行自治，将民主和帝国的理念合而治之的做法。[12]照此说法，美国可以说是实现了埃德蒙·布克（Edmund Burke）和托马斯·杰弗逊关于自由帝国的构想。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奈格里认为，帝国内在的矛盾不可避免，而民主与战争则是势不两立的。类似的观点也渗透在约翰·卡洛斯·罗伊（John Carlos Rowe）的《文学文化与美国帝国主义》（Literary Culture and U.S.Imperialism)一书中。罗伊比较了两类作家，一类是具有“新帝国主义”倾向的作家，另一类是对美国政治持严厉批评态度的作家。[13]艾米·卡普兰认为民主与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联系，对一些忽略帝国问题的美国研究学者提出了批评，其中包括菲利普·费谢尔（Philip Fisher）。[14]
相比之下，“民主”则是一个核心概念。在美国研究的奠基时期，民主是最重要的核心理念之一。例如，F.O.麦西森（F.O.Matthiessen）的《美国文艺复兴》（The American Renaissance)确立了美国文学经典，而经典的标准则是“忠实于民主的多种可能性”。佩里·米勒（Perry Miller）的《从革命到内战时期的美国精神》（The Life of the Mind in Americ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从宗教、法律和科学层面追溯19世纪美国精神的民主化进程。不过，尽管“民主”在美国研究中频繁出现，却很少人对这一概念进行准确的界定。现代民主的含义包含多方面内容，如代议制或直接选举式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性别和种族平等。作为政治概念，当今广泛使用的关于民主的两个定义都是源于冷战：自由民主和社会民主。近年来，迫于历史的压力，学界对民主的定义也更加趋向于历史化。约翰·杜恩（John Dunn）在《民主的历史进程》（In Democracy:A History)中将民主追溯到古希腊的雅典至美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直至1945年以后民主作为国际政治话语的主导概念的出现。杜恩指出，“从1796年至今，人们关于民主所要求的政府机构形式并没有共识。”皮埃尔·罗桑瓦伦（Pierre Rosanvallon）则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民主是一个过程，一个持续不断地探索和实验、努力理解自身的过程”[15]。一个包括探索和实验的历史进程似乎在暗示早期美国民主经历的实验性和偶然性特征。
美国研究领域这种奇怪的分裂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学界关于清教起源论与对整一性历史观的怀疑论之间的分歧。此外，现代性理论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现代性理论把大规模的移民、城市化、多元化、文化全球化视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美洲社会的历史就是上述这些元素构成的历史，有大量证据表明美洲大陆文学中的跨民族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批评方法存在于20世纪之前。谢丽·菲什金（Shelley Fisher Fishkin）在2004年美国研究学会年会上阐述了跨民族研究范式以及能够体现这种跨民族研究视域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实践。她指出，“美国现在是而且一直是一个多元文化相互交织的跨民族文化交汇处（transnational crossroads of culture）。随着跨民族视野越来越成为美国研究的主要关注，我们就会更多地注意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民、思想、商品的历史根源，更多地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政治、语言、文化和经济领域的交互影响和渗透。”[16]关注这种来自四面八方的流动对于从事殖民时期和早期立国时期的学术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时下学术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主流趋势。但在菲什金教授提到的一系列学术著作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部研究早期美国历史和文化思想史的著作。跨民族美国研究学者们不再局限于把民族国家作为美国研究知识生产的框架，而是注意民族国家身份建构以外的知识领域，这些历史研究对于专注于后期历史研究的学者们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反帝国主义和后民族主义批评提供了一种学术上的矫正，使学术研究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民族国家的形成、后果和问题上来。在这方面，有三部研究殖民时期文学的文集引人注目，它们分别从后民族主义框架来研究殖民时期的文学，包括迈克尔·华纳（Michael Warner）和米娅·荷兰（Myra Jehlen）的《美国的英语文学：1500—1800》（The English Literatures of America,1500-1800),苏珊·卡斯蒂洛（Susan Castillo）和艾维·施维茨（Ivy Schweitzer）的《美国殖民时期的文学》（The Literatures of Colonial America)和卡拉·穆尔福德（Carla Mulford）的《早期美国论著》（Early American Writings)。这些著作对于以往从殖民地到民族国家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自觉意识，寻求一种多样化的、比较的视角。这些研究重新想象了殖民时期的文学研究，采用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关注各类差异问题，走出了传统国民性研究的线性模式。除了这些文集中提供的大西洋和美洲各国不同区域特色的研究外，这一时期还有运用后殖民研究方法探究定居者殖民主义问题的讨论。这些研究无疑可以为探究民主与帝国、民族叙事与帝国话语之间的联系提供新的参照。
注释
[1] Pierre Rosanvallon,Democracy Past and Future,ed.Samuel Moy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p.38.
[2] Donald E.Pease,“New Perspectives on U.S.Culture and Imperialism”in Cultures of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ed.Amy Kaplan and Donald E.Pease(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pp.22-37;quote on24.
[3] ［英］尼尔·弗格森：《巨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4] Amy Kaplan,“‘Left Alone with America’:The Absence of Empire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Culture,”in Cultures of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ed.Kaplan and Pease,pp.3-21.
[5] John Hope Franklin and Alfred A.Moss.,Jr.From Slavery to Freedom:A History of Negro Americans(Library of Congress,1988),p.67.
[6] Philip S.Foner and Richard C.Winchester,eds.,The Anti-Imperialist Reader:A Documentary of Anti-Imper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Holmes and Meier,1984);Shelley Streeby,American Sensations:Class,Empire,and the Production of Popular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
[7] David Reynolds,America,Empire of Liberty:A New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Basic Books,2011),pp.304,458
[8] Jefferson to George Rogers Clark,25December1780.http://wiki.monticello.org/mediawiki/index.php/Empire_of_liberty.
[9] Jefferson to Dr.Joseph Priestley,29January1804.
[10]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27April1809.
[11] Jefferson to Dr.Joseph Priestley,29January1804.
[12] Franklin Henry Giddings,Democracy and Empire(New York:Macmillan,1900),p.3.
[13] John Carlos Rowe,Literary Culture and U.S.Imperia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4.
[14] Amy Kaplan,“Left Alone with America':The Absence of Empire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Culture,”in Cultures of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ed.Kaplan and Pease,3-21;p.5.
[15] 在莱茵哈特·卡塞莱克（Reinhart Kosselleck）的《皮埃尔·罗桑瓦伦，民主历史与未来》（Rosanvallon,Democracy Past and Future）一书中，将民主观念演变历史与罗桑瓦伦后来的《未来的历史：历史事件的语义学研究》（Futures Past: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trans.Keith Trib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pp.83-84）进行了比较。
[16] Shelley Fisher Fishkin,“Crossroads of Cultures: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American Studies-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November12,2004,”American Quarterly57.1(March2005):1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