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新爱洛漪丝

［法］卢梭

让雅克·卢梭（Jean-Jaques Rousseau，1712-1778）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

卢梭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钟表匠家庭，幼年丧母，父亲远走他乡。卢梭秉承了父亲读书、流浪的癖好。1728年卢梭遇到华伦夫人。在华伦夫人的帮助下，卢梭去过里昂、洛桑、巴黎等地，结果一事无成。1730年，从巴黎回到尚贝里华伦夫人的家里，并由此度过了稳定的十年；1737年创作了喜剧《娜尔西斯》。1741年，卢梭去国离乡，来到巴黎。

1749年夏天，卢梭的论文《论科学与艺术》获奖，声名鹊起。同年，卢梭膀胱炎发作，医生诊断为只有6个月的寿命。卢梭长期以来压抑的情感爆发了，他用笔写出了他的情感和思想，并在行动上实践其原则。最后，卢梭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

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3）阐发了卢梭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它标志着卢梭的思想已经进入了成熟时期。《新爱洛漪丝》（1761）以其独特的风格奠定了卢梭作为文学家的地位。此后，卢梭陆续发表了论著《社会契约论》（1762）、哲理小说《爱弥尔》（1762）、自传《忏悔录》（1781-1788）等作品，终于蜚声世界。

1778年7月，卢梭与世长辞。

作品梗概

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圣·普栾受聘于贵族家庭，担任小姐于丽的家庭教师。美丽纯洁的于丽和圣·普栾相爱了。这是他们的初恋，也是平生惟一的恋爱。于丽在严厉刻板的道德训诫下长大，爱情在她心中所引起的迷乱的想象力使她认为这是罪恶，极端可怕，令人窒息。在于丽看来，爱情与纯洁无瑕的一致乃是人间天堂，它不需要任何恐惧和羞耻来扰乱她与圣·普栾的极乐。但于丽忧郁的心中不时出现难以形容的预感。她担心：待到更美妙的纽带把他们永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极度的幸福会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圣·普栾也陷入了困境。于丽的魅力使他炫目迷醉，但他却理智地意识到：最强烈的激情依然保持着美德的神圣特征，联结他们的是温馨而纯洁的爱情。他愈是被她的魅力吸引，情感就愈加升华，他就越加陷入痛苦的深渊。

在树林里，于丽的一吻引起圣·普栾无限的狂乱、迷醉和幻觉，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独自出游的圣·普栾沉浸在水光山色中，幻想着与于丽共享幸福，渴望把他的整个灵魂汇聚在她身上。在迷醉中他不觉时光流逝。于丽则承受着分离的巨大伤痛。她寻遍旧地，却不见他的身影。

无数的忧虑向圣·普栾袭来，于丽的出现使他陷入了残酷的困境：爱情的崇高与财产的贫乏形成了难以接受的对比。他每每感到自身软弱无力。

于丽的父亲坚决反对女儿与门第低微的穷书生相爱，动手打了于丽。圣·普栾被迫离去，爱情的梦境却未烟消云散。一次，母亲发现了圣·普栾的来信，气极而死。于丽迫于父亲的压力，嫁给了年近50的贵族德·伏尔玛先生。

绝望的圣·普栾作了一次冒险的航行，然而轮船还是把他载回了他的爱情胜地。于丽向丈夫坦承了过去的恋爱，得到丈夫的谅解，他请圣·普栾做他们儿子的家庭教师。一对恋人在分别8年后重逢。他们朝夕相见，却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感情，听从理性的支配，忍受着莫大的痛苦。

于丽为救失足落水的儿子而患重病。临终前，她留下遗书，向圣·普栾表白爱情，说她会在天国里等他，他们将在永生中结合。她怀着美好的愿望升上了天国，这个愿望就是以她的生命为代价换取无罪地永远爱他的权利。

作品赏析

爱洛漪丝是12世纪法国的一位少女，她与家庭教师阿伯拉彼此相爱，却不能公开结合，最终酿成悲剧。卢梭借用这个故事来展现他那个时代基于人类自然感情基础之上的爱情悲剧，以此昭示其非同以往的思想和信念，故而把小说命名为《新爱洛漪丝》。

卢梭在《忏悔录》中写到1756年春天的思考：“不可能达到真实的存在，使我陷入幻想之国，既然丝毫也看不到与我的迷乱相称的事物，我便在理想世界中加以培育。我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不久就按照我的心愿，使这个理想世界充满了人物。”《新爱洛漪丝》的创作就源于对这个梦想的补偿。

作家充满伤痛的记忆在小说中有着明显的回响；同时，作家又赋予人物以不同于现实的文学生命。读者自然会把卢梭和小说中充满激情的圣·普栾联系起来。卢梭沉溺于幻想，同周围的人群往往有着亲缘般的关系，这些特点被投射在圣·普栾这个胆怯的情人身上；但圣·普栾比卢梭更年轻、更英俊，也更容易与社会融为一体。于丽同样是卢梭理想的体现，她纯洁美丽，富于理智，情感丰富，品德高尚。而于丽的表姐格兰尔则是于丽的影子，形象虽然稍逊于于丽，但其快乐和坦率对读者仍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伏尔玛有着渊博的学识，清醒的头脑。爱多阿尔则是启蒙时代英国人的代表，经历复杂，充满智慧。伏尔玛和爱多阿尔身上所体现的优秀品质，是卢梭所向往的，是他那过于敏感的气质所不具备的。

《新爱洛漪丝》以圣·普栾和于丽的爱情悲剧结束，它所表现的激情也仅是昙花一现，但小说仍是一曲爱情的伟大颂歌。爱情的无法实现恰恰引人遐想。爱情面对现实是软弱无力的，它就用想象来代替和美化现实；而压抑在心灵最底层的爱情伺机寻找出口，随时可能爆发。一次故地重游时，于丽和圣·普栾原以为不会再有的激情力图挣脱枷锁，圣·普栾几乎陷入了可怕的诱惑之中。卢梭设计出三角恋爱来补偿这对情侣爱情的失败。圣·普栾生活在于丽和伏尔玛之间，心灵终于渐渐安宁。在三人当中，每个人都从另外两个人身上感受到爱情和深切的友情。在于丽和表姐格兰尔之间，圣·普栾又处于第三者的位置。格兰尔与于丽有着异乎寻常的友情，同时对圣·普栾怀有温柔之意，于丽后来甚至希望她所珍爱的两个人能结为连理。

克拉朗是于丽的乐土，是作家理想社会的缩影。在这里，情侣和周围人之间不再需要任何面纱，人与人之间直接往来。作家想象，在“英国式的上午”，一种心灵无言而温情的和谐形成了；在节日里，纯洁无邪的理想实现了；在收获葡萄期间，劳动成了表现优秀品质的机会，不再是被强迫的事。于丽作为这个伊甸园的中心，婚后并未拒绝平庸的尘世，而依然被享受生活的愿望所激励。她的品德不仅给她带来真正的幸福，而且也保证了她和别人的幸福。她是这个家庭组织最坚实的因素，每个人都愉快地服从这个由明智和善行形成的权威。在这个理想社会中，自然状态和世俗状态之间的矛盾被超越了，品德高尚的人们足以将自然的价值与文明的价值融在“自然次序”中。

卢梭崇尚自然、反对文明的自然主义思想，强烈地流露于全书的字里行间。贯穿全书的主线是这样一种理想：人类要在自然情感和良好美德的基础上相爱并结合，以共建美满家庭，从而形成合情合理的社会结构。卢梭在《爱弥儿》中写道：“凡是自然存在的东西都是好的。”他认为人生来就与自然规律有息息相通的密切关系，自然规律是人的出发点，自然美要高于一切美或艺术美。从他的自然美和天赋人权的观点出发，他认为人的感情是自然赋予的，依照自然法则产生的优美感情是合乎自然道德的。在《新爱洛漪丝》中，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作家进一步提出婚姻应建立在人类的自然感情基础之上的理想，指出“真诚的爱情结合是一切结合中最纯洁的”。于丽与圣·普栾之间的爱情真诚而纯洁，没有文明的铜臭或任何其他目的，完全符合自然道德，理应结成眷属；然而正是文明社会的等级观念和道德准则把他们分隔开来，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并且最终酿成悲剧。鲁迅指出：“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别人看”。于丽与圣·普栾的爱情悲剧正是这种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因而能够激起读者强烈的共鸣。

然而，小说并不仅限于对情感自由的追求，它把“性爱的幻想转向道德的目标”。卢梭认为人要有自爱之心，有自爱之心才能扩及到爱别人、爱人类，这是人类开启幸福大门的钥匙，也是人们行为的最高美德。小说中，伏尔玛理解于丽的感情，并相信他们的美德，把圣·普栾召回到自己家里。这样一来婚前于丽为爱情所降服，婚后责任又战胜了爱情；在忠于丈夫、恪守妇道的同时，她又不堪心灵的重负，结果心忧成疾，染病而亡。卢梭在《忏悔录》中就曾道出：“爱情和友谊，是我心头的两个最动人的原像。”据此，他创造了于丽和格兰尔，“一个活泼，一个温柔，一个聪明，一个软弱，但是软弱得如此动人，几乎变成美德”。他给这两个女人中的一个找到爱人，这个爱人是另一个女人非同一般的朋友，但他说：“他不允许争风吃醋、吵闹等事情发生，因为我不愿让任何败坏天性的东西来糟蹋这张可爱的图画。”

在艺术上，《新爱洛漪丝》表现出独特的风格。它用第一人称的书信体写成，便于表现人物的真挚情感。如于丽迫于父命嫁给伏尔玛时悲愤地发出内心的呼喊：“我的父亲把我出卖了，他把自己的女儿当做商品和奴隶，野蛮的父亲、丧失人性的父亲啊！”在于丽同圣·普栾频繁的书信往来中，他们相互倾诉心中的炽情。此外，在书信中，爱多阿尔、格兰尔及圣·普栾广泛地讨论了伦理、情感、责任等各种社会问题。由此，每一个人物都自己走了出来，与读者进行交谈，平等对话，唤起读者共鸣。

其次，卢梭把美丽的自然风光写进了小说，这种叙述服从于情感描写。如在第一卷第二封信中，圣·普栾只身出游，来到了风光明媚的华莱山林，丰富多彩的大自然使他流连忘返。然而，圣·普栾在信中写道：“我所走过的路没有一步不是我们一块走的，我所看见的景色没有一处不是我和你一块儿欣赏的，我所走过的树没有一棵不为你遮过荫，我所走过的草地没有一处不供你憩过脚。”在如诗如画的景色中，展现的是于丽的身影。圣·普栾眼中所见同心中所想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他们的爱情已经到了情意缠绵、如痴如迷的程度。又如在第四卷第十七封信中，先详细写游湖的惊险，再写圣·普栾感情的惊涛骇浪，将人世感情的风浪同湖中的自然风浪相对照，自然风险可以战胜，而情感的悲怆几乎难以抵制。把爱情放在大自然中表现，可谓景为情生，情为景发，情景交融，优美动人。

小说以感伤的笔调、平实的语言、细腻的心理叙述和真挚高尚的情感给当时的法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自然的气息。它的出版获得了巨大成功，就连此前对卢梭的横加指责（包括伏尔泰等百科全书派）都被热情的巨浪一扫而光。

《新爱洛漪丝》影响深远，其感伤主义的笔调为后人所模仿，如圣彼埃尔的《保罗与维吉尼》，并由此发展为感伤主义文学流派。对情感描写的重视亦开启了另一条小说道路：以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斯达尔夫人的《柯丽娜》为过渡，通向了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

（朱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