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立及其初期活动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建于1847年6月2日。1852年革命低潮时期遭到反动派严厉镇压，被迫于同年11月17日宣布解散。它存在五年半时间的活动，可分为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时期。本文只写到1848年2月欧洲革命爆发前的早期活动，中期和后期留待下题再写。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4卷，收录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全部文献，总计有240万字之多，为我们学习和研究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的历史提供了权威的、完整的第一手资料。
一、为何要建立共产党？为何要建立国际性共产党？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形成科学世界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之时，就考虑到要把理论付诸实践，就必须着手准备创建共产党，在党领导下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为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要治理社会、改造社会必须依靠政党去掌握国家政权，实行自己的政纲。政党是近代阶级斗争的产物，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革命取得胜利、掌握政权后，在议会合法斗争中形成了有政治纲领的有定型组织机构的政治组织来执掌政权，施行其政纲。如18世纪末19世纪初形成的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后来演变为自由党和保守党）、法国的雅各宾党和吉朗特党、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等。无产阶级也要组织政党参与阶级斗争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习来的。可以说这也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见朱熹《中庸集注》第十三章）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形成有所不同的是，无产阶级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或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就要组织自己的政党来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为夺取政权而展开秘密和公开、非法和合法的各种斗争。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无产阶级登上政治斗争舞台起，英、法、德等国不约而同出现了第一批工人政党，如英国的全国宪章派协会（1840年）、法国的“四季社”（1837年）、德国的“正义者同盟”（1836年）等。但是这些工人政党是以宪章主义、布朗基主义、魏特林主义等非科学的错误思想为指导，所以不能给广大工人指明正确的斗争道路和斗争目标，不能领导工人阶级投入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创建以科学世界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共产党，才能动员并且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夺取政权，实现全人类和每个人的自由解放而斗争。
恩格斯晚年回忆往事时还强调指出：“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1]据我查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恩格斯早在1843年5月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中就已提出要在德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他认为德国具有哲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优势，所以“德国在有教养的社会阶级中建立共产党的条件，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优越”[2]。马克思对此也有同感。他们还都认识到：英国的经济与经济学和法国的政治与政治学水平比德国高，英国和法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水平也比德国高。1844年8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会面后，不仅志同道合，共同研讨诸多理论问题，而且也就建党问题交换意见。这时他们都认为西欧英、法、德等国都已经有一批共产主义者，这些国家工人运动的水平尽管参差不齐，但是都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共产主义的实现不能只限于某一个国家，所以建党一定不能只局限于某一个国家，应该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共产党，统一领导英、法、德等国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便使共产主义革命几乎同时在这些国家取得胜利。马克思、恩格斯1846年在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不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存在，“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3]。这反映了当时他们的认识。现在看来，他们当时对英、法、德等国可能同时取得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估计过高了，但是他们深信随着生产力与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共产主义将遍及全世界，这确是科学预见。
二、建党的领导核心：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为了筹备建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首先要通过通讯方式联络英、法、德等国的共产主义者，交换意见，沟通信息，弄清分歧，明辨是非，取得共识，统一思想，再进而从组织上建党。马克思自1843年10月迁居巴黎后，在15个月之中一直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法国政府本来对他就存有戒心，加上普鲁士政府的压力，1845年1月他终于被法国政府下令驱逐出境，2月他一家被迫迁往比利时布鲁塞尔栖身，4月初恩格斯也从德国迁到马克思近处，与他毗邻，都住工人集中的地区。两位战友会师后就在当地发起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在半年多时间内联络团结了十多位战友，其中大部分是德国的流亡者，如前炮兵军官、新闻工作者约瑟夫·魏德迈，政论家、教员威廉·沃尔弗，政论家斐迪南·沃尔弗，作家塞巴斯蒂安·戴勒尔，新闻工作者路易·海尔堡，还有马克思的内弟埃德加尔·威斯特华伦等人。这一批人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的创始党员。他们时常聚会，商谈筹备建立共产党之事。1846年1月初，正式成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大家民主选举马克思、恩格斯和比利时档案保管员菲利浦·日果（1820—1860）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领导委员会的日常工作。选举日果为常委，显然是为了通过他便于联系比利时的共产主义者。
新选出的常委会当即拟订了发展组织和开展宣传的计划。随后写信或派人分别与伦敦、巴黎和德国的爱北斐特以及威斯特伐利亚、西里西亚地区的一些城市的战友建立联系，先后在英、法、德三国建立了几个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或共产主义小组。很难得，当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与各地委员会或小组及其负责人来往的几十封信函都已收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1卷，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年筹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过程中得到的响应和遇到的阻力。例如，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7月17日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中表示：“我们共产主义者虽有千百万，但我们却还没有建立起政党。从这一点也足以看出，这方面的必要性已成熟到了何等地步。”应该在革命风暴来临前就把党建立起来，否则“共和派、改良派等却要收获我们播种的成果。”建党要“越快越好，任何拖延都孕育着危险”。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甚至建议就在1846年年底以前在伦敦召开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在伦敦开会比在德国和比利时更安全，“不用担心警察当局会抓住我们”[4]。
过4个月，即1846年11月1日它又给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去信，反映了当时普鲁士专制政府的国王和笃信宗教的牧师、骑士、银行家等结成联盟，“为了对付几百个贫穷的无产者”，他们居然在教堂的讲台上向上帝求援，求它保佑在伦敦的德国青年的心灵不受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毒害，求它挥动力大无穷的手掌粉碎我们的图谋不轨。可他们至今一无所获，反而火上浇油。我们这些毫不知名的人竟变成大名鼎鼎的人物了。现在，人人都想认识一下可怕的共产主义者，都想亲眼看看我们究竟是不是真的像魔鬼一样，头上长角，脚上有蹄，屁股上拉条小尾巴。因此，每逢晚上我们开会，会场总是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的房东不得不扩大房间。可见尽管反动派给共产主义者施加压力，共产主义者正面的说理宣传对于平民百姓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信中还说道，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领导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从1846年7月开始已派120多名会员到欧洲各地宣传共产主义原则：“我们从德国、特别是从汉堡和柏林获悉了令人可喜的消息。所有的工厂都在热烈讨论共产主义。”[5]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英、法、德、瑞士等国共产主义者的联络工作卓有成效。马克思、恩格斯经过了解各地工人政治组织的具体情况，他们认为要尽快建立共产党，最好把重点放在改造正义者同盟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就要追本溯源了解正义者同盟的由来。对此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在这里要稍加细说。最早是1832年在巴黎成立了德意志人民协会。这是德国革命流亡者和迁徙到国外的手工业帮工在国外建立的第一个德国革命者的组织，旨在为德国的自由民主和国家统一而斗争。会员曾达到五六百人之多。翌年，即1833年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发生了武装袭击警察岗哨事件。由一批大学生、手工业帮工和波兰军官组成的武装队伍准备好要发动一次反对普鲁士专制政府的人民起义。
1834年4月3日这一天他们首先举事袭击了法兰克福市的警察队及其哨所。然而立即遭到政府军警的残酷镇压，一部分人逃往国外。他们与国外的一些革命者于1834年4月在瑞士伯尔尼又建立了青年德意志秘密同盟这个新的组织，并且与德意志人民协会紧密联系。同年夏天，德意志人民协会被解散后，其中左翼代表另在巴黎创立了流亡者联盟。这是一个秘密的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密谋武装起义的政治革命组织，主张实现民主共和主义，成员包括小资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帮工在内，约有二百人。[6]其中不少人逐渐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影响，政治上更为激进，阶级立场上更明确转向无产阶级，改造社会上更有远大理想。这部分先进人士于1836年退出流亡者联盟，在巴黎另外成立了德国正义者同盟。这是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独立的政党组织（通常人们只说它是政治组织，我认为这样定位偏低）。其奋斗目标是要实现财产公有分享，使人类变得自由和幸福。1938年制定的《德国正义者同盟章程》规定其“宗旨是使德意志从耻辱的压迫桎梏中获得解放，并促进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权和公民权”。章程中有两处提到“正义”，即在章程第15条中说：“致力于使社会舆论更多地建立在正义原则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个别人物和权威的意见的基础上”；“应该时刻准备保护无辜者和捍卫正义，追究和惩罚犯罪行为。”[7]这可以视为“德国正义者同盟”名称的依据和由来。章程具体规定了同盟的组织系统和组织机构以及对盟员的严格要求，等等。
由上可见，正义者同盟的性质是接近共产主义或准共产主义的政党。正义者同盟这个半宣传性半密谋性的组织当时在巴黎活动中与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布朗基领导的四季社有密切联系。1839年5月12日四季社在巴黎贸然密谋发动武装起义，提出消灭暴政的呼声。正义者同盟的巴黎支部成员参与了四季社组织的这次武装袭击。起义立即遭到首都警卫队的血腥镇压。布朗基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和成员也有被捕或被驱逐出法国的。但是正义者同盟依然不屈不挠坚持在逆境中重整旗鼓。它随即派人在瑞士、英国和德国先后建立了同盟的地方组织，在巴黎的中央领导机关又秘密重建。而且还同法国革命者、波兰民主派和英国宪章派建立了联系。盟中央在巴黎由于受到法国政府严密监控，处境维艰，只好于1840年迁往伦敦，另选出常住伦敦并在那里谋生的卡尔·沙佩尔（原是排字工人，后改为讲授语文）、亨利希·鲍威尔（皮鞋匠）和约瑟夫·莫尔（钟表匠）三人组成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这时，正义者同盟已经在英、法、德、瑞士等国都建立了支部，还通过它领导的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协会吸收了包括更加广泛国别的先进人士为会员，如荷兰人、波兰人、俄国人、斯堪的那维亚人、南斯拉夫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简言之，到1846年，正义者同盟的指导思想已接近科学共产主义，它在伦敦的盟中央领导人已积极响应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号召，迅速成立了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盟的主要骨干都已有从事革命斗争近十年的实际经验。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决定以正义者同盟为基础，把它改造、改组为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共产党是有较为充分的依据的。但是考虑到该组织还深受多种错误的非科学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所以以科学世界观和科学共产主义对之进行批判，从而明辨是非，划清界限，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这是建党的首要前提，至为关键。
三、对魏特林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批判
威廉·魏特林（1808—1871）是工人理论家，是国际共运史上昙花一现的很特殊的人物。了解这颗新星是如何闪光又如何陨落的，对我们很有教益。他于1808年10月5日出生于德国马格德堡，是一个德国妇女与法国派驻德国军官的私生子。他4岁时生父即被法国政府调回去，随后战死沙场，从此全靠他母亲为人当厨娘抚养他，只读了小学，14岁就去学裁缝手艺，20岁满师后在德、奥多个城市靠自己的手艺谋生。这个人天赋聪颖，自学成才，勤奋刻苦，博览群书，锐意著述，自命不凡。由于他深受基督教教义和多种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又着意自我创新，所以魏特林主义是很庞杂的思想体系。他于1835年（27岁）10月为逃避情敌暗算，匆匆离开维也纳，转移到巴黎谋生。这是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他到当时欧洲革命中心巴黎后，正赶上这里革命活动异常活跃。他当即加入1834年刚建立的德国革命民主共和主义组织流亡者同盟，参与工人运动。1836—1838年他参与创建并领导在巴黎成立的德国正义者同盟。1838年同盟人民议事会制定了盟章，同时委托魏特林为之起草纲领。1839年年初他撰写的纲领文献《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靠盟员资助在巴黎印出2千份。1842年再出版他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3年又出版他的《贫苦罪人的福音》。这三本书名都很动人的著作构成魏特林主义体系三部曲。
魏特林作为德国工人共产主义理论家提出了哪些基本观点呢？他强烈谴责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盗窃之母”，资产阶级是“人类之敌”，同时他主张实现“财产公有公享制”，这表明他的确是共产主义者。在某些方面，他还远远超过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例如，他认为不能采取阶级调和的和平改良的方针，而要组织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开展阶级斗争，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还要通过一个过渡时期才能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他的论著包含很多错误观点。主要是：他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人人一律绝对平等，人人平均领取生活必要品，“没有第一和最末的区别”；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由小家族联盟和大家族联盟组成，由各个技工团和中央技工团来统一管理。这些是反映了手工业工人的狭隘思想，而不是代表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产业无产阶级的观点。他否认科学理论和革命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作用，宣扬依靠手工业工人、流氓无产者，甚至乞丐、盗贼等，可以用“盗窃手段”进行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斗争，按照密谋原则，不断进行武装暴动就能夺取政权。他还反对首先进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革命，主张无产阶级可以立即发动暴力革命，一举夺取政权。他还认定耶稣是古代共产主义的先驱，遵循基督教和平、平等、行善乐施的教义，热衷于为工人办集体公共食堂，从此入手赐予工人以“福音”，并且以此作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萌芽和模型。到1841年年底，他先后在德国和瑞士一些地方兴办了许多共产主义公共食堂，不为赢利，价廉物美。但是因缺少资金，都未能持久经营。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充分肯定魏特林的理论成就。上述魏特林的三部代表作于1839年、1842年和1843年出版后，轰动一时，深受工人和知识界欢迎。马克思曾在1844年发表在巴黎《前进报》上的文章中指出：“我就提醒读者注意魏特林的天才著作，不管这些著作在论述的技巧方面如何不如蒲鲁东，但在理论方面有很多地方却胜过他。”马克思还嘲笑德国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根本拿不出一本著作能够与魏特林的天才著作相媲美。他还赞扬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是德国工人“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8]。恩格斯于1843年10—11月发表在英国《新道德世界》上的文章也说：魏特林“可以算是德国共产主义创始者的人”，在瑞士“魏特林被看作共产党的领导者”[9]。恩格斯后来还说过：“魏特林共产主义则是一种自成系统的并且刊印成著作的东西。”[10]但是，对于魏特林主义中种种错误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一直进行针锋相对的批评。
马克思、恩格斯自1844年夏天起与魏特林就有交往，对他多次提出不同看法。然而魏特林这个人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他以工人理论家和救世主自居，自以为出身好、阅历深，比马克思年长十岁，比恩格斯年长十二岁，内心深处轻视知识分子，视他们为资产阶级出身的脱离工人运动实际的学究型的“精神贵族”，听不进他们中肯的批评意见。1846年年初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建立后，多次举行理论研讨会，马克思、恩格斯时常邀请魏特林参加。在1846年3月30日这一次研讨会上讨论工人运动领袖们如何共同行动和如何开展共产主义宣传问题，魏特林大言不惭地坚持要首先出版他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和多位委员都不同意这样做，并且批评了魏特林的手工业者平均共产主义和否认政治斗争的密谋宗派策略。他置若罔闻，拒不接受。俄国自由派作家帕·瓦·安年科夫也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他于1880年发表的回忆录《美妙的十年》中曾经生动地记述了这次会议上争论的实况。马克思在会上诚心请魏特林讲一讲他根据什么来证明他的活动是正确的？又根据什么来确定他将来的活动？安年科夫这样说：“他讲了很久，但使我惊讶的是，他的话语与恩格斯的讲话完全不同[11]，讲得既零乱，又粗俗，语无伦次，而且常常修正自己的话，好容易才作出结论，可是又离题太远。……他已经不能自由自在地思想和谈话了。要不是马克思皱着眉头愤怒地打断他的话并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大概还会说得更多。魏特林冷嘲热讽式的演说无非是想激动民众，他又不给他们以可靠的、深思熟虑的行动根据，这完全是在欺骗他们。马克思接着指出，刚才所谈的这种激起人们虚幻的希望的做法，只会把受苦受难的人们引向最终的毁灭，而不能拯救他们。特别是在德国，如果没有严格的思想和正确的学说来号召工人，那就等于玩弄空洞虚伪的传教把戏。……马克思继续阐述他的思想。他说，在一个像德国这样的文明国家，如果没有进步的理论，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事实也是如此，至今除了喧嚣叫嚷，有害的感情冲动和使事业遭到失败，什么事也没有做出来。魏特林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他又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辩驳说，一个为了正义、团结和兄弟般的帮助而把几百个人集合在一面旗帜下的人，不可能是头脑空虚的无用的人，他魏特林为了摆脱今天的攻击，会用回忆过去从祖国各地寄来的几百封感谢信来安慰自己，他认为他的平凡的准备工作，也许要比抛开苦难的人民来进行批判和空洞的理论分析更有助于共同的事业。马克思听到最后几句话时，气得再也忍不住了。他使劲捶了一下桌子，桌上的灯都震得摇晃了。他跳起来说：‘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我们也都跟着他站起身来。会议结束后，马克思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简直是怒不可遏。我很快就同他的交谈者们告别回家，我看到和听到的这一切都使我万分惊讶。”[12]我在这里用较大篇幅摘引安年科夫的回忆录，是想和读者一起走进历史现场，亲身聆听、观察1846年3月30日晚上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举行的那一场精彩的研讨会，亲身看到魏特林这位工人理论家被马克思批驳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这种尴尬的狼狈相足见这个工人理论家的理论贫乏和冥顽不化。当时马克思刚满28岁，不免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未能坚持冷静耐心，以理服人，以至猛拍桌子，并且当面斥责魏特林“无知”，结果使得会议不欢而散。
事隔一个多月，即1846年5月11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又开会讨论如何理解共产主义的问题。会上大多数人一致批判德国“真正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者海尔曼·克利盖在美国的报刊上鼓吹一种泛爱伤感的共产主义，指出这样做会使无产阶级消极无为，脱离阶级斗争。克利盖主张以抽象的爱为基础，每人分一块土地，以便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爱”的乐园，从而也就实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农业社会主义的观点，即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会上只有魏特林起而为克利盖辩护，并且在通过反克利盖通告时只有他单独一个人投了反对票。这种顽固态度使他彻底陷于孤立，终于同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决裂了。他还企图在瑞士独自组织一个以他为首的共产党，结果到处碰壁，一事无成。[13]随后他就气急败坏地离开布鲁塞尔，年底只身迁到美国，与克利盖合伙办刊物去了。魏特林作为工人理论家对于早期的德国工人是起过启蒙作用的。正如马克思于1844年在评论魏特林的成就时形象地说：“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14]拿来和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15]可是当无产阶级进入青壮年成熟时期之时，就要丢弃童鞋，改换新靴了。
1846年5月中旬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把反克利盖的通告分发各地，并建议伦敦正义者同盟领导人沙佩尔在伦敦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很快就在5月底建立起来了，并且立即与布鲁塞尔建立联系，表示完全赞同与魏特林决裂，但不同意马克思在他所写的反克利盖通告中的尖锐语句。1846年6月22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给伦敦的复信中要求对“真正社会主义”“感伤共产主义”进行坚决批驳，并建议讨论召开全体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方案。如上所述，同年7月17日，伦敦委员会回信提议以伦敦作为准备举行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会址。
这里还要穿插讲一点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反蒲鲁东主义的斗争。本来马克思于1846年5月5日与恩格斯、日果三人联名写信给巴黎的蒲鲁东，约请这位排字工人出身的工人理论家做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巴黎的通信人，信中诚恳地说：“我们在那里不可能找到比您更合适的通信人了”，还说您寄来的信件“邮资全由我们这里支付”[16]。可是蒲鲁东妄自尊大，在回信中表示要以与马克思争论不休作为参加通信的先决条件，并且坚持他反对革命、坚持改良、“宁肯慢慢消灭私有制”的无政府改良社会主义的观点。这样，他就把自己孤立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同年8月，恩格斯只好亲自移居巴黎，开展宣传和组织活动，批判了蒲鲁东主义鼓吹的通过办工人合作社来战胜资本主义等错误观点，同时建立了巴黎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蒲鲁东和魏特林一样，都自认为出身好，成分好，理论高明，拒谏饰非，所以始终未能接受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科学理论。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一方面取得了反蒲鲁东无政府改良社会主义、反魏特林基督教平等共产主义、反克利盖泛爱感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从而在思想上对共产主义取得较为一致的科学认识；另一方面又先后在德、法、英、瑞士、瑞典等国的十个城市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并发展了组织成员。这样就为建党做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四、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从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成就
时值1846年年底，正义者同盟决定近期召开代表大会进行改组。1847年1月间伦敦正义者同盟和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派其委员约瑟夫·莫尔（1812—1849）为代表到布鲁塞尔商谈改组同盟之事。他当面听到马克思对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问题做出准确回答之后，恳切邀请马克思，随后又到巴黎邀请恩格斯，连同他们的团体一起加入正义者联盟，并领导改组同盟的工作。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于1847年2月发出气壮山河的长篇告同盟书，强调指出：“我们显然是在迎接着一场波澜壮阔的、决定人类世世代代命运的革命运动”，“只有在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人类才能获得解放”，我们必须尽快召开一次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创建共产主义政党，为此要求各地选出代表，在同年5月30日以前自筹经费来伦敦报到。[17]马克思、恩格斯考虑到正义者同盟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工人政党组织，有群众基础；同时，“同盟”的领导人已表示放弃魏特林主义并同意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并且积极着手筹备召开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于是他们欣然同意参加改组正义者同盟，把它变为共产主义政党。
1847年6月2—9日在伦敦秘密召开一次改组正义者同盟的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它是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册。有英、德、法、比、瑞士等国的代表与会。恩格斯作为巴黎支部的代表、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威廉·沃尔弗作为布鲁塞尔支部的代表参加了大会。马克思当时在布鲁塞尔因经济拮据未能出席，但他为大会的召开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包括对提交大会讨论的新的章程草案提出了原则意见。
“一大”没有留下原始记录，从1847年6月9日大会结束那一天发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得知：“一大”在听取了原同盟中央的工作报告之后，主要解决了如下八个重大问题。
第一，大会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为每个人可能对“正义”有不同的理解，而“我们的特点不在于我们一般地要正义——每个人都能宣称自己要正义——，而在于我们向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私有制进攻，而在于我们要财产公有，在于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就需要有一个能够表明我们究竟是些什么人的合适名称，“于是我们选用了这个名称”[18]。从党的名称“共产主义者同盟”就可以看出这个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是为共产主义而斗争。但是还保留了“同盟”这个传统的叫法。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是径直名为共产党。马克思、恩格斯在很多场合还是习惯于把共产主义者同盟称为共产党，例如，他们就把同盟的正式纲领称为《共产党宣言》。在同盟的正式文献中也时常自称“共产党”[19]。
第二，大会决定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具有鲜明阶级性、国际性、团结性、组织性和战斗性的口号，代替了原正义者同盟的“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这后一口号是受资产阶级“博爱”思潮的影响，缺乏阶级观点，缺少辈分观念，又排除女性，而且软弱无力，无所作为。
第三，大会讨论了恩格斯起草的准备作为党的纲领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这是党纲的第一个稿本，它按照当时在欧洲工人政治团体中流行的问答体写成，共分22个问题，约3500字，包括两方面内容：（1）关于无产阶级的定义、形成的特点；（2）关于共产主义者的奋斗目标、道路、方法和措施。《信条草案》提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这就明确指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是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而且明显改变了原来正义者同盟的保留着魏特林平均共产主义标记的宗旨：“使世界上一切人享受自由，使任何人都不比别人生活得好些或坏些”。大会决定把这个纲领草案分发到各支部征求意见，以备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审议通过。
第四，大会通过了主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共分七章36条。其中规定了同盟的目的、对盟员的要求、盟员的纪律、接收盟员的办法、同盟的各级组织机构、同盟内组织和活动准则。新章程剔除了旧章程中密谋、宗派主义以及助长个人崇拜的内容，把党建立在民主制的基础上。马克思后来还强调说：“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20]这个章程还要分发各支部征求意见后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
第五，为了使无产阶级政党真正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的共产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鉴于魏特林主义已经成为工人运动中的一具政治思想上的僵尸，“我们不愿意拖着尸体走”，因此大会决定把坚持魏特林平均共产主义观点和宗派密谋策略的人开除出去，以保持党的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和组织队伍的先进性。
第六，党中央在致同盟盟员通告信中通报了伦敦、巴黎、里昂、马赛、汉堡、比利时、瑞士、美国等各地支部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表明思想不统一、组织不健全依然使党面临危机，因此中央决定要派特使帮助整顿组织，发展新党员。
第七，决定创办机关报刊，后定名为《共产主义杂志》，作为宣传共产主义和党的主张的阵地，任命威廉·沃尔弗为编辑，先在1847年7月份暂时免费发行一期试刊，号召各地方组织踊跃捐款和投稿给予支持。
第八，决定提前于1847年11月29日在伦敦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便“彻底解决当前的重要问题”，主要是制定纲领和章程的问题（按照盟章规定每年8月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本应于1848年8月举行）。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马克思主义同西欧工人运动初步相结合的产物和体现。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1847年6月2日“一大”的开幕日，可以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诞生日。[21]我深信2047年6月2日，国际共产党人将隆重纪念国际共运二百年。
“一大”之后，同盟随即从多方面开展活动。在1847年6月9日闭幕的当天，大会发出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中除了概述大会的筹备经过和重大成就外，还要求各支部对党纲“进行严肃的、仔细的考虑”，“进行特别热烈的讨论”，并把补充意见和修改建议提交中央委员会，“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应当再次向大多数人呼吁并把我们准备好的东西留待第二次代表大会去通过”。大会号召盟员要不怕困难、危险和牺牲，加倍努力，“使同盟成为欧洲的一个强大组织”。大会深信：“我们代表着一个伟大壮丽的事业。我们正宣布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这个变革，无论就其彻底性还是就其成果的丰硕来说在世界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历史的发展本身将引起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终将爆发”，“这场斗争和这一胜利是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的。”[22]通告信连同新章程、新纲领等当即寄往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和瑞典等国十个城市的支部；同时还从伦敦派出了五个全权特使，两个到美国，三个分别到德国、荷兰和挪威，在那里筹建新的支部。
按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由所在地区的区部委员会选出，于是在代表大会闭幕之后不久，就由伦敦区部委员会选出沙佩尔、莫尔和鲍威尔三个人组成中央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沙佩尔原是德国吉森学院的学生，后在巴黎当过排字工人，到伦敦后靠在德国侨民中讲授语文维持生活。莫尔原是伦敦的钟表匠。鲍威尔原是法兰克尼亚的皮鞋匠。这三个人是德国的“职业革命家的典型”“第一批革命无产者”[23]；他们原都受魏特林主义的影响，又都是正义者同盟的主要领导人。现在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又当选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主要领导人。既然同盟的改组主要是由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促成的，为什么他们二人均未当选党中央领导人呢？这是因为党中央的委员并非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是由党代会确定党中央设在伦敦，再由伦敦区部选举长住伦敦的领导人担任中央委员。他们既是职业革命家，又是业余革命家，要靠自己工作取得收入谋生。
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之下，各地方组织相继改组或新建。在德国的柏林、汉堡、莱比锡、科伦、威斯特伐里亚、爱北斐特，在法国的巴黎、里昂、马赛等地都建立了区部或支部。在比利时很快就建立了两个区部，一个在列日，另一个在布鲁塞尔。1847年8月5日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同盟支部和区部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新支部的主席，并和日果、荣格、沃尔弗一起当选为区部委员会委员。布鲁塞尔区部是同盟最强有力的一个地方组织。在瑞典的一些地方建立了新支部，盟员已经超过一百名。在日内瓦，除了改组原有的一个支部之外，又新建了两个支部。在瑞士的十个以上地区建立了组织。
为了便于同盟在各地站稳脚跟，并在广大群众中开展工作、争取更多的群众，在同盟外围还建立了好几个群众团体。例如，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组织了德意志工人协会，还有一个歌咏团。“这两个团体都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领导，它们是入盟者的预备学校。”[24]秋后，在布鲁塞尔还成立了国际民主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派团结在自己周围。同年11月比利时民主主义者律·若特兰当选为主席，马克思当选为副主席。该会发展成为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在斯德哥尔摩建立有斯堪的那维亚协会，这是激进民主派的协会，盟员约特雷克（翻译家、出版商）被选为主席。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也都有工人教育协会。同盟还与伦敦的民主派兄弟协会保持密切联系。这个协会是宪章运动的左翼代表人物和各国革命流亡者为了协调各国民主运动而于1845年建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其核心成员都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
除了组织工作、群众工作之外，同盟还致力于宣传工作。共产主义的传单盈箱满包地运送到各地，派到瑞典去的特使不辞辛劳徒步走遍了这个北欧国家，在德籍工人中广为散发，受到工人们热烈欢迎。关于出版机关报刊一事因缺乏经费，延期到1847年9月才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印刷所印出了一期《共产主义杂志》试刊号。在刊物上第一次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作为刊头题词公之于世。在刊登的沙佩尔、沃尔弗等人的文章中阐明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策略原理，批判了“真正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流派，回击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海因岑对共产主义者的攻击。试刊号在伦敦的书店和报亭里公开出售，销路很好，并且招引许多侨居这里的外国人刮目相看。试刊号寄到各地后也备受欢迎。这是同盟出版的唯一一期机关杂志。由于缺少经费无法单独出版自己的报刊，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847年9月起只好利用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作为宣传阵地。这家报纸原是侨居比利时的德国政治流亡者于1847年1月创办的。同年9月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经常为该报撰稿，并对该报的方针发生直接影响，经过与原编辑伯恩施布太德商谈，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掌管了编辑要务，实际上使该报成为党的机关报。同时，还通过德国的《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法国的《改革报》、英国的《北极星报》等发表文章。除了运用报刊之外，还出版了有关书籍。1847年7月出版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系统而深刻地批判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这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福尔塞尔在斯德哥尔摩又出版《共产主义和基督教》一书，专门批驳一个公开攻击共产主义的教士，并向人民宣传共产主义的原则。
各地方机构组织盟员讨论了中央下发的同盟章程和纲领草案，大多表示赞成，也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同盟在开展活动中曾遇到不少困难。警探的跟踪和监视，资产阶级和敌对分子的诋毁和攻讦，经费的短缺和难筹，许多革命者因无固定收入生活无保障，还要加上思想观点不同的人从内部进行干扰。深受魏特林主义影响的人在德国、瑞士、美国到处活动。在汉堡有人主张对魏特林派要忍让、迁就，甚至要求恢复正义者同盟的名称；在莱比锡有人以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信措辞过分激烈为由退出同盟；在日内瓦等地，魏特林分子还妄想把同盟的支部拉到他们那边去；魏特林到纽约后立即在同盟内播下不和的火种，引起尖锐的争吵，结果使组织陷于瓦解。在巴黎各支部中，追随魏特林、蒲鲁东和“真正社会主义者”格律恩的人沆瀣一气，闹得乌烟瘴气。1847年10月有一个支部（两个人除外）居然声明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则，中央委员会只好将它开除出盟。恩格斯当即于1847年10月中旬从布鲁塞尔返回巴黎，立即建立了一个新的支部，“整天奔跑，指点这指点那”[25]。还有二三十人正待接收入盟。他同时立即被选进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负责通讯工作。同年10月22日，他在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会议上逐条分析并且批评了“真正社会主义者”赫斯拟定的与共产主义大相径庭的同盟纲领修正稿。恩格斯“还没有来得及谈到一半，大家就表示满意了。在没有任何反对的情况下”[26]，委员会乃决定委托他起草新的纲领草案。于是恩格斯当即着手起草名为《共产主义原理》的纲领草案。这个纲领的第二稿同第一稿《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一样，还是采取问答形式。它比后者更丰富、更进一步，总共包括27个问题，约12300字。他写信给马克思说：“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随即转到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发展，危机，结论。其中也谈到各种次要问题，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中应当公开说明的那些内容。”[27]1847年11月14日恩格斯当选为同盟巴黎区部出席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同年11月23—24日，他写信给马克思，指出：“这次代表大会肯定是决定性的，因为这一次我们将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来掌握大会。”[28]他还建议：“我们最好不要采用那种教义问答形式，而把这个文本题名为《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或多或少要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完全不合适。”[29]
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在伦敦秘密召开了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者有来自英、法、德、比、瑞士、波兰等国的代表。马克思代表布鲁塞尔区部、比利时人特德斯科代表列日区部参加大会。马克思在从布鲁塞尔前往伦敦与会的途中还于同年11月27日在比利时的奥斯坦德会见了从巴黎路过此地的恩格斯，他们俩专门讨论了要提交大会讨论的纲领问题。这次大会仍然没有保留下来原始记录。我们只能从当时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和后人写的回忆录中得知大会的主要实况。在大会十天会期中，除了修改并通过章程之外，主要是辩论纲领问题。有些人因受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影响的余毒未消，仍然反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在长时间的热烈争辩中，分歧相当明显，怀疑不时出现。由于马克思、恩格斯鞭辟入里的透彻说明，“所有的分歧和怀疑终于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30]。代表们都同意恩格斯提出的不用教义问答形式，并将纲领称为《共产主义宣言》的建议。大会决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新的纲领公之于世。
大会闭幕后，他们二人立即在伦敦、布鲁塞尔着手撰写党纲。1847年12月底恩格斯返回巴黎后，纲领最后由马克思于1848年1月精雕细琢，玉成珍品；定稿时改称《共产党宣言》，月底寄往伦敦付印。2月24日伦敦的报纸同时发表了两条引人注目的重要新闻：其一是《共产党宣言》正式问世；其二是法国爆发了革命。无独有偶，这两件事的内在联系，正如恩格斯于1893年为《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所说的：“《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预兆”[31]，同时表明第一个共产党刚刚建立不久，刚刚制定并公布了纲领，刚刚披上科学共产主义的戎装，就要投身到革命的沙场上去，率众驰骋，冲锋陷阵。
综上所述，1836—1846年德国正义者同盟经过十年之久的活动为建党准备了良好的条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领导骨干。从1846年年初建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起，在它领导下，经过近一年半的努力，在英、法、德、瑞士等国先后成立了10个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从思想上、组织上、人事上做了充分准备，终于在1847年6月2日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如果没有正义者同盟前十年准备的条件，仅靠近一年半的努力，第一个共产党还难以顺利建立。马克思自己在1860年还十分坚定地说：“共产主义者同盟是1836年在巴黎成立的。”[32]到1847年正义者同盟改组、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当即在同年6月和11月召开两次党代表大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中集体智慧，发挥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才能，制定了党纲和党章，会后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在英、法、德、比、荷、瑞士、瑞典和美国，共有8个国家建立了地方支部，拥有约400个成员，创办了《共产主义者杂志》《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等报刊。同时还拥有德意志工人协会、国际民主协会、民主派兄弟协会等外围群众组织，开展群众性的宣传和组织活动。这样，由于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的创建，就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