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1984年秋，中国文化书院成立，起初我们主要希望能把中国传统文化向社会传播，因此，办了各种各样的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讲习班，并编写了相关的教材。其后，我们感到，既然中国文化书院集中了那么多的大学者，我们能不能对“中国文化”作些有意义的研究。当时计划编三套书：《东方文化丛书》、《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和《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史丛书》。前两种出版了不少成本，但后一种只出了两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和《魏晋玄学史》，其他几本列入《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史丛书》的书因种种原因没有编著出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1988年在大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同时出版。由于这本书是由东汉道教创立写起，后来在昆仑出版社出版的《东方文化集成》中改名为《早期道教史》。这部《早期道教史》是我1983年和1985年两次在北大哲学系讲授《早期道教史专题研究》一课基础上写成的一本专著。如果这本书在20世纪80年代有点意义，首先是我肯定“宗教”对人类社会生活（特别是心理和精神上的需求）的意义，把“宗教”与“迷信”作某种必要的区分。其次，我论证“道教”成为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宗教（如基督教、印度佛教）是经过长达两三百年才完成的，这是因为完整意义的宗教应该有其宗教理论、固定的教规教化、经典系统、超人的神仙谱系和传授的历史等等。因此，我从以上诸方面介绍了中国道教的产生和其早期的发展。第三，我注意到道教不仅与中国的道家（老子、庄子等）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和儒家社会政治理论（如“广嗣兴国”之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它也大量吸收和整合印度佛教的思想和教规才得以成为一种有特色的有影响的宗教团体。特别是中国道教以后的发展，正是由于唐初成玄英等又吸收了佛教三论宗的学说而使之其哲学理论精细化、系统化，而开启了道教的“内丹学”，而使道教的“内丹学”与“外丹学”成为道教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部分。第四，我注意到道教与中国民间信仰的不可分的关系。第五，我对道教特有的概念，如“道”、“气”（元气）等等作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努力揭示其内涵，没有简单的扣上个帽子。读者也许可以注意到，我对“宗教”的态度是，不用什么“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等等硬套在“宗教”上。这是因为，我虽不信任何“宗教”，但我对“宗教”却存有敬意。“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往往和信仰这种宗教的民族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

汤一介

2012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