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第二国际时期文化动力思想叙事的变异及批判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相对和平发展时期。第二次产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转向以垄断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相对和平的状况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已经消失，似乎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思想界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潮，这种思想生态提供了新的叙事语境。
一、修正主义文化叙事的出场
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的鼻祖，由于缺少系统的教育和学习，其思想素质基本上是以分析为特征的，这对他的理论概括能力和思想视野具有很大影响。伯恩施坦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基本上是以拉萨尔和杜林的著作为起点的，根据他的判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结论，“已不能满足运动目前所达到的水平的要求了”，他对杜林“用来说教的那种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形式”多有青睐。他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中表达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态度，要求德国共产党改头换面，变为“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党，要把“有教育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出现的许许多多的拥护者”都争取过来，他主张走合法道路而不是暴力革命。客观地讲，伯恩施坦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变化带来的革命任务变化，也看到了文化在未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的一些观点和结论未能触及资本主义的全部实质，而他对工人阶级力量的轻视也是造成依靠力量转移的原因，成为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根源。
这种话语的出现也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有一个渐变的过程。19世纪90年代初，德国一些经济学家借口资本主义发展，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种种非难，甚至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伯恩施坦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有选择的批驳，而对一些观点避而不谈。他在《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中曾言，“尽管我内心竭力抗拒，我仍旧对我一直认为无可反驳的一些原则发生了怀疑，而紧接的几年带来了进一步加剧这种怀疑的因素”。这种心态是思想迷茫的表现。后来，他在《社会主义问题》中对“传统解释的公开批判”，其中心论点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以及无产阶级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原理。在1898年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里，他否定资本主义发展中资本集中的新趋势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断言资本主义内部已经长出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主张放弃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在伯恩施坦的话语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文献只是为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名称辩护的纪念性作品。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目前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尤其资本主义殖民政策起着传播文明的作用，而且“好的”殖民政策是有积极作用的。这些理论话语表明，伯恩施坦已经从对马克思主义“怀疑”和“竭力抗拒”，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怀疑”和对主要理论的否定。《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其观点进一步系统化，批判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成了他要表达的主要内容和主要任务。
伯恩施坦主张“回到康德去”，用新康德主义话语统括其基本观点，甚至不惜脱离原来对之无限忠诚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而转向他推崇备至的新康德主义。用他的话说：“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他总有一天要十分苛刻地对传统的教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厉的责备。他要指出，这一教义在表面上是唯物主义在哪些地方，实际上是最高程度的、因而也是最易把人引入歧路的空泛意识形态，指出轻视理想和把物质因素抬高为无所不能的发展力量是自我欺骗，而传布这种欺骗的人已经自己通过行动随时发现了或者将要它的本来面目。”[13]伯恩施坦认为，就未来理想和文化叙事看，《共产党宣言》是一种“随便哪一个第一流的政治梦想家也很少会超过的历史的自我欺骗，如果不把这一自我欺骗看成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残余的产物，那末它就不好理解了”[14]。由此，他进一步认定，辩证法是社会思想发展的阻滞力，是人的思维中的陷阱。“辩证法以‘是—否，和否—是’代替‘是—是，和否—否’，它的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从量到质的转化，以及其他的辩证法的妙语（Schonheiten），一再妨碍对已经认识的变化的影响作出充分的说明。”[15]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称为宣传暴力的文化，认为其中充满“叛卖性因素”。为了这种种矛盾，他主张用折中主义因素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认为折中精神总是要一再以强大的自发力量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并认为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有义务除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影响，还对每一时代的法权的和道德的概念、历史的和宗教的传统、对地理的影响和其他的自然影响（人本身的性质和人的精神素质的性质也属于这一范围）加以充分的考虑”[16]。伯恩施坦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认为马克思为了“教义”而牺牲了科学，认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脚手架的框架内建造的建筑物是不合比例的。在他看来，“不管那种二元论表现在什么地方，为了使建筑物得到自己的权利，都必须摧毁脚手架”[17]。这种见解在当时颇有市场，后来的米勒兰入阁成了伯恩施坦话语思想的具体实践。
二、思想争论与话语批判的延伸
帕尔乌斯认为，伯恩施坦的理论观点和叙事方式陷入了“唯心论的迷雾王国”，暴露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卢森堡指出，伯恩施坦的理论主张和叙事基础，同科学社会主义存在着根本矛盾。在理论基础上，伯恩施坦的理论是把社会主义纲领从物质基础上举起来放到唯心主义基础上去；在理论方法上，伯恩施坦以资本家的理解方法进行理论概括，把个别资本家的表现当成资本主义的整体现象；在理论内容上，彻底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他看来，批判伯恩施坦的混乱言论，统一全党的理论认识，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只限于在报刊上进行讨论是不够的，因为每次都只是表达了作者的个人意见。然而对这次提出讨论的党的生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全党都必须表示态度，全党必须对正确的观点表示认可，要这样做，党代表大会就是唯一的机会。”[18]他还看到，伯恩施坦的言论叙说，已经搞乱了最终目的和日常斗争的关系，他采用总体分析的方法揭示了伯恩施坦理论和策略的内在关系，认为价值论不是抽象的思维映像，科学社会主义也不是抽象的“原则”，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唯物史观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一开始就以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也就是用历史的观点去观察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他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象形文字，正是因为他把社会主义的立场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出发点，他反过来才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19]在德国出现的一系列机会主义实践的路标，以及这些实践所表现出的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敌视，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言说的具体体现，实际上是要“用一种普遍的理论表述概括起来，找出它们自己的理论前提，同科学社会主义较量一番”[20]。
倍倍尔认为，伯恩施坦的思想言论与他所处的环境有关，他不只是伯恩施坦本人思想演变的结果，也是党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时必然出现的机会主义思想的反映。他明确地向伯恩施坦指出：“促成这种变化的是，你把暂时在其中生活的环境当成了普遍适用的标准，并且力图用你全部洞察力来证明这一点……你只看到你所愿意看到的东西，而当你看不到你愿意看到的东西时，你就进行编造。”在思想方法上，伯恩施坦对问题的观察很片面，只会分析不会综合。在1899年的汉诺威大会上，倍倍尔指出：“我要特别谴责的是，伯恩施坦确实使我们害怕胜利，他似乎企图使我们厌恶胜利；谁也不会相信我们会在某一天早晨醒来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社会共和国之中。但是，把目标推向遥遥无期的未来，使党丧失牺牲的勇气、热情、献身精神即斗争所迫切需要的一切品质，并且千方百计制造人为的困难，破坏人们对胜利可能性的信念，这是一种十分荒谬的策略。”[21]倍倍尔指出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危害，以及伯恩施坦宣扬的策略的调和性立场和现实危害。
考茨基对伯恩施坦的言行及理论性质也有比较明确的判断，认为伯恩施坦是“根据报纸和许多演说中的个别词句形成了对党的完全错误的看法”。考茨基评析了伯恩施坦的一些观点后指出，这种理论不可能提高我们的信心，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心不应当是盲目的信心，不应当以人们不假思考地接受下来的、现在也许已不再站得住脚的传统见解为根据；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心必须以日新月异的考察为根据”[22]。斯图加特大会以后不久，考茨基给伯恩施坦的信中指出了他的思想实质和话语危害：“你宣称价值理论、辩证法、唯物主义、阶级斗争、我们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资本论关于原始积累的结论都是错误的，那么，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呢？……说实在的，就你目前的态度讲，用‘战胜马克思主义’一语还嫌太轻。它在你那里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崩溃，不是它向更高的形式发展，而是你向批评它的人投降，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搞调和，这我是不能帮忙的，不仅如此，我一定要坚决斗争。”[23]考茨基的批判话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他认为，伯恩施坦通过对唯物史观中个别词句的诡辩，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性演绎，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变成了宿命论和一种机械的自动的必然性理论。伯恩施坦把唯物史观所阐述的历史必然性，解释成社会发展的强制性质，这样一来，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容变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教条，实质上否认了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
普列汉诺夫认为，伯恩施坦的话语迎合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资产阶级理论家把他褒扬为有理性的勇敢的人，说他懂得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妄谬，实际上是用抄来的论据大肆宣扬马克思学派遇到的危机。在对社会文明的认识上，“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或是他们的学生中的任何一个人，谁都没有使自己的希望跟社会财富的减少发生联系。伯恩施坦先生想扯断这样的‘联系’，简直是无的放矢”[24]。针对伯恩施坦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低级文化”，普列汉诺夫指出，这种观点隔断了文化血脉和历史联系，是用“政治上的返祖现象”吓唬人。
三、文化动力思想的别样表达
新康德主义者柯亨等人的伦理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而是道德和价值观念。对此，考茨基指出，伦理起源只能从人的社会本能中寻找，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传承的道德因素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以后的岁月中，人的本能及道德要素仍将依据阶级的不同而有很大改观。但随着人们与动物界限的明确化以及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原来习惯的道德要求会变成道德命令而增强自身的约束力。关于道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考茨基认为，道德根植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又对经济基础产生很大影响，道德与社会发展的张力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存在了，如果是在无阶级社会里，要改变道德只需改变生活习惯就可以了。促进社会团结与共同协力的道德规范，在阶级社会里具有维护某种利益的功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作为压迫被掠夺阶级的强制力的各种武器的发现与发展，使统治阶级更便于强制保存有利于自身的道德。除了种种强制的武器之外，统治阶级还可借助强大的经济力以及文化、宗教等势力来维系道德原则，并使其得以贯彻。未来无阶级社会中，经济利益一致的道德原则的贯彻就不再需要强制的武器做保障，那时再出现道德问题时，依靠舆论的力量便足以解决问题。考茨基认为，不存在超越时空的道德，道德的产生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当经济已经进步，已经产生新到的原则要求的时候，其旧道德原则势力之存在愈永久，则‘社会的居于统治地位的道德’与‘各人生活及行为’间的矛盾必然会更大更尖锐”[25]。社会发展中新的道德观具有极大的活力，经常表现出对现行制度的反叛，“法国人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便是这样。这三个口号如同人们心目中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理想，成为人们追求的道德理想事业”[26]。总体上看，考茨基所讲的道德，不是来自超验的人世彼岸，而是社会的产物，并且对社会经常性地起着作用。
梅林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史研究的新领域，它不仅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方法，也拓宽了研究思路。“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在基本思想上进行了描述的东西以及即使是偶尔发表的天才意见，都由梅林第一次在文学史研究中或文学批评研究中进行了详尽的探讨……虽然不能把文学史看成梅林创作的重要领域，但是，这些著作不论从具有高度的史学修养来看，还是从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训练有素的鉴别力来看，都具有超时代的意义。”[27]梅林的文学史著作和文学批评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文学史领域赢得了一个崭新的科学阵地。有关的叙事论点如下：一是文学艺术要在为无产阶级服务中发挥作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能只限于经济要求和政治权利，它还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成果。无产阶级在实现劳动解放的同时还要实现文学艺术的解放，以便使它能够摆脱资产阶级经济的束缚，成为无产阶级争取和巩固胜利成果的有力武器，无产阶级必须唤醒和培养一种以共产主义为基础的艺术鉴赏力和艺术创造力。这种话语表明，梅林已经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应用到艺术研究中，其思想要点是：一切艺术都以一定的方式表现其倾向性和政治性，不存在非政治性和无倾向性的艺术。梅林认为，艺术的倾向性是历史的真实性以及对历史重大发展倾向的描述，是对掌握未来的各种进步社会力量的支持。二是德国古典文学的历史作用。梅林无意否定资产阶级文学的进步作用，更不想隔断它与无产阶级文学的连续性，他在有关探讨中阐明了德国古典文学在反对封建势力中所起的突出作用，并称之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路先锋。莱辛、歌德、席勒等德国古典文学的代言人们，也曾经被德国鄙俗拒之于政治及社会领域之外，梅林对他们都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认为他们是在德国文化吸引下而成为伟大的人的。对他的话语立场和成就，卢森堡如是评价：“您从资产阶级阵营中为我们挽救了过去资产阶级文化的宝贵财富中流传下来的遗产，并把它交给了被剥夺社会继承权的人的阵营。您的著作和文章使德国无产阶级不但同古典哲学，而且同古典文学，不但同康德和黑格尔，而且同莱辛、席勒和歌德发生紧密的联系。您的神奇之笔所写的每一行字，都教导我国工人，社会主义不仅是生活问题，而且也是文化运动，是伟大的世界观。”[28]梅林关于文学艺术上的观点和成就，对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的发扬光大起了重要作用。
蔡特金的教育思想叙事要点是：第一是无神论与宗教迷信共存的话语环境。蔡特金认为，宗教课程是带着深深的资产阶级烙印的，其目的是强化群众的宗教狂热，资产阶级竭力强化宗教对教学的影响，是要消除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一切活动。因此，宗教话语就是资产阶级的末日情绪，因意志颓废而转到神秘主义之中。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张，其所构建的新的思想体系和未来目标，是澄清宗教迷误的强力保障。为了实现这一点，学校教育必须完全世俗化，宗教必须退出学校，自然科学要从《圣经》的神话和教条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第二是爱国主义与狭隘民主主义共存的话语环境。蔡特金指出，培养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是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应当体现在历史、语言等的教学中，还应当剔除历史学和语言学教育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毒素，将其从杀人的“爱国主义”狂热中解放出来。第三是旧的教育体制及其改革语境。蔡特金提出了免费义务教育问题、职业教育问题、教育同生产力的结合问题等，这些方面都是在改革新的教育体制的话语中表达出来的，是基于她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而提出的。在她看来，不改变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教育制度，无产阶级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不实行教育改革，就不可能建立起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普列汉诺夫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话语解读和考察文学艺术的，他认为，形态以及宗教、艺术的研究就是用唯物史观原则做出事实的说明。普列汉诺夫对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研究与对民粹派的批判话语有密切关系，其关于文学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观点，文化创造反映社会现实的观点，以及文学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观点，都是上述语境的产物。在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环境中，他利用批判的叙事方式阐释了艺术的内容和形式、艺术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作用、无产阶级艺术代替资产阶级艺术的必然性。他认为，艺术观从属于历史观，人们对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研究总是受到社会历史的制约。针对当时流行的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普列汉诺夫提出了艺术研究必须从“生物学转向社会学”的观点，在这里方法很重要。它是人们用来“发现真理的工具”，是“新的观点体系的灵魂”，唯物史观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论。但是，要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运用于艺术这样离经济比较远的领域，必须坚持用人类史艺术史来解释艺术现象。比较话语是普列汉诺夫研究美学的重要方法，如同一国家和民族在不同时代艺术现象的纵向比较，不同时代艺术思想和艺术作品的比较，不同民族心理和传统习俗中的艺术比较，不同时代艺术现象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比较，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审美与艺术现象的比较。这些方面突出了无产阶级的话语意向，表达了艺术的历史性、时代性和不平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