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要说:序跋和致辞(汤一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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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自序

本卷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为我自己和他人写的序跋;二是在一些会议上的致辞。

为自己将出版的书所写的序,有的较长,有的较短。例如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我主要是交代自1947年至1997年这五十年间的写作过程和思考的问题。《在非有非无之间》的“自序和结语”主要是想说明:我是一个爱玄想的人,有些“玄想”我把它写下来,如果我写下来的那些“玄想”有意义,那么它就是“非无”(不是没有意义);如果它没有意义,那么它就是“非有”(没有什么意义)了。可是我往往并不知道我写出的“玄想”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那么我的“玄想”只能是“在非有非无之间”了。我和乐黛云共同撰写的《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的“自序”是我写的,乐黛云作了一点润色,这本“随笔”只想把我们的生活感受真实地写下来。“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是普普通通、飞不高也飞不远的一对。他们喜欢自由,却常常身陷牢笼;他们向往逍遥,但总有俗事缠身!”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是真实的生活。在大半个世纪中,我常常问自己:我的一生中能真的有个“自我”吗?能真的认识“自我”吗?在一生中能真的不失去“自我”吗?能真的不能认识“自我”吗?我的回答是:“不能”和“不能说不能”。“不能”是“非有”,“不能说不能”是“非无”或“非非有”。因此,我常常想,很可能人都生活“在非有非无之间”。此后,我为《昔不至今》这本由钱文忠帮我编的书写过一篇短序,有我的人生感受:已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它已不是今天,我们必须放下过去,抓住“当下”,这容易吗?可能又是一个“在非有非无之间”了。

我为他人写的序,大都是同行中外学者和我的学生。为他人写“序”,就得先看看他写的书稿,这对我增加知识很有帮助,例如读张耀南的《张东荪知识论研究》,他认为张东荪哲学否定中国哲学有本体论哲学,这使我考虑到“魏晋玄学”是否为一种不同于西方本体论的本体之学。读冷德熙的《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使我考虑到,中国的“神话”也许颇有特色,往往把历史人物神话化,如周文王、孔子等,也把神话人物历史化,如黄帝、伏羲等,这样构成了中国神话系统的重要部分。同时也让我考虑到,纬书从其基本倾向上看也许可以说它包含着儒家的神话密码,这或有待我们解开这一儒家的神话密码。雷立柏(一位奥地利学者,他曾是我的博士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写了一套《画说经典》,他用图像加文字写出中外文化的异同,很有意思。我为他这本书写了一篇相当长的序,讨论了中外文化中的“差异中的同”和“相同中的异”。特别是有的学者花了十几年的功夫写了一部书,我读之后深感他的用功之勤,论述严谨,如王永祥的《董仲舒文集校释》,使我改变了在“文化大革命”前对董仲舒思想的偏见,受益良多。我认为,为他人写“序”是一种学习,是对学术的尊重,因此应该认真对待,不能敷衍了事。这几十年我大约为他人写过近百篇的序,由于本卷字数的限制,选择了其中五十余篇编入此卷。

近三十年来,由于工作关系和我研究兴趣的日益广泛,认识的中外学者越来越多,因而免不了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参加会议对思想交流、扩大知识面、了解当前学界所关注的问题,都是非常有益。可是,每次会议都要求发表讲演或为会议作一简短的“致辞”。对于讲演,只要是在我研究的范围之内,我往往要认真作准备,写出发言稿,先寄给会议的组织者。例如:参加1999年北京大学主办的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会议,我认真准备了一篇关于协调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和而不同”问题的论文,受到与会者欢迎,在我讲完后其他几位学者的讲演都提到“和而不同”对文化发展的意义。在1989年夏威夷召开的“第六届东西哲学家会议”上,我作为主题发言者之一,讲的是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问题,提出“中国哲学”的儒、释、道三家都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这点或与“西方哲学”更注意以“外在超越”有所不同。至于“致辞”,则不能很长,必须短而精练,明确提出该次会议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例如《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是20世纪末在香港城市大学召开的一次圆桌会议上的发言,我深感在人类进入新千年之际,应出现对大家来说振奋人心的喜悦的事,但相反,却发生了许多使人沮丧的事件,如2001年的“9·11”事件,接着是西方世界对伊拉克的战争,而中国的社会风气日下,乱象丛生。在“清华国学院成立大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的致辞主要是想把陈寅恪先生讲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加以解说;在获“北京大学哲学系终身成就奖”的致辞中提出,希望能把蔡元培“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作为北京大学的“校训”。我总想,要在致辞中说点比较有意义的话,不要说那些歌功颂德的陈辞老调。我对一些官员的讲话真感无奈,老想着他们为什么不说点让人能听下去的话呢。看来,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本本主义必须反对。

汤一介

2012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