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缺”：贫困家庭的应对方式
近年来，低保家庭父母教养方式和家庭环境对子女的影响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科尼等人发现，贫困的环境可能会导致父母的情绪状况恶劣、夫妻关系恶化，家庭成员之间也倾向使用攻击性的语言来交流。生活在这样家庭环境中的儿童容易表现出抑郁、愤怒和攻击性等情绪特点。
（一）应对方式的概念以及模型
应对方式（Coping style）指的是个体在应激环境下所作出的自发反应，以及个体减轻痛苦和渡过难关的方式。应对方式是个体成熟而稳定的思维、行为方式，个体在面对应激环境时会采取何种反应模式取决于个体的人格特质，同时也与其能获得的应对资源有关。
大量的研究表明，应对方式能够影响应激环境对人心理状态的影响。沃德沃思（Wadworth）等人指出，应对方式决定了人们在遇到威胁性、挑战性事件之后如何在认知系统表征事件性质的方式，倾向于使用逃避、回绝或幻想来应对压力的人在遇到应激事件后会将之表征为威胁，感到自己无能改变现状，对情境失去控制感。特别是对于贫困人群来说，他们每天都面对着大大小小的应激事件，如前文所说，对一般人不构成危胁的事件——如疾病、子女就学等——会对他们造成不小的压力。沃德沃思等人的研究发现，使用参与式应对方式的贫困家庭在面对压力事件时更倾向去承认现实、解决问题、寻求帮助并且保持乐观的心态，且父母和子女的焦虑、抑郁以及愤怒情绪都明显低于采用逃避式应对的贫困人群。相反，康帕思（Compas）等人发现，反复回想应激事件但不作出相应行为应对的个体，抑郁的程度明显高于常人；而班亚德（Banyard）等人的研究发现，消极的应对方式与贫困个体的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以及攻击、退缩等问题行为有高相关。
本研究建立在康纳（Conor）等人的RSM压力应对模型（Responses to Stress Model）的理论基础之上。RSM将个体的应对模式分为五因素、三大类、两大轴。模型包括自发有效的应对措施、自动思维、情感、行为以及压力产生的心理作用这五项因素。三大类包括：
1.首要的控制性应对（primary control coping）：解决问题，情绪表达和管理；
2.次要的控制性应对（secondary control coping）：承认事实，认知重建，转移注意力以及保持乐观的心态；
3.逃避性应对（disengagement coping）：回避、拒绝以及希望奇迹发生。
首要和次要的控制性应对合并为第一轴，自发参与（involuntary dimensions），而第二轴自发回避（involuntary disengagement）包括逃避、麻木不仁以及简单地宣泄情绪。
RSM模型虽然不是专门针对贫困人群所设计，但是它被广泛地应用在国外对贫困人群应对方式的研究中，相关结果显示，该模型较好地概括了贫困人群的应对模式特点。沃德沃思等人发现，自发参与式的应对方式与抑郁、焦虑和孤独等消极情绪有显著的负相关，而自发回避型应对方式与消极情绪和攻击行为有显著的高相关。在本研究中，我们会以RSM模型的两轴为基础，以贫困人群自身的视角，探讨家长和孩子在面对长期资源稀缺环境下的应对方式。
（二）贫困家庭父母应对方式的特点
心理学家指出，长期贫困是一个巨大的应激环境。贫困生活使人们逐渐丧失了各种资源，常感到沮丧、无助；同时，在面对生活中的应激事件，贫困人群比一般人更加容易受到伤害；而有时对一般人威胁不大的事件，例如生病、子女上学等，对贫困人群来说是足以威胁到温饱的应激事件。简而言之，贫困人群长期生活在压力环境中，每天都必须应对各种资源稀缺带来的困难和由此滋生的问题，因而研究他们的应对方式对关注贫困人群的心理健康很有价值。那么，贫困人群的应对方式有哪些特点呢？总的说来，贫困人群倾向使用自发回避型的应对方式。
国外的相关研究表明，长期生活在贫困中的家庭，很容易陷入无助又无奈的状态，即习得性无助，贫困人群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时，普遍倾向于使用否认、忽视、被动等应对方式，很少主动积极地解决困难。沃德沃思（Wadswoth）等人在针对美国中西部黑人贫民区的质性研究中发现，在面对困难时，虽然一部分人也会采取处理问题和认知重建等方式来应对，但是64%的人会采用逃避问题的方式，如他们逃避找工作的情景，限制孩子和邻居，甚至亲戚的来往，在采访中拒绝谈论对于自身处境的体会；或者采用宣泄情绪的方式，如他们或者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无法自拔，或者发泄对社会、命运的不满。这种情绪往往不经过个体的管理就发泄在家人或者孩子身上。
贫困人群的应对资源较少，无论是经济资源、社会支持还是自身的情感资源都在长期贫困的环境中被慢慢耗尽。根据资源保持理论，当个体感受到自己的资源不足，会想办法保持自己的资源、减少资源付出。使用自发回避型应对方式需要付出的情感和认知资源较少，而自发参与式应对需要个体面对困难、评估困难，进行认知重建，保持乐观的心态，同时耐心地寻找解决方式，这样付出的资源更多。这也是导致贫困人群采取自发回避型应对方法的一大原因。
（三）父母应对方式对教养方式的影响
个体的应对方式对于应激状态下个体的情绪和行为有着显著的调节或中介作用，而教养方式与父母的情绪状态有显著的相关，因此，不难理解应对方式会显著影响个体的教养方式。
首先，教育子女本身就是生活中的应激源，特别是子女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向父母求助时，父母需要付出情感、耐心和智力资源来帮助子女解决困境，此时，父母教养子女的过程也就相当于父母应对压力的过程。父母应对方式的不同所导致的教养方式差异相当明显。罗宾·菲伍什（Robyn Fivush）等人的研究发现，在面对困难时能够保持乐观心态、接受现实的母亲对孩子表达出爱意、使用带有情感语言的频率要显著高于消极应对和回避困难的母亲。消极应对的母亲将教养孩子的过程解读成对自己保持资源的威胁，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再付出耐心和精力来表达自己的爱、促进亲子沟通。杰西卡·麦克德莫特·塞尔斯（Jessica McDermott Sales）等人发现，父母采用消极应对的家庭亲子沟通时间较少，沟通的内容也只是停留在生活需要、金钱需要等肤浅的表层，极少触及亲子双方的情感体验。同时，若孩子遇到困难向父母寻求解决方法，父母或者不耐烦地拒绝，或者用敷衍的态度应付了事，不能够提供实际帮助，这也消退了子女和父母沟通的意愿。而在父母采用积极参与式应对的家庭，父母将亲子沟通当做帮助孩子成长的契机，沟通的频率较高、时间较长，同时沟通的内容也较深入。父母会和孩子讨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困惑，耐心地为孩子提供实际的帮助，孩子和家长沟通的意愿也较强。
那么，应对方式对亲子冲突有没有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梅里尔（Merrill）等人的研究发现，父母的应对方式能够显著地调节贫困家庭亲子冲突的频率。贫困家庭常常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资源短缺，这种压力会使得家庭成员处于应激状态，这时候若父母采用宣泄情绪的消极应对方式，会将消极情绪发泄在家中最弱小的成员，即子女身上，造成家庭暴力。而当子女成长到一定年纪，有反抗能力的时候，家庭冲突就在所难免。相反，如果父母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能采用情绪管理的应对方式，发生家庭暴力的概率就相应小得多。
其次，应对方式通过调节父母的情绪状态，能够显著地影响到教养方式。教养方式本身就是情绪情感的付出，因此父母的情绪状态能够直接影响到教养方式的好坏。有研究指出，抑郁情绪是阻止亲子依恋的巨大障碍。洛特斯（Lotus）等人针对学前儿童亲子教养的研究发现，抑郁情绪严重的母亲很难和孩子形成正常的依恋关系，她们过度地沉浸于自己的悲伤情绪，难以体察孩子的需求，对孩子发出的情感讯息无动于衷，忽视孩子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久而久之，亲子之间产生难以挽回的疏离。而洛特斯在测量了抑郁母亲的应对方式后发现，她们普遍使用否认、听之任之、逃避等回避型的应对方式，当感到自己的抚养责任时，她们会认为这是生活中的又一道难关，自己肯定不能胜任，因而感到内疚、紧张甚至心情低落，她们的应对方式决定了她们选择逃避应激情境。
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应对方式对教养方式的影响，那么，贫困家庭父母的应对方式对于教养方式的作用机制到底是什么呢？沃德沃思等人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结果发现在面对贫困、资源稀缺的环境时，当面对子女教养责任时，父母的应对方式在贫困压力和教养方式之间起到调节变量的作用。如前文所说，积极参与的应对方式能够帮助父母以更好的心态面对抚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更理性的情绪来履行父母教育的责任；相反，消极回避的应对方式会招致高频率的亲子冲突，亲子沟通不畅，父母对子女忽视等问题。那么，为什么是调节变量呢？因为研究表明，对于成人来说应对方式是一个稳定的特质，不太可能再因为环境或其他因素而改变，因此贫困环境不可能通过改变父母应对方式来改变教养方式，也就是说应对方式无法起到中介变量的效用，而是以调节变量的角色来影响父母教养方式。
总的说来，本研究关注的家庭教养环境包括了父母教养方式和应对方式两方面，在教养方式上将主要考查父母对孩子关注程度、亲子沟通状况、父母能否为孩子提供帮助等方面。而在应对方式方面，将以RSM模型为标准考查父母的应对方式形态，以及应对方式对教养方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