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卡尔·马克思问题”的三种解释模型
本书所讨论的是马克思何时成为马克思，或者说在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有没有一个可称作转折点的问题。从表面上看，这一主题仿佛只与马克思的思想分期相关，但实际上，它关乎于对马克思思想实质的判断，属于马克思研究中根本性的理论课题。
马克思何时成为马克思，在研究史上也被称作“卡尔·马克思问题”。这一说法是由日本研究斯密的代表人物内田义彦提出来的。我们知道，斯密一生曾出版过两本著名的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把人规定为拥有同情心的“道德人”，强调利他主义道德哲学对于社会形成的重要意义；而在晚年写作的《国富论》中，斯密把人规定为自私的“经济人”，强调人的利己行为的合理性，两者在价值倾向和社会解释原理上呈现出某种矛盾或者说不连续的状态。如何解释两者的关系，在西方学术史上被称作“斯密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内田义彦曾模仿这一“斯密问题”，提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即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也存在着思想差异，这就是所谓的“卡尔·马克思问题”。
其实，这一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内田义彦，最早可以追溯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正式出版的那一年。众所周知，1932年世界上同时出现了两个有关《手稿》的版本：一个是收录于旧MEGA第Ⅰ部门第3卷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另一个是由朗兹胡特和迈耶编的《历史唯物主义。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集》[1]。尽管两个版本的编者所面对的基本上是同一部《手稿》文本，但对《手稿》的评价却出现了相反的倾向。旧MEGA版的编者阿多拉茨基宣称：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哲学上还经常受费尔巴哈的术语影响”[2]，因此《手稿》只是马克思不成熟的著作。与此相反，朗兹胡特和迈耶却对《手稿》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手稿》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著作，马克思晚期的著作并没有超越《手稿》的思想水平。
这是围绕《手稿》的评价所出现的最早的分歧。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分歧后来竟演变成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对立。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手稿》以人道主义异化理论为核心，早期马克思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而晚期的马克思则以经济学为核心，是一个“科学的马克思”。而以奥伊则尔曼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则严厉地批评了朗兹胡特和迈耶、蒂尔、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认为他们是有意“把青年马克思跟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试图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否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3]，因此他们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释”[4]。这样一来，原本属于《手稿》学术史定位的论争，却意外地变成了东西方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其结果，就是在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世界，奥伊则尔曼的观点成了唯一合法的意见，从而也在客观上使对“卡尔·马克思问题”的讨论陷入了僵局。当然，今天我们不能再遵循这种僵硬的意识形态模式，而应该以学术的方式重启这一研究。
关于“卡尔·马克思问题”，人们最常引用的论据是马克思本人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对自己思想发展历程的回顾。这一回顾尽管很长，但为论述起见，我们还是摘录如下：
“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
1845年春……我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5]
从这段文字来看，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是发生在早期，即从1843年至1847年，而且这一期间还可以再细分出三个可能的转折点：（1）1843年春到1844年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2）1844年的巴黎时期；（3）1845年春到1846年的布鲁塞尔时期。与这三个转折点相对应，早期马克思的思想转变亦可以有三种解释：
“解释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说。其标志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和《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解释二”，巴黎时期说。其标志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穆勒评注》；
“解释三”，布鲁塞尔时期说。其标志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6]
“解释一”的代表人物首推列宁。他在《卡尔·马克思书目》一文中提出，马克思在1842—1843年的《莱茵报》时期就开始了“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而到了《德法年鉴》“上述的转变在这里彻底完成”[7]。这一解释，在《巴黎手稿》由旧MEGA正式出版以前，是关于“卡尔·马克思问题”最具权威的解释。但是，列宁的这一解释存在着与事实不符的问题。首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虽然以“主谓颠倒”为前提建构了“民主制”理论，但这只是一种特殊的唯物主义，即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历史唯物主义还相距甚远。其次，“民主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根本就不是共产主义。如果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是指当时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那么在《巴黎手稿》之前，它们还属于马克思的批判对象；如果它是指后来《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那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法年鉴》时期还不存在。换句话说，马克思在当时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明显的困难，即使是由列宁所提倡的，“解释一”也没有真正被苏联教科书体系所采纳。[8]
“解释二”的直接依据是前面所引用的马克思本人的文字，即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巴黎时期认识到了“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于是“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通过在布鲁塞尔的继续研究得到了那个“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的唯物史观规定。如果以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工作为标准，这段时间的研究应该是最具成熟时期马克思思想特征的，那么由此推断，巴黎时期应该被视为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解释二”也应当受到格外的重视才对。但令人深感意外的是，不仅鲜有学者主张马克思的思想转折发生在《巴黎手稿》，甚至可以说，目前还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解释二”理论，相对于“解释一”和下面将要提到的“解释三”而言，“解释二”还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独立的解释模型。
“解释三”是目前影响最大的权威性解释。它不仅是苏联教科书体系所支持的正统观点，而且也被教科书体系之外的学者譬如法国的阿尔都塞、日本的广松涉等人所接受。这一解释模型之所以得到广泛的支持，首先，是根据马克思本人的上述回顾，即在布鲁塞尔时期他“清算”了自己此前的哲学信仰。其次，是跟恩格斯晚年的证词有关。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马克思狂热地欢迎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一书，“这部书（《基督教的本质》）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9]。马克思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是在1845年春天所写的那个“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10]——《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既然是“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时间就只能是在1845年以后。这一证言也是“解释三”模型的主要证据。
“解释三”模型所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界定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所没有出版的《手稿》及其核心概念异化的地位。奥伊则尔曼曾这样指出：异化概念是由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使用的。马克思虽然批判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但是由于在《手稿》中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影响，其结果只能用异化这样的、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不相称的概念来表征他所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命题。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还没有以对社会的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理论概括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资本主义同以前社会形态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具体的历史的理解以前广泛使用‘异化’概念的”[11]，故《手稿》还属于马克思不成熟的作品。可能也正是出于这种判断，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arx Engels Werke）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收录《手稿》，后来由于遭到抗议才不得已用补卷的形式将其纳入。那么，马克思是在何时放弃了异化概念呢？奥伊则尔曼认为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上就是苏联的“解释三”模型关于《手稿》和异化概念的基本观点。
阿尔都塞和广松涉，分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也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德意志意识形态》发生思想“断裂”或者“飞跃”的假说。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1965年）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有着截然不同的主题：前者是人道主义，后者是历史唯物主义。从前者到后者是一种“认识论断裂”，而且“这种‘认识论断裂’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两个大阶段：1845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断裂后是‘科学’阶段”[12]。按照这一说法，包括《手稿》以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内的著作都属于“意识形态”时期的作品，都是建立在“费尔巴哈人本学总问题的基础上”[13]的，只有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克思才放弃了异化概念，转而以分工范畴为基础来批判资本主义，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尽管阿尔都塞使用的概念颇为新鲜，语言也具有冲击力，但从内容上看，他的所谓“认识论断裂”几乎就是奥伊则尔曼解释的翻版。[14]
与阿尔都塞不同，广松涉是用“从异化论逻辑到物象化逻辑”的飞跃来描述这一思想转变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自我异化的逻辑本身遭到了批判（自我批判），过去马克思曾在《手稿》中主张的命题被彻底抛弃，取代异化论而登场的是物象化论的逻辑。”[15]按照这一说法，马克思的思想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可以划分为早晚两个时期，早期马克思为异化论，晚期马克思为物象化论。所谓“异化”（Entfremdung）是指人与自己的创造物相对立、相异己的状态，其基本逻辑结构是一种主客体关系，异化论所表征的就是这一主客关系结构。所谓“物象化”（Versachlichung）则是指人格与人格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象与物象之间的关系，它是一种超越了主客体关系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在《巴黎手稿》中，由于马克思还没有摆脱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影响，其思考框架是异化论，而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马克思几乎不再使用异化概念——在仅出现的两处中[16]，马克思也是在讥讽和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的——转而使用物象化概念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与此相应，其思考框架也转变为物象化论。
也许是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我国学者的观点与苏联学者相类似。陈先达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一书中提出，“马克思真正成为‘马克思’，即真正成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应该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创作为标志。所以我们认为，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界限是1845年春天，而不是1844年8月，更不是在此以前。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表现出来的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才告完成。从这时起，马克思才真正从对费尔巴哈的‘崇拜’过渡到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断论述，转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面制定。如果说，1844年只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质变中的量的扩张，那么，1845年春才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世界观形成过程的质的‘飞跃’。”[17]尽管陈先达强调了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从整体上看，他仍然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划分标准的，属于“解释三”模型。
与此略有不同，南京大学的孙伯鍨和张一兵提出了一个“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两次转变论和《1844年手稿》中的两种理论逻辑相互消长的观点”，我们权且把它简称为“两条线索”说。关于这一“两条线索”说，张一兵作过这样的说明：“孙先生第一次提出，在《1844年手稿》一类文本中，青年马克思虽然已经在政治上转到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哲学基本观点上转到了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但在其理论运演的深层，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逻辑：一是从工人的先验类本质——劳动出发，将社会历史（主要是现代工业文明）视为人的本质之异化和复归的过程的人本主义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构架，这是此时支配第二时期青年马克思哲学的主导理论框架；二是在马克思真实地接触到无产阶级实践和经济学史实之后，不自觉地发生的一种新的从历史客观现实出发的理论逻辑……但这并非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本身的确立，而不过是一种正在随着马克思对现实的深入，对人本主义异化逻辑不自觉的偏离。……在1844年至1845年3月间，这两条理论逻辑始终处于一种对立和动态的相互消长之中。当然，在青年马克思这时整体的理论运演中，居统摄地位的还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劳动异化史观。从理论深层来看，这种人本主义伦理价值批判虽然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辩护，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超出（德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是到1845年4月马克思写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他的思想进程中才真正发生了自觉的哲学革命。原来在《1844年手稿》中那个人本学话语在此被彻底解构了，而新的以实践为入口的哲学新视界被凸显出来（这一革命的完成，是通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包括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恩格斯自己1845年3月以前观点的批判、清算后才实现的）。”[18]
从这一表述来看，他们认为在《手稿》中存在着两条截然不同的理论线索：一条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另一条是一个崭新的“经济唯物主义逻辑”。后者在1845年取代了前者，最终发展为唯物史观。虽然论述的角度与展开的内容等与前述几位学者的观点有些不同，但仍然属于“解释三”模型，因为他们将马克思的思想转折设定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认为在《手稿》中“居统摄地位的还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劳动异化史观”。
以上，我们简单介绍了“解释三”中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之间也有差别，但在下面这点上基本一致：《手稿》中马克思还囿于费尔巴哈的异化框架之下，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他才超越了这一异化框架，从而建立起了唯物史观。从这点来看，马克思何时超越了费尔巴哈是“解释三”模型立论的关键，故日本的学者岩渊庆一称这种解释为“异化超越论”[19]。在“解释三”这种模型中，尽管也不乏肯定《手稿》价值的学者，但只要给予它“马克思之前”这样的地位，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手稿》都无法得到与其思想高度相称的评价，当然也无法得到真正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