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文化乡愁与政治乡愁

又到春节，超过13亿人次的国民返乡过节，举国大流动的景象蔚为壮观，举世瞩目。经济学家从中看到的是节期旅游消费之于GDP的经济拉动效应；社会学家关注的是社会人口周期性流动所产生或隐含的种种社会动态效应；人类学和文化学者留意的是在此传统节日期间不惧山高路远、辗转返乡的人流中，回荡升腾的缕缕亲情、乡愁，或者家国情怀。难道这就是所谓“还乡不惧家乡远”吗？

可是，究竟是什么使得如此家国情怀和文化乡愁在这一刻显得这般浓烈？仅仅是因为“他乡没有烈酒，没有九月九”吗？关于家和还乡，以及亲情乡愁，伦理学学者如我者会有多种解释，比如，血缘人伦、亲缘团聚、故土乡念、节期、礼仪、传统等。我还会因此而想起自己的某些亲身经历，事实上，一些朋友乃至我的一些学生曾经告诉我甚至严厉地指正过我，说我自从二十多年前哈佛访学归来之后，思想便发生了变化，而且出国越多，变化越大，似乎总体上越来越趋于文化保守了。虽说感觉和印象不一定可靠，可终究其出有因，不可不察。至少，我得承认，我对家乡、故土、国家、国土、国学等问题的意识的确是因为出国、远离故土而变得渐渐强烈和清晰的，或可谓“去国方知故国愁”罢！

我的（但我相信绝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这种感受是否印证了所谓“距离产生美”的美学箴言？抑或，别离、远离或者距离不仅会产生美，而且还能产生善？英国18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休谟说过，人类的情感才是道德的真正来源，因而善首先是一种人类情感价值而非知识价值。乡愁既然关乎家国，也就具有了一种伦理情愫甚至政治情怀，因此才会有所谓“文化乡愁”和“政治乡愁”。如果说，文化乡愁意味着人们对亲情故土所怀有的一种天然的伦理依恋和道德记忆，那么，政治乡愁便是国民对于自己的祖国或母亲之地所怀有的一种社会化了的政治归属感或政治伦理认同。毫无疑问，无论文化乡愁还是政治乡愁，都是蕴含着深厚的道德伦理意义和政治内涵的特殊的人类情怀，这大概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家国情怀。世存伦理善恶，人有国家情怀。乡愁一旦浸染文化价值，情怀便不止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而必定关乎社会政治甚至家国伦理了。

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家国情怀呢？尤其是，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何理解国家或者“民族—国家”呢？关于家和家族，我们的先人已有太多极为深刻而智慧的阐释，至今依然富于启迪和警示，而关于国家或“民族—国家”，虽然也不乏传统的思想资源，但由于现代政治社会的深刻改变，尤其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浪潮给现代国家理解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似乎留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需要给予新的政治伦理阐释。春节寒假，幸得些许自由时间，可以做点读书写作的正经事儿。说来机缘巧合，让我静下心来进入“学术阅读”状态的，竟然是门下陶涛博士年前完成的《城邦的美德——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研究》书稿。这是一本即将出版的关于古希腊城邦国家和古典政治伦理的专著，陶涛君早就请我为之一序，只是因为日常事务冗繁，久拖不恭矣。借此机会，我既可以复习一下有关古希腊哲人的城邦伦理或国家哲学，又可以把自己的读书心得和偶得之思写出来以答君命，何其悦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