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的赫斯研究

在亚洲，日本是这场源于欧洲的“回到赫斯”运动的积极响应者。早在1970年，科尔纽和门克编辑的那本赫斯文集就已经被翻译出版，一桥大学的良知力还编译了《德国早期社会主义资料——正义者同盟和黑格尔左派》（1974年），并同广松涉一道率几十位学者编译了四卷本的《黑格尔左派论丛》（1986—2006年），几乎将有关赫斯的重要文献都翻译成了日文。不仅如此，他们没有停留在对欧洲研究成果的单纯介绍上，而是试图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将其纳入到对“马克思像”的重构当中。下面，我们主要介绍三种代表性观点：

1.山中隆次与畑孝一的科尔纽批判

山中隆次与畑孝一是《莫泽斯·赫斯：哲学和社会主义文集（1837—1850）》一书的日译者，但他们并没有盲目接受科尔纽的意见，而是以日本人特有的治西学的方式，比较了赫斯的《行动的哲学》、《论货币的本质》与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巴黎手稿》这两方的文献，对上述科尔纽的两点结论进行了检验。

关于科尔纽的第一个结论，即《行动的哲学》中的“实践概念”、“活动使人形成”的观念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山中隆次与畑孝一都将它与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及赫斯的部分，即“关于拥有（Haben）这个范畴，见《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论文”^[16]联系起来，承认此处马克思的思想与赫斯基本上一致，即由于私人所有使人的活动变成了单纯地“拥有”外在对象的贪欲，结果使人变得“不自由”和“片面化”，因此需要对私人所有进行批判。与此相联系，山中隆次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将问题的视野扩大到马克思对粗陋的平等主义式的共产主义的批判，扩大到马克思人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观，即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对劳动异化的扬弃，也就是说，是劳动作为人的主体创造性生命活动证明的实现，那么赫斯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产生的影响包含了超乎想象的内容。”^[17]也就是说，赫斯基于“实践”概念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到了《手稿》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

尽管如此，他们又都认为，在对劳动（实践）本质的理解上，赫斯的实践只不过是一种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费希特式的实践，而马克思的实践则是唯物主义的“感性的对象化活动”，二者的哲学观有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反映在对“异化劳动”的理解上，畑孝一指出，由于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出发，承认了异化中对象的“独立的力量”，故能区分对象化和异化；而赫斯则从唯心主义出发，不承认对象的“独立的力量”，故无法区分异化和对象化；赫斯采取了一种类似于“唯意志论”的态度，认为人通过自己的主体性就可以克服异化和消灭私人所有，而马克思则认为，这一工作只有通过对其产生的社会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进行变革才有可能；由于赫斯是以费希特的方式来把握对象的客观性的，因此“赫斯的实践概念在解决现实问题上是软弱无力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赫斯在论述现实的社会实践时如此贫乏的原因”。由于存在着这些差异，“像科尔纽那样，将赫斯给马克思的‘影响’归结为赫斯‘为（马克思）创建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进行了一定的准备’的做法无法令人赞同”^[18]。

关于科尔纽的第二个结论，即《论货币的本质》中的异化概念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山中隆次和畑孝一都认为，赫斯和马克思虽然都将费尔巴哈的异化论应用到了对眼前的近代社会的分析，并都提出了经济异化问题，但两者的实质是不一样的。山中隆次指出，赫斯所看到的只是“一般私人所有”下市民的“经济异化”，并将这一异化的原因最终归结为货币拜物教；而马克思在《手稿》中所分析的则是特殊条件下的异化即“异化劳动”，并将这一异化的原因归结为“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以及“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度本身。^[19]也就是说，赫斯的异化是指单纯商品生产中的人的异化，而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则是指资本主义生产中的雇佣工人的异化。由于赫斯没有认识到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种关系的特殊性，他所说的经济异化的社会，充其量是一个“小贩世界”（Krämerwelt）或者说市民社会；而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异化的社会则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和赫斯的最根本的区别，也是赫斯没有影响到马克思的铁证。

总之，山中隆次与畑孝一认为，从科尔纽指出的两个指标即“实践”和“异化”概念来看，马克思与赫斯都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因此，如果说赫斯对马克思有什么影响的话，那顶多是对《手稿》之前的《德法年鉴》，因为《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确有跟赫斯相同的货币拜物教批判，而对马克思的《手稿》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要对科尔纽的结论，即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影响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采取否定的立场。”^[20]

2.广松涉的赫斯“压倒性影响”说

如果说在山中隆次和畑孝一看来科尔纽的观点已经是对赫斯之于马克思影响的夸大，那么广松涉则采取了一种远比科尔纽更为积极的、甚至可以说是偏激的观点。

广松涉在1967年发表的《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性重构》^[21]一文中，提出了一个研究早期马克思的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针对当时“正统派”直接从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源泉”出发来解释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做法，提出应该从与马克思最近的“黑格尔左派自身内部的三种潮流及其综合”来说明早期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这三种潮流是“宗教批判系列”（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系列”（切什考夫斯基、赫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系列”（经由卢格而与马克思相连）^[22]，其中赫斯对马克思的作用尤为重要。

按照广松涉关于早期马克思思想的那一“断裂”说，马克思在《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之间存在着一条思想鸿沟，而以往的研究却未能对马克思是如何跨越这一鸿沟的原因作出说明，实际上，这是因为受到了赫斯的影响。广松涉说道：“过去的研究之所以没能填平这一鸿沟，最大原因在于无视或低估了当时马克思处于‘大前辈’莫泽斯·赫斯……的压倒性影响下这一点。被看作是早期马克思独创的《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各个立论，不仅其构想和视角，甚至在修辞上也有很多地方追随了赫斯，被誉为‘唯物史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著名的第一条开始，就模仿了赫斯当时发表的某篇论文，而到了最后一条，则不外是站在赫斯的立场来批判费尔巴哈而已。《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旧层，也仍然残留着合著者之一赫斯的影子。”^[23]

广松涉是这样推论的。马克思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经由1844年的巴黎时期再到1845年底的《形态》，其思想经历了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系列”到“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系列”的转变。《手稿》则是马克思开始接受赫斯的哲学范式，即“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系列”的开始。这表现在，当时的马克思虽然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思想，但并没有将对人的理解仅仅局限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Gattungswesen）和“爱”（Liebe）的水平上，而是把它“改释”成“社会性的劳动的主体”，并依据这种主体概念来讨论社会、经济和革命的问题。而这些其实早已是赫斯做过的工作！当时的赫斯已经不仅将人理解为“自我活动”（Selbstbetätigung）或者实践的主体——这里包含了费希特的思想成分——而且通过“共同活动”（Zusammenwirken）概念——这里包含了费尔巴哈的思想成分——将人理解为“社会存在”，并根据这种综合了费希特和费尔巴哈的主体概念，将共产主义视为自由和平等的真正实现，论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条件和历史条件以及社会经济机制等。而《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在思想上比较“落后”，还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赫斯的“先进”思想。

之所以说马克思的思想“落后”，是因为当时他在对“主体概念的设定方式”上与赫斯有差距。具体说来，马克思虽然能够将作为主体的人理解为“①社会的存在、②而且是自我活动、劳动的主体”，这与赫斯一样。但是，他又强调 “③人是一种自然存在的一面，同时还残留着‘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这种费尔巴哈式的含义”，“④还遗留着将类本质hypostasieren（实体化）的倾向”，而在赫斯那里，则没有这两种倾向。更重要的，马克思还“⑤将作为自然的类存在的‘人’本身视为最高的价值，而在赫斯那里则是‘自由’”。也就是说，赫斯身上没有③、④、⑤这三点，而马克思由于当时中费尔巴哈的毒太深，有③、④、⑤三点，这说明他的主体概念“孕育着陷入较赫斯更为抽象的哲学论证的危险”^[24]，还不如赫斯。结果，在《手稿》中，马克思就还保留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人本主义=自然主义”等费尔巴哈式的命题等。因此，如果说费尔巴哈是当时马克思思想转换的起点的话，赫斯则是这一思想转换的终点，《手稿》中的马克思还“处于费尔巴哈和赫斯的中间”^[25]位置，而赫斯当时已经是赫斯，脱离了费尔巴哈。

只有到了《提纲》，马克思才终于追赶上了赫斯。广松涉说道：“这11条《提纲》是宣告马克思从‘所谓的处于费尔巴哈和赫斯的中间’到几乎完全过渡到赫斯立场的文章。”^[26]广松涉将赫斯的《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Über die sozialistische Bewegung in Deutschland，写于1844年5月，出版于1845年前半年）与马克思的《提纲》作了对比，提出在《提纲》中马克思才意识到了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自我异化逻辑所包含的难点，于是将《手稿》中的人的规定即“自然存在”转移到《提纲》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27]上来，而这些无非是赫斯早就提出过的思想。伴随着马克思在对主体概念理解上的这一变化，他终于“同费尔巴哈拉开了距离”，开始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相统一的真理”向唯物主义进行转变，从而最后在《形态》中，彻底综合和扬弃了黑格尔左派的三个系列，超越了赫斯，并成为了马克思。

广松涉的这一结论有悖常理。如果说马克思的《手稿》受到了赫斯的影响还勉强说得过去，那么说《提纲》甚至《形态》都在赫斯的“压倒性影响”之下则令人无法接受。尽管广松涉辩白说，自己并没有想去否定“马克思的独创性”，但这种解释必然会给人们留下不良的印象，即到《形态》为止，马克思不是费尔巴哈就是赫斯，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东西！后来，可能连广松涉本人也意识到这一说法有些过分，在1984年出版的“选书版”《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中，对早年的这一观点进行了“反省”，称自己当时对赫斯与马克思的一致性强调得过了头，而对他们的差异性分析做得较少，结果没能说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内发的思想发展过程”，反而鼓吹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是赫斯的追随者这一论调。^[28]当然，这是后话。

实际上，广松涉采取这种极端的观点是有其深层理由的，正如广松涉这篇论文标题所示，他是想借赫斯这一因素完成对“早期马克思像的批判性重构”，更进一步说是想完成自己对马克思的独创解释即“广松哲学”的建构。众所周知，广松涉在早期马克思研究史上曾提出过两个著名的命题：“恩格斯主导说”和“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的飞跃”，而这两个命题其实都跟他对赫斯的解释有关。所谓“恩格斯主导说”是广松涉研究《形态》文献学的基本结论，即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诞生地的《形态》不是在马克思主导下，而是在恩格斯主导下完成的。这一说法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当时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认识高于马克思，因为恩格斯比马克思早两年接受了赫斯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影响；而且恩格斯在《形态》中构建分工理论时，也“具体接受和发展了”赫斯的“共同活动的异化”以及生产力等思想。^[29]如果说连恩格斯的思想都是向赫斯学习的结果，那么，在《形态》以前，让赫斯成为马克思追赶的目标是顺理成章的。至于“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的飞跃”命题，该命题的核心是将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时间定在《形态》时期，因此，在这之前是不能让马克思以独立的思想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将马克思置于别人，譬如赫斯的思想框架之下，让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低于赫斯的水平。

总之，广松涉采取这种极端的观点有利于支持自己的“恩格斯主导说”和“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的飞跃”命题。从这一点来看，广松涉与其他的赫斯研究者不同，他显然是把赫斯当成了一个“广松哲学”的构建性因素，这在世界的赫斯研究中并不多见，在笔者所接触的文献中，我国的张一兵也具有同样的问题意识。从“用于建构”这一问题意识而言，广松涉的赫斯研究的确有高人一筹的地方。但是，他毕竟走得太远了。广松涉的论文发表没多久，就遭到了日本研究黑格尔左派的第一号人物良知力的批评。

3.良知力的“合题”立场

1969年，良知力发表了一篇题为《赫斯能够成为青年马克思的坐标轴吗？——评广松涉先生的早期马克思论》^[30]的论文，批评广松涉“多少有些得意忘形了”^[31]，并针锋相对地提出赫斯不足以成为青年马克思的坐标轴这一结论。

首先，良知力批评了广松涉在对赫斯思想理解上的问题。譬如，在前面关于马克思和赫斯在“主体概念的设定方式”上的差异的论述中，广松涉没有看到“从费希特到费尔巴哈是一种进步”，反而认为费希特式的“自由”高于费尔巴哈的“人”的概念，这与人们一般对青年黑格尔派以及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认识不符；广松涉没有看到在《行动的哲学》与《论货币的本质》中赫斯本人的思想进步，只是笼统地讨论了赫斯之于马克思的影响，没有看到赫斯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中的三篇论文与《论货币的本质》的方法论在原理上的差异。“单纯地说，《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中的论文，特别是《行动的哲学》是以赫斯的方式将费希特=鲍威尔路线纯化了的无政府主义；而《论货币的本质》则是从斯宾诺莎=费尔巴哈流派出发去克服费希特主观化的出发点。”^[32]《行动的哲学》的核心是“以自我意识的异化和扬弃为行动的发条的变革的哲学”；而《论货币的本质》则是“将以现实的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异化理论应用于经济社会”。从《行动的哲学》到《论货币的本质》，赫斯的思想有一个从费希特（鲍威尔）到费尔巴哈的转变过程。从这一点来看，良知力和科尔纽的判断一致，但与广松涉是相反的。

但是，广松涉却明显缺少这种从纵向把握赫斯思想发展的视角，结果提出了一个《手稿》中的马克思“还处于费尔巴哈和赫斯的中间”的荒唐结论。因为，按照上述分析，《行动的哲学》的立场是费希特（鲍威尔），而《论货币的本质》的立场则是费尔巴哈，1843年至1844年前期的赫斯还处于无法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两极分解”状态，换句话说，他自己的思想还没有成型，顶多处于从费希特到费尔巴哈的转变途中。而《手稿》中的马克思虽然也受到了费希特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但是，正如《手稿》序言所表明的那样，《手稿》动摇于费尔巴哈的所谓‘发现’和黑格尔隐秘的‘批判’之间”^[33]。也就是说，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超越了“费希特和费尔巴哈”的框架而正在走向“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框架。不要说结合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就是多出黑格尔这样一个思想背景，在以批判黑格尔为己任的青年黑格尔派当中，实属不易，譬如，赫斯本人至死都没能真正地接近黑格尔的辩证法。因此，说《手稿》中的马克思“还处于费尔巴哈和赫斯的中间”的判断确实低估了马克思的思想水平。

其次，良知力对广松涉“直到《提纲》为止马克思才全面接受了赫斯”的判断也提出了批评。良知力承认赫斯《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费尔巴哈批判的确和《提纲》有很多重合之处，但认为广松涉的论断忽略了马克思与赫斯之间的根本差异。这些差异包括：（1）广松涉说马克思在《提纲》中因“能够追随赫斯的水平”而转向了唯物主义，但问题是赫斯本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虽然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哲学，但却一直没能接受费尔巴哈对黑格尔主语和宾语颠倒的批判这一唯物主义立场。既然如此，马克思怎么能跟随赫斯转向唯物主义？（2）因此，赫斯不可能以“感性确定性”为出发点，把“活动”和“实践”“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4]，而只能坚持“思维是人的自我活动”这种唯心主义的实践观。这一点与山中隆次和畑孝一对赫斯的批判一致。（3）赫斯跟费尔巴哈一样从直观概念出发，拒绝了黑格尔的中介范畴，因此“他所谓的社会本身都只能是脱离历史过程的、被形而上学地教条化和乌托邦化”^[35]的东西，马克思在《提纲》第六条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即“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36]同样也适合于赫斯。（4）赫斯由于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缺陷，当他一旦把目光投向现实的经济社会，就只能用“超历史的规范与历史相对”，“只能在拜物教的直接形式中去把握现实的经济社会”，而这恰恰是马克思在《形态》中所坚决反对的。一句话，《提纲》中的马克思与赫斯的差异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差异，而如何判断这种差异才是理解赫斯与马克思关系的关键。

针对这一批判，广松涉后来又写了《对良知力先生批判的回应》^[37]一文，一方面声称自己并没有想让赫斯成为“青年马克思的坐标轴”，言外之意是说良知力误解了他；另一方面又有选择地对上述批评予以了回应，基本上拒绝了良知力的批判。对此，良知力一直未再做出回应，后来他在《试论早期马克思》的“后记”中对个中理由作了说明：“这次我之所以没有那样做，一个原因是我没有时间再回到这一主题上来，另一个原因是我认为再对赫斯和马克思的关系这一特定的问题进行讨论已不是生产性的。”^[38]正是有了这样的判断，风行一时的所谓的“青年黑格尔派论争”也就此中断，两位日本青年黑格尔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此后再也没有回到这一主题上来，这不能不说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一件憾事，其实也是世界赫斯研究的一件憾事。因为，能这样深入到德国古典哲学内部和马克思哲学内部来讨论赫斯，这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见。

那么，良知力本人是如何看待赫斯与马克思的关系的呢？良知力在另一篇论文《德国早期社会主义中的历史构成理论》中从正面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在这篇论文中，他对比了魏特林和赫斯的共产主义思想，明确提出相对于魏特林的“平等主义的共产主义”，赫斯的“人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跟马克思的《手稿》更为接近；在将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应用于社会批判这一点上，“赫斯那里存在着马克思《手稿》的观念论原型”^[39]；在赫斯的“行动”和“实践”理论当中“存在着《手稿》人本主义的原型，隐含着存在主义解释的萌芽”^[40]。在与广松涉的论战中，为了纠正广松涉没能从纵向把握住赫斯思想变化的缺陷，他还提出了与其说是《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还不如说《论货币的本质》与《手稿》明显一致的观点。不仅如此，良知力甚至还认为，“正如广松所指出的，如果只从想法和用语来看，（《论货币的本质》）有些地方不仅领先于《手稿》，还超过它跟《德意志意识形态》接近。例如‘交往’和‘生产力’概念就是如此”^[41]。由此看来，良知力也有跟广松涉相同的一面，积极地承认了赫斯对马克思的影响，只不过他不赞成将这一影响的范围扩大到《提纲》，更不认同将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发展完全置于赫斯的思想框架之下。

但是，良知力在比较赫斯与马克思的思想背景时，发现了《手稿》中的马克思已经开始从赫斯的“两极分解”立场前进到吸收黑格尔辩证法。我们知道，卢卡奇曾经在《莫泽斯·赫斯和观念辩证法的问题》一文中将赫斯作为因不懂辩证法而成为 “彻底失败的马克思的先行者”^[42]的反例，彻底否定过赫斯之于马克思的影响，卢卡奇的观点后来在“回到赫斯”运动中也被作为轻视赫斯的反例遭到了批判。但是，与一般的“回到赫斯”论者相反，良知力不仅亲自翻译了卢卡奇的这部文献，而且还继承了卢卡奇的赫斯批判，称赫斯由于全盘接受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结果与费尔巴哈一样，陷入了伦理性或宗教性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依我看来，良知力抓住了赫斯甚至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命门，从《巴黎手稿》来看，这的确是马克思与赫斯们的最本质的区别。

从山中隆次和畑孝一对赫斯影响的否定，到广松涉对这一影响的夸大，再到良知力综合上述两种观点，采取了一种堪称“合题”式的态度，日本的“回到赫斯”运动仿佛经过了一个对赫斯的“正——反——合”（These—Antithese—Synthese）式的评价过程。这场运动的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那以后就相对沉寂了。从正面来说，这场运动对日本的青年黑格尔派研究以及重构马克思“历史原像”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受其影响，对鲍威尔、卢格、舒尔茨等人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出版了很多这方面的专著；从负面来说，由于“广松哲学”在日本哲学界的巨大影响，他的赫斯“压倒性影响”说客观上也带来了对马克思本人独创性的轻视，从外在因素来说明早期马克思内在形成的做法也成为一种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