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回到赫斯”

——赫斯与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关系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早期马克思的研究史上，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母体青年黑格尔派来直接说明马克思的思想形成过程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进路。其中，相对于同时代的鲍威尔和卢格等人而言，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受到了特别的关注。而且，与过去往往将赫斯当作反面教材^[1]不同，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强调赫斯对于马克思的正面影响，从欧洲大陆到日本和中国，都出现了一场堪称“回到赫斯”或者说“赫斯复兴”的思想运动。

这场运动的初衷是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定位赫斯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但是从其进程和后果来看，它超出了这一初衷，直接影响到了日本和中国这两个国家为摆脱传统的斯大林哲学体系而重构马克思的工作。日本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伴随着对赫斯研究的深入，出现了所谓的“青年黑格尔派论争”，并诞生了诸如“广松哲学”之类的新解释；中国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侯才将赫斯研究正式引入中国，赫斯也被张一兵纳入到了《回到马克思》的体系建构当中。从这些事实来看，赫斯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史研究，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了中日两国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构。因此，“回到赫斯”运动本身就绝不那么单纯，它蕴含着一定的理论风险，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特别是在《赫斯精粹》^[2]已经出版，我国读者也可以直接面对赫斯文本的今天。

本章将以赫斯与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关系为主题，通过对“赫斯和马克思的关系”的研究史回顾，重新梳理赫斯与马克思的《巴黎手稿》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赫斯对于马克思的影响，以纠正当代赫斯研究中存在的矫枉过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