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思想转折的标志：社会关系视角的出现

从上面我们对“解释三”模型的分析来看，“解释三”模型把马克思何时超越费尔巴哈的异化论当作划分早期和晚期马克思的标准。在马克思思想分期问题上，这的确是一个颇为有力的标准。但是，本书却不想采取这一标准。本书是以“从个人到社会”的视角转变来划分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的。

当然，这一标准与“解释三”并非毫无关联。本书所主张的“解释二”模型也将摆脱费尔巴哈异化论视为马克思思想转变的一个标志。但是，“解释二”与“解释三”在对超越费尔巴哈的理解上略有不同：“解释三”模型认为费尔巴哈异化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它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由于用抽象的“类本质”去说明人与社会的本质，会导致一种“隐性的历史唯心主义”（张一兵语），因此，超越费尔巴哈意味着超越历史唯心主义；“解释二”模型认为费尔巴哈式的异化实际上是一个孤立人的自我异化逻辑，这种自我异化逻辑在说明人和社会的本质时诉诸的是个体的内在本质，譬如类本质、自由、理性、实践等，而不是外部的经济关系或者社会关系，因此，超越费尔巴哈意味着马克思从孤立人的主客关系转变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视角。当然，从外部的经济关系来说明人和社会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要义，这一视角转变同样意味着超越历史唯心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解释二”与“解释三”并不矛盾。

“从个人到社会”是对巴黎时期马克思思想转变的总体概括。它还包括一些具体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是：（1）从费尔巴哈到黑格尔；（2）从国家到市民社会；（3）从异化劳动到交往异化。如果说“从个人到社会”是转变的第一级标志的话，那么这三个转变可视为第二级标志，它们共同促成了“从个人到社会”这一全局性转变的完成。由于“（1）从费尔巴哈到黑格尔”跟上述超越费尔巴哈异化论问题直接相关，这里我想再作一些展开说明，至于“（2）从国家到市民社会”和“（3）从异化劳动到交往异化”这两个标志，我们将放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予以说明。

众所周知，青年马克思是从青年黑格尔派中走出来的思想家。而青年黑格尔派是以批判黑格尔为己任的。在1841年《基督教的本质》发表以后，费尔巴哈事实上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领袖，按照前述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当时也成了一名“费尔巴哈派”，那么，再从费尔巴哈转向黑格尔，就意味着对自己的思想母体青年黑格尔派的背叛。但是，不转向黑格尔，马克思将永远无法摆脱青年黑格尔派的羁绊，更无法创立唯物史观。那么，为什么黑格尔会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呢？这是由黑格尔哲学所具有的先进性决定的。

过去，我们往往只将黑格尔视为客观唯心主义的代表，把它当作唯物主义的反面教材，但实际上，在对近代社会的认识上，黑格尔要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深刻。因为，他的哲学是建立在对国民经济学吸收的基础上的。我们知道，国民经济学作为“市民社会的解剖学”，它是通过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的研究，反过来揭示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典范，尽管是无意识的，但其中包含着个人与社会的辩证法。马克思本人是意识到了国民经济学的意义，并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而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黑格尔在写作《精神现象学》以前的法兰克福时期（1800年前后）和耶拿时期（1801—1807年）也曾洞察到国民经济学所包含的新的社会原理，并认真研读过詹姆斯·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著作，将劳动、所有、分工与交换等经济学范畴改造成了哲学范畴，创造了反映近代社会现实的辩证法，即异化辩证法。这一成果集中体现在耶拿《精神哲学》草稿、《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当中。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曾在马克思之前做过与马克思类似的工作。

最早发现黑格尔辩证法与国民经济学之间这一联系的是卢卡奇，他在《青年黑格尔》中曾这样指出：“黑格尔不仅在德国人中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有最高和最正确的见解，而且他同时是曾认真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问题的唯一的德国思想家；只有他把英国的古典经济学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21]这是黑格尔远远高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同时代思想家的卓越之处，他的辩证法因此也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社会认识。对于马克思而言，正如他本人和恩格斯后来曾多次表示的，黑格尔哲学的意义远远高于费尔巴哈，黑格尔的辩证法才是他们创立唯物史观时所倚重的方法论。相对于其他思想家而言，黑格尔才是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必然的中介，是早期马克思思想形成的最为关键的一环。

因此，就当时的马克思而言，早一天转向黑格尔，也就意味着早一天接近唯物史观。那么，马克思是在何时发现了黑格尔，或者说促使他重新认识到黑格尔意义的契机是什么呢？按照恩格斯晚年在《费尔巴哈论》中的说法，“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22]，其结果是对黑格尔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法”的接受^[23]。阿尔都塞也认为，尽管在《手稿》的“最后关头”马克思也曾“破天荒地向黑格尔求助”^[24]，但他真正转向黑格尔是发生在1845年的“断裂”时期。

我以为，马克思的黑格尔转向并非发生在1845年，而是发生在被阿尔都塞喻为“这部可以比作黎明前黑暗的著作偏偏是离即将升起的太阳最远的著作”^[25]的《手稿》当中。他是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学习和吸收，改变了对黑格尔的排斥态度。前面说过，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对国民经济学改造的基础上的，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与经济学具有同根性。在巴黎时期，马克思的工作重心是对国民经济学进行研究，在研究内容上也与黑格尔颇为相似，譬如关注私人所有的普遍性、货币和价值对于实现个体向整体过渡的意义等，当他熟悉了国民经济学的内容以后，再回过头来思考自己曾读过的《法哲学原理》和《精神现象学》——这两部著作恰恰是黑格尔在研究国民经济学的过程中而撰写出来的——时，开始领悟到其中的奥妙。其结果，就是在《手稿》的“最后关头”，加进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转而对黑格尔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一句话，马克思是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学习而间接地意识到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的。

总之，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态度的逆转过程并非始于1845年，而是发生在巴黎时期，具体说来，是始于《穆勒评注》和《第三手稿》。在这一点上，我与恩格斯和阿尔都塞的认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