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敌友之间和之外

敌人的产生及其身份的相对性一方面来自“敌人”在政治世界或政治时空中的变动不居，另一方面则来自我们熟悉的敌友关系之客观存在。这就是说，在政治学，尤其是政治哲学的语境中，敌人常常是相对于朋友而言的，这使得敌友关系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关系。在此意义上又可以说，没有朋友便没有敌人，没有敌友关系便没有政治和政治哲学。

人类社会史告诉我们，人类对敌友关系的确认首先是通过自我与他者（他人）的区分而得以建立的。事实上，作为敌人的他者最初被视为野蛮人、陌生者、异己者，后来被一步步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类型化为特定类型的敌人，如“敌手”“阶级敌人”“人民公敌”“民族之敌”或“国家的敌人”“人类的敌人”等。“敌人”类型的不同，使得所谓“敌友关系”的含义也不一样。野蛮人既然是对外来者、入侵者或者陌生者、异己者的伦理定位和政治蔑视，当然也就是对自我的主体性身份、主体的道德优越性位势和自我在特定之自我—他人的伦理关系中所处的主动、主体乃至主宰地位的自我标榜。然而，这仅仅是自我的单方面自诩而非对方的确认，更何况，当处在自我与他人之关系中的一方产生如此这般的关系和身份意识时，另一方也可能产生同样的关系和身份意识。通俗地说，当你把对方当作自己的敌人时，你自己已然被对方当作了敌人。当然，人类早就明白这其中的关系置换和身份转换的秘密，并找到了有效的方式将之确定并长久固定下来，这就是所谓人类社会的进步或发展的标准：凡处在落后的发展状况中的人群都被那些处在相对先进或发达状况中的人们或明或暗地确认为野蛮人。而无论发生怎样的情况，处在自我与他人关系中的任何一方，都会将对方视为他者、陌生者、异己者。这是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胚胎，但终究还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本身。

政治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之一，是首先严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以便团结人民和朋友，孤立和打击敌人。经过政治意识形态的抽象或者剥离，敌人不再是一般化的野蛮者或他者，而是被严格地分门别类地“锁定”：党派的敌人被归类为“政敌”或“阶级敌人”，国家内部的敌人被归类为“人民公敌”，国家外部的敌人则被归类为民族和国家的敌人。无论以党派或阶级的名义，还是以人民的名义，抑或以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敌友关系都因此被赋予了最严厉的政治意义，不容任何含糊。而且，经过政治意识形态化了的敌友关系的处理也采用了最严厉的政治方式：通过诉诸法制惩罚、政治斗争，甚至政治专政、政治暴力直至战争，来消除或消灭敌人。政治家们不必用太高的智慧就可以发现，把握好敌友关系并运用好诸种处理敌友关系的方式或手段，不仅可以强化国家的内部治理，而且通过发现甚至建构国家外部的敌人，转移或者汇聚国内政治关注，强化国家内部的团结，从而减缓国家内部的政治压力。《敌人论》告诉我们，作为最年轻且最强大的现代帝国，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先后发动和领导了240多次大大小小的国际战争，以至于有人做出结论，“战争和敌人造就了美国”。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也因此相信，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外部敌人，其社会凝聚力往往会有所削弱，甚至会面临国家分裂和内战的危险。而当国民面对共同的敌人威胁时，国家的权威和资源都会得到加强，国家内部的团结也会增强。

然而值得关切和反思的是，因这类政治效应所带来的政治家或政治集团对“敌人”的政治利用。譬如说，出于夺取和巩固党派政权或者转移国家内部矛盾或政治压力的目的，政治家（更不用说政客了）和当权政府便可能借用、挪用，甚至盗用某种或某些普遍化的正当理由，或者以某种普遍社会道义的名义，有意图、有预谋地去建构甚至虚构“敌人”。敌人的确来自他者，或者说，敌人确实是从“政治之我们”中异化出去的他者，可这一逻辑推理反过来并不必然普遍有效：并非所有的他者、陌生者或异己者都必定成为我们政治上的敌人！行文到此，我突然想起美国的“绿卡”，英文全名为“permanent resident alien card”（直译“永久居住之外来者卡”）。在英文中，“alien”一词的主要意思是“陌生的”“外来的”“异己的（异化的）”。可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外来者或“新来者”（所谓“the New Comers”）几乎是除印第安人之外所有美国人的原初身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非但不是最终也没有成为敌人，而且还依次成为了美国的人民，所以他们才会骄傲地喊出“我们之为人民”（“We，the People”，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哲学家、耶鲁法学院教授Bruce Ackerman之代表作的书名）。

如此看来，他者或外来者并不一定都是“政治之我们”的敌人，一如临时的利益共同体成员并不一定就是“政治之我们”的永久朋友。这促使政治哲学家（尤其是政治伦理学家）必须注意：任何关于政治的哲学和伦理学思考，不能仅仅聚焦于敌友关系之间而无所超越，还必须考虑敌友关系之外的诸种现实的和可能的社会关系。人类的政治关系绝不是孤立的，也不仅仅限于敌友关系之单向度。与陌生人的遭遇有可能是一种不幸，或许因此而增加一个真正的敌人；但这一遭遇也可能是一种幸运，或许因之而幸遇你或你们生命中又一位真正的朋友甚至是贵人。人世间来来往往，步履匆匆，行踪飘忽不定，谁又能预定人生的遭遇呢？人际如此，群际、族际、国际也如此。敌友关系之外，与陌生人的遭遇、常人之间的日常交往，甚至是既有的敌对者之间的交往，还有多少可能的关系？即便是敌友关系之间，谁又能担保所有既定的一切就一定是且永远是一成不变的呢？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和蒋介石可以坐在一起举酒干杯；因为日本入侵，民族救亡压倒一切，蒋介石与毛泽东便能兄弟相称握手言欢。有时候，并非只有战争一类的重大事件才会给敌友关系带来这样根本性的改变，某种偶然的机遇或事件也会化敌为友或者化友为敌。比如说，古希腊特洛伊战争中的名帅阿伽门农与勇将阿喀琉斯之间的故事。

如果从人类的“类意识”来看，更为复杂而具有终极意义的事情恐怕是如何化敌为友？或者，如何最终消除敌人本身？这不仅涉及政治宽容，从根本上说还关乎作为人类的我们究竟如何共生共存、共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