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生产与理性：解释范式的二重化
有些学者认为，虽然不能完全用生产逻辑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主张完全抛弃马克思的生产逻辑，而是将生产逻辑与理性规范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作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构架。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哈贝马斯与吉登斯构成了重要的理论代表。
哈贝马斯面对马克思生产逻辑的社会基础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10]晚期资本主义，也可称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它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综述哈贝马斯对这个转型的论述，可以归结出三个特征：第一，“［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11]；第二，经济的集中过程和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组织化；第三，指随着市场功能缺口的不断增大，国家开始对市场进行干预[12]。技术的发展，不仅渗透到经济活动中，而且渗透到制度层面，使得科学与技术变成了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但这一发展过程导致的结果是，“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充满了矛盾’或危机”。[13]
为了更好地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哈贝马斯先讨论了危机的一般理论分析，沿着帕森斯的思路，这是通过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两个概念的讨论为基础的。虽然系统整合只是社会整合的一个亚系统，但为了更好地讨论问题，他在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之间进行了区分：社会整合指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它是社会的规范结构，哈贝马斯以生活世界这个范式加以概括。而系统整合指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的控制能力，如果用韦伯的话说，这类似于工具理性系统。在社会系统内部，正是通过系统整合实现对外部自然的社会化，通过社会整合实现对人的内部自然的规范化，前者体现为遵循技术原则的工具行为，后者体现为遵循有效规范的交往行为。在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危机就是这种张力失效的过程，即当以生产为基础的系统整合达到系统自律时，与规范产生矛盾，使得社会认同发生危机。因此，对于危机这个概念，哈贝马斯的解释更侧重于制度与意识的规范性层面，这种规范性层面虽然具有客观性力量，但与主体是直接相关的。危机是一种客观力量，这种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即“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但“系统不能说是主体；根据前科学概念的定义，只有主体才会被卷入危机。在社会成员感觉到结构变化影响到继续生存，感觉到他们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我们才会说出现了危机。系统整合的失调只有在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即在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变得失范时，才会危及继续生存。危机状态表现为社会制度的瓦解”。[14]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市场构成了一个较为自律的系统，经济危机就直接表现为系统危机，由于社会整合无法对这种危机进行控制，就易导致社会危机。马克思对这个过程做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国家的干预，经济危机已经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国家面临的是双重任务：一是要确保行政管理中的合理性，二是要对行政管理本身提供合法性基础，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内在循环论证的过程。但合法性的基础并不能通过权力的规范制约而确立，它依赖于人们的动机，这种动机又依赖于规范的内在化，这种规范的内在化又取决于规范着话语的主体间性，这是社会交往的灵魂。“只有当规范确定的合法满足需求的机会分配建立在参与者实际达成的共训基础上，追求制度化的价值的行为取向才是没有争议的。”[15]而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从社会进化的视角，建构一种新的学习机制，从而重新构造规范结构的发展模式。在哈贝马斯看来，在这个意义上，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是与规范结构相关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危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建就是要面对这种危机，提供新的社会分析框架。
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哈贝马斯以一种“修正”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他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必要复兴。我们所说的重建是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织，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这是对待一种在某些方面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仍旧（始终）没有枯竭的理论的一种正常态度，我认为，即使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正常的态度。”[16]在他看来，马克思非常深刻地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机制，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了分析，为分析局部系统的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而且马克思还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社会进化的全面理论”，这在一定的意义上，构成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但马克思将建构交往理性的学习机制只是限制在客观性层面，或者说限制在生产力领域中，而忽视了在道德等规范以及运用共识等调解冲突的领域中，也存在着学习过程，而且对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在制度系统中得到体现的合理性结构，特别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济危机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如何从交往理性基础上描述文化传统和制度变化的固有发展逻辑就更加重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重建为规范和价值进行辩护的普遍交往的前提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按照双重向度展开的。“为了避免把决定着社会进化的两个理性化过程相混淆，我们必须把总体概念，例如，生产活动和实践，分解成交往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基本概念；行为的理性化不仅影响生产力，而且以独立的方式影响着规范的结构。”[17]目的合理的行动涉及生产力的提高，遵循的是工具理性的原则，而交往的行动遵循的是主体间性公认的规范，这是解释社会的两个重要维度。哈贝马斯认为当马克思把阶级斗争仅仅理解为生产力发展的机制时，恰恰是在两个理论维度之间发生了混淆，并赋予前者独一无二的地位，而实际上对于当代社会来说，只是后者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生产力也只有在交往理性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一体化时，才能真正地得到发展。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也就意味着“为一个既定社会的规范结构重新设计一个发展模式并且来证实这个发展模式”。[18]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作为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武器，实际上是想在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时代，提供一种新的社会一体化模式。
与哈贝马斯具有相似的理论范式的是吉登斯。在吉登斯的思想建构中，马克思一直处于理论的中心地位。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普遍忽视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时，他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作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但在198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中，他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进行了解构。到了20世纪后期，当人们纷纷放弃马克思的理论时，吉登斯又认为这恰恰是错误的，“马克思有关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许多论述仍然是正确的”。[19]“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对于任何试图分析自18世纪以来已经席卷了整个世界的大规模社会转型的人来说，其核心内容仍然必须保留。”[20]正是这一总体姿态下，吉登斯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但这也是一种修正式的批判。
在《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一书中，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虽然对于我们理解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非常有帮助，但对于这种依靠生产力进步的社会进化论，也需要进行批判反思。他认为马克思只从生产方式出发，对社会的说明是一种生产方式线性化的理论，这种理论既不能完整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形态，更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其他社会与文明，产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局限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在马克思那里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理论说明，这种缺陷是他的历史分析方法的主要局限性的来源”。[21]权力是从生产结构的支配中产生出来的，但权力本身构成了组成社会体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这个重要的因素，被马克思忽视了。结合对当时社会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学的批判，他提出了结构化理论，认为进入支配结构的除了马克思所分析的生产中的物质支配权力外，还存在支配社会的权力，他分别称之为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他认为不管是在非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信息监控为基础的国家权力，都是社会建构的重要条件。结构化理论这是将这两种资源置于社会时空构成域中，揭示它们的内在关系以及与这种关系相一致的社会的构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从生产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对吉登斯来说，其丰富的内容只构成了结构化理论的一个层面。
但在吉登斯的理论思考中，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层面并不是主要的，他更为关注的是权威性资源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变化及其当下作用，在这一点上他综合了韦伯关于政治制度的分析、涂尔干关于道德意识的分析以及福柯的权力理论。正是在这一思路中，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关注监控理论，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家理论，关注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以及后传统社会中生存方式的变化，这也是他评论现代性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他与哈贝马斯一样，虽然两人都意识到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又将生产理论置于另一条线索的制约之下，这构成了他们思想的本质规定。但这种思路上的外在相似性，并不能掩盖哈贝马斯与吉登斯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在吉登斯看来，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普遍性的强调，是传统批判理论的最后喘息。[22]而从哈贝马斯的立场上来看，吉登斯讨论的问题都还局限在哈贝马斯所讨论的工具理性层面，并没有进入到交往理性，而交往理性才是哈贝马斯的理论焦点。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改良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他们的共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