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词在诗歌历史上的地位和它的特点

唐代的诗和宋代的词，在文学史上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殊成就。词在隋唐时代伴随着当时新兴的音乐——燕乐而兴起。燕乐为汉族传统音乐和西域音乐融合的产物，它在当时属于富有生命力的抒情音乐。词本来是为这种新兴音乐的不同曲调所谱写的歌词，当时称为曲子或曲子词，词可以说是曲子词的简称。

最早为这种新兴音乐谱写歌词的，主要是一些民间艺人和民间的知识分子。二十世纪初在甘肃敦煌发现的抄本曲子词，绝大部分都是民间作品。王重民先生所辑《敦煌曲子词集》有一百六十馀首。任二北先生《敦煌曲校录》增至五百馀首。文人写词，中唐以后，渐渐地多了起来。晚唐五代，开始盛行。林大椿先生编《唐五代词》，收一千一百四十八首。宋代是词的创作最繁荣的时代，作品很多，唐圭璋先生所编《全宋词》，有两万馀首。

词经过从唐代到宋代的发展，使得诗歌园地继唐诗之后，又一次地出现了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虽然在反映时代的广度和深度上，总的来说宋词比不上唐诗，然而词毕竟有它的重要地位。

诗歌领域，从晚唐五代开始，形成了古、今体诗和词的平行发展（后来还有曲）。宋代古、今体诗，产生了很多重要作家，作品相当丰富，数量上超过唐诗，有许多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这都是应当肯定的。但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缺乏创新精神，艺术风格也不够多样化。诚如前人所说，“宋人作诗与唐远，作词不愧唐人”，“作词颇能尽变，作诗便板”。这是因为，宋代很多诗人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他们喜欢在诗里搬弄典故，模仿前人，发抽象议论，常常把诗弄得僵化。词则较少这些弊病，很多的词都能写得形象鲜明生动，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在艺术上也勇于探索，大胆创新。

词的形式对于五、七言诗的形式来说，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词虽然篇幅、句式、平仄、用韵等经过固定后规则很严，甚至比五、七言近体诗还严格，但是，词的句式长短相间，参差不齐，多用虚字，不避俚俗等，突破了五、七言诗的一些限制，使得作者有更多的自由，能够较为细致地表达复杂曲折的思想感情。清人所谓“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宛形容之”。除此之外，词的节奏鲜明，富有音乐性，这都是它的长处。

但是，词在另外一方面又有它的限制。它的篇幅较短，长调一般也不过百馀字，每首容量有限，不可能用来写出像《孔雀东南飞》、《木兰辞》那样的叙事诗，也不可能用来写出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那样带叙事性的感叹淋漓的抒情文字。

唐五代和北宋的词，大量的是写爱情、离别、四时景物、闲情逸趣、羁旅愁叹等，反映社会现实斗争的作品不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应当追溯词的形成和发展历史。词本来是为配乐而作的，乐歌的演奏，总要在一定的场合，如宫廷、豪家，其次为秦楼楚馆以及民间游艺场所等，听众除统治阶级上层贵族外，一般为封建文人和市民，歌词就必然适合他们的口味。敦煌发现的曲子词，题材的范围比较广泛，然而至多也不过是反映了一些商人、兵士和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大多数也是写闺情。它们是市井流传的乐歌。唐末五代的文人词，一般都是反映士大夫文人的纤弱的感情，内容方面还远不如敦煌曲子词。明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说：“温飞卿所作词曰《金荃集》，唐人词有集曰《兰畹》，盖取其香而弱也。”这种“香而弱”的词风，从温庭筠等人起，一直流传下来，构成了一种传统。

唐诗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诗歌理论，如陈子昂、李白等人关于诗的见解，这些理论促使唐诗更深刻地反映现实。宋词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词论，这些词论对于词的反映现实反而起阻碍作用。这些词论的一个基本要点是讲词要协音律，它们对于词的思想内容，却很少强调。北宋的晁补之说词要“当行家语”，否则纵使写得好，也只是“着腔子唱”的“好诗”。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强调“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等。南宋张炎说“词之作必先合律”。这些都是把“音律”强调到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词最初是音乐的文学，要唱当然要求合律。能够在上层社会或市井流行的乐调，有它一定的声情，合律就要求能适合一定阶级或阶层所欣赏的声情。这就影响了词的思想内容。宋代有的作家已对此表示不满，如王安石说：“古之歌者，皆先为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他认为这是把古人所讲的诗歌和音乐的次序颠倒了过来，这实际是对当时填词的一种批评意见。然而这批评还未引起当时人们的普遍注意。苏轼首先用他的创作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词必须谐律的作法。南宋初期，以辛弃疾为代表的一些抗战派词人继承了苏轼所开创的道路加以发展。苏辛一派成为宋词中所应当肯定的主流。但是，在词的发展史上，唐末五代以来词的传统仍占很大的势力。明代张说：“词体大约有二：一婉约，一豪放”，“大抵以婉约为正”。所谓婉约，是指唐末五代以来那种脱离现实斗争专务婉丽的传统词风；所谓豪放，是指苏辛一派词风。“以婉约为正”，这在词的历史上是许多人的一种牢固的观念，他们非议豪放派的词“不谐音律”，是“变体”，不是“词家本色”，对它加以抵制。他们对苏轼和辛弃疾的词也只称许其中一部分音律谐协和在风格上比较婉丽的篇章。

唐宋时代的许多人，心目中对词和诗的看待就不一样。他们把一些意境比较开阔的，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内容放在诗里写，而在词里面，题材却局限在狭小的范围。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宋代某些朝廷大臣（如晏殊、欧阳修等），写起诗文来不免考究比较多，束缚也较多，词是被看做“小技”，可以比较放手地写去，反而能流露他们某些方面的真实感情，艺术上的成就因而比较高。但是脱离社会现实和缺乏积极的思想内容的艺术性，毕竟是畸形的发展。当时有一些作者也不敢正视自己所写的词，如南宋初的胡寅所说，那些作者写了以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注1。一些人把写词当做应付酒筵歌席和谑浪游戏之作，自然不会想到在里面写进很多有意义的生活内容。

注1《向子〈酒边词〉序》。

从词的发展的不同阶段中比较长期地占有优势的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来看，更加显出了苏轼、辛弃疾一派词的重要意义。正因为有了他们一派的词，在词的领域内才有了生气。

然而，这也不是反过来完全否定晚唐五代以后以婉丽为宗的一派的词。这一派的词家，在对词这种艺术形式的创造和使它更加完美的过程中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如果没有他们在词的创作经验上的丰富的积累，也不会有苏轼、辛弃疾一派词的那样杰出的艺术成就。

二 唐五代词

中唐以前，词的作者寥寥，作品也不多。因此所谓唐五代词，主要是产生在晚唐五代。

晚唐五代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动乱和分裂割据的时代。晚唐时期的诗人，存在着偏重于用朴实无华的笔调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痛苦生活及偏重于用绮艳的笔调写些男女之情和个人感伤一类题材的两种倾向。当时一些诗人兼写词，他们的诗歌创作比较倾向于后者，词也是多写男女之情，如温庭筠、韦庄等。

五代时，词的创作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前、后蜀，一个是南唐。它们都是割据一方的小朝廷，朝野上下，都没有什么雄图远略。小朝廷的君主爱好词，身边也拥有一批词人，他们专写一些绮艳之词，装点他们小朝廷奢侈淫靡的生活。这种情况却是奠定了初期文人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色彩的基础。

晚唐五代词大体上说来可分两个艺术流派。前、后蜀词人上承温庭筠、韦庄成为一派。赵崇祚编《花间集》，就是这一派的结集。《花间集》的选录标准，欧阳炯在序里开宗明义地就说：“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正由于它所采录的是“镂玉雕琼”、“裁花剪叶”之作，所以后人说它的“妙”是“蹙金结绣”，说它的缺点也是“伤促碎”。

《花间集》中的词，绝大部分的内容是写男女的相思和对女性的描写，其中有不少猥亵之笔，这说明当时一般封建文人的精神空虚和生活颓靡。在《花间集》中只有少数作品写了其他方面的题材，特别引人注目。本书所选入的毛文锡的《甘州遍》，孙光宪的《定西番》、《风流子》，鹿虔扆的《临江仙》，李珣和欧阳炯的《南乡子》等，有的写了边塞，有的写了农村生活，有的写了亡国之恨，有的写了南国风光，都是比较可取的。

以冯延巳、李煜为代表的南唐词另是一派。冯延巳的词也多是写男女之情，但其中如《鹊踏枝》十馀首，写得比较深婉含蓄，比起《花间集》中作品来，意境上要高出一头，对北宋影响颇大。李煜前期词没有什么出奇之处，被俘入宋后，感叹他当时的囚徒处境，追忆昔日豪华的宫廷生活，词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是在字句上争奇逞艳，而是用一种近乎白描的手法表现他难以排遣的哀愁，很简练，很概括，很集中，具有感染力。在词的创作上，他达到了当时的最高艺术水平。

总的说来，唐五代词以《花间集》的数量最大，作者最多，但它在思想内容上和艺术形式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南唐的时代比《花间集》晚，冯延巳和李煜的词作跟《花间集》比，在内容上有相同之处，如写男女之情；又有不同之处，如李煜后期的词。他们在艺术上是在努力摆脱《花间集》的影响而创造自己的新风格。所以南唐词比起《花间集》来有所发展，有所前进。北宋的词是直接继承了南唐词而向前发展的。

三 北宋的词

北宋的词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为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到仁宗赵祯末年（960—1063），后期为从英宗赵曙初年到金兵攻陷汴京那一年（1064—1126）。

北宋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乱局面，但是，它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积弱的朝代。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辽和西夏割据称雄，五代石晋时割赂与辽的燕云十六州没有恢复。北宋统治者解除地方兵权，把权力集中到中央，偃武修文，结果武备废弛，军队不能打仗，常受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的欺凌，最后至于覆灭。

然而北宋从开国到金兵打进来，经历了一百几十年相对稳定的时期。其间阶级斗争常在激烈地进行着，有时激化为局部地区的农民起义，但都由于宋朝统治者的镇压而归于失败。因此，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颇有些陶醉于他们时代的“承平气象”。宋代的手工业、商业在唐代已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城市更加繁荣，民间各种技艺更加丰富起来，这些，更加刺激了统治阶级追求享乐生活的欲望。隋唐以来的燕乐，得到宋太宗赵炅和仁宗赵祯等人的提倡，一部分士大夫文人和市民都很喜爱。赵炅和赵祯都洞晓音律，并亲自制曲。民间也竞造新声。这许多乐曲都需要配歌词来演唱，并且常需要有新的歌词。懂音律的词人，就迎合当时的风尚大量创作。赵祯在位四十三年，词在这个时期得到较大的发展。北宋前期的词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条件和时代气氛下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它的内容和情调。

这个时期词的变化的趋势，在形式上是从小令发展到慢词，在题材上开始比五代时有所扩展，代表的作家有晏殊、欧阳修、柳永等人，他们都主要活动在赵祯的时代。

晏殊、欧阳修的词主要是小令，他们在艺术风格上继承五代词的传统，受冯延巳的影响尤深。在词的内容方面，他们不像五代词那样离不开写男女之情，而较多的是表现一个士大夫文人的闲适生活。晏殊的儿子晏几道曾说晏殊“生平不曾作妇人语”。这有点近乎掩饰，不完全切合实际，但应当承认，比起五代词的艳语纤辞充塞纸上来，晏殊和欧阳修却清爽得多了。欧阳修还写些山水之类，在当时词中有一点新鲜之感。晏、欧都做过朝廷大官，又都是诗人、散文家，但没有听说精通音律，因此他们的词，被李清照讥为“句读不葺之诗”。然而他们谨守着五代小令的格调，表现出一种上层文人闲雅的情调，在婉约派词人中，一向被称做北宋初期的代表。

柳永的社会地位和晏殊、欧阳修不同，他是一个不得志的文人，在词的形式上他有着较多的革新精神。他在词的形式发展上的贡献在于创造了大量的慢词。慢词在敦煌曲子词中虽然也有，但从唐至宋初，文人词中极少。柳永通音律，出入秦楼楚馆，和教坊乐工有着比较广泛的联系。他能创作适应当时市民需要的曲调，并能采用一些民间口语入词。他的词在群众中流传较广，“凡有井饮水处，即能歌柳词”。

柳永词的题材和思想内容基本上没有超出唐末五代和北宋初期，绮罗香泽，所在多有。但他创造的慢词，使得一首词增大了容量，有可能向扩大题材范围发展。柳永所写的《望海潮》（东南形胜），描写杭州的繁华，极力铺叙，这在以前词中是不曾有过的。柳词在语言上的不避俚俗，对后来词的扩大描绘客观事物，带来了便利。

北宋后期的词，在内容上和风格上开始发生较大变化。倡导和促进这个变化的，是杰出的词人苏轼。

苏轼词中的许多代表作品，在人们的眼底，展开了一幅幅雄奇伟丽的景象。它不是《花间集》的绣幌绮筵，不是晏殊、欧阳修的小园芳径，也不是柳永的倚红偎翠。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写出了长江的惊涛骇浪，写出了对历史上“风流人物”的赞美和追怀；在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里，对着天上的明月驰骋他的想象；在他的《浣溪沙·徐州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里，描绘了农村的风光；在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里，写郊外打猎，抒发了他报国的壮志，等等，这些在他以前词中很少写到，即使有人写了也大抵缺乏笔力。而苏轼却写得那样奔放，那样超逸绝伦。苏轼也写爱情、离别之类的题材，但都摆脱了柔靡之风，于婉转之中饶清劲之致。由于他在词的创作上有了这些卓越的成就，正如宋胡寅所说：“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注2。

注2《向子〈酒边词〉序》。

苏轼在诗、词、散文等各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但在文学史上影响较大、地位较高的是词。他对于词的功绩，首先在于以他的创作实践使得词这种诗歌新形式获得了应有的尊重和取得了应有的地位。从他开始，词不再只是为了应付酒筵歌席或抒发个人狭隘的感情，而是可以和诗一样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来了。其次是他打破音律的束缚，使得词能更好地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

比苏轼稍早和同时，在扩大词的境界方面也有人做过努力。如范仲淹的《渔家傲》，写了边塞风光，这是词中第一首认真写出来的有着真实感受的边塞词。然而它和唐人的边塞诗比，气象却不如，所以被欧阳修讥为“穷塞主之词”。范仲淹当时抵御西夏有功，被西夏人称为“胸中自有数万甲兵”，而词却不免衰飒，这大约是时代的反映吧！另外，王安石的《桂枝香》，贺铸的《六州歌头》等，都和苏轼词相呼应。

苏轼门下有一批词人，著名的有所谓苏门四学士，其中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的词都部分地接受苏轼的影响。秦观的词成就较高，然而在内容上和艺术风格上比较接近于柳永而不同于苏轼。苏轼曾对他的“却学柳七作词”表示不满意，当秦观否认时，苏轼举出他的“销魂当此际”为证。秦观是这个时期属于婉约派的大词人。

同时期的婉约派词人还有一个被称为“集大成”的周邦彦。周邦彦和柳永有相似之处，他也通音律，能创调，工慢词。但是周邦彦词照南宋人的说法是“浑厚和雅”，“无一点市井气”，这和柳永不同，所以周邦彦为姜夔、张炎一派的人所推崇，对南宋词发生了影响。

北宋后期的秦观和周邦彦都是比较重要的词人，他们都上承晏、欧和柳永。苏轼的词风到南宋才得到新的发展。

四 南宋的词

南宋一百五十年中，词的发展也可分两个时期，前期为从宋高宗赵构建炎初到宁宗赵扩开禧末年辛弃疾之死（1127—1207），后期为从宁宗赵扩嘉定初到宋亡（1208—1279）。

南宋前期的词是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的，反映民族矛盾这样一个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题材的词占着主导地位。这时，金贵族统治者占领了淮河以北的北方广大地区；宋朝的政权被迫南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生存受到威胁。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金贵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实行野蛮的残酷的掠夺和压迫，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宋朝统治集团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张抗金，但另外一部分人却主张屈膝求和，输纳岁币。后一部分人往往是朝廷中当权派，他们排斥和打击前一部分人。围绕着和战问题，宋朝统治者中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从南宋初年开始，词的创作中就反映了民族斗争和由于民族斗争所引起的上述的政治斗争。它在这个时期所起的战斗作用和鼓舞作用十分突出，在词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南宋初期最早拿起笔来发挥词的战斗作用的，是一些抗金的将领。李纲写词表示他不畏朝廷当权者阻挠他的抗金决心：“纵使岁寒途远，此志应难夺”。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南宋时人陈郁就称赞它“忠愤可见”，千百年来，它常常是那样激励着读者。他的《小重山》，也正如陈郁所说，指斥了“和议之非”。

一些在北宋后期开始了创作生活的词人，这时的词风也有所转变。例如叶梦得，早年的词“甚婉丽，绰有温李之风”，晚年却是“落其华而实之，能于简淡中见雄杰”。李清照的创作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多写闺房生活和离情别绪；后期的词却反映了她逃难到南方的颠沛流离，用她所独擅的不假雕琢而又深婉动人的语言表现她所经历的国破家亡的痛苦生活，曾经打动了不少读者。向子把自己的词分为“江北旧词”和“江南新词”，表明它有区别。他们词风的转变，正是说明了历史的巨大事变所引起的词人的觉醒。

南宋初期的词人，在词的创作中反映了充沛的战斗精神，同时在艺术上也达到较高成就的，有张元傒和张孝祥。他们的一些优秀作品，和当时政治斗争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胡铨上书赵构，乞斩秦桧，被贬外放，张元傒写了一首《贺新郎》（梦绕神州路）给他送行，也连带被“除名”。张元傒还写了一首《贺新郎》（曳杖危楼去）寄给受到主和派排斥罢职的李纲，表示对他的支持和同情。两首词都写得慷慨悲愤。张元傒在编自己的词集时，特意把这两首词压卷。张孝祥的《六州歌头》，是在当时著名将领张浚主持的一次宴会上所作，曾使张浚“流涕而起，掩袂而入”，可见它在当时发生的政治影响。

张元傒和张孝祥在词史上的地位是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

辛弃疾词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用大量作品表现了他的坚决要求抗金和对于阻挠抗金、对金屈膝求和的朝廷统治集团的极大愤慨。和辛弃疾同时的诗人陆游，写了大量的诗，表现了他的想要效命疆场英勇杀敌的气概，成为他诗歌中的主要特色；另外还写了一些表现了同样特色的词。辛弃疾和陆游的作品中表现了共同的思想倾向，而辛弃疾词对于朝廷黑暗政治的批判却是更深。辛弃疾不仅是一个词人，他曾经在金兵占领区组织过抗金的武装起义，曾经向皇帝和大臣上过书，讲抗金大计，议论很深辟。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是有实践有抱负的。可是他在南宋统治集团对金投降政策之下备受排斥和打击，他对于当时各族人民在金贵族的统治和侵扰之下所受的压迫和痛苦以及对南宋腐败政治的感受是十分深切的。这些在词中表现出来，所以使人感到他的词内容是那样深厚，那样动人。辛弃疾词的创作生活开始比较晚，现今保存下来的最早的词是他二十九岁时所作，数量也不多。早年他的心力是倾注在恢复大计的事功方面。他的作品的大量产生是在政治抱负不得施展或遭受打击之后，满腔悲愤，在词中发泄出来。词，在他手中可以说是一种斗争武器。

辛弃疾词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所谓豪放，豪放除了指他的词的慷慨激昂的风格而外，还包括另外一个意义，即是指他词的解放的形式。比起苏轼来，他在词的形式上的解放向前更迈进了一大步。前人说，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苏轼是词诗，辛弃疾是词论。说这种话的人有的是非议他们的词不完全合音律，有的是称赞他们突破了音律。苏轼和辛弃疾在词的形式上的贡献正是在于打破了音律的某些限制。辛弃疾“以文为词”，这是服从于他要表现的内容需要的，他要求更为自由地表现他的复杂的思想感情。对辛弃疾而言，所谓“以文为词”，所谓“词论”，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指他不拘限于当时词人在填词中所习用的所谓“本色”或“当行”语言，而是驱使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大量的书面语言以及可供利用的口语来为自己服务，通过铿锵有力的语言构成艺术形象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不但如此，他也能写出具有婉约风格的词。所谓“本色”“当行”语言一到他笔下，就能使人感到在形象之中发出思想的光芒。另一种意义是掉书袋，发抽象议论，忽视作品的形象性。前一种现象在辛弃疾词中是主要的，他在词的艺术上的革新精神也表现在这里。后一种现象在辛弃疾作品中也存在，那是辛词在艺术上的缺点，但它是次要方面。词经过了这次解放，就更加富有生命力。

当然，辛弃疾词的这种解放的形式，也可以为他另外一些词的思想内容服务。辛弃疾的词，也有它的两重性。他的另外一些词，有的表现了封建文人的闲情逸致，有的甚至表现了庸俗落后思想，这些词也可能具有上述特色，但它较多的是糟粕。

当时在辛弃疾周围有一批人，在词的创作上具有同样的风格，如陈亮、刘过、杨炎正、洪咨夔等。其中以陈亮和刘过的成就最大。陈亮和刘过都写了不少表现了抗金的抱负的词。

在南宋前期，另外还有一些词人，继承北宋婉约词风，脱离当时的现实斗争，如陈克、张镃等。然而他们所写的词，发生的影响不大。辛弃疾一派的词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

南宋后期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经历了几十年至百馀年妥协退让的和平时期，南宋统治阶级中许多人已经习惯于这种苟且偷安的局面，他们歌舞湖山，消磨斗志。这反映在词的创作里，前一个时期的那种同仇敌忾的气氛从许多人的作品里消失了，产生了一批和辛弃疾词派相对立的词人，他们在词的内容和风格上大致彼此相近。这些人中，前有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后有周密、王沂孙、张炎，形成一个流派，后人称为“雅正派”或“醇雅派”。他们所遵循的准则就是一个“雅”字。所谓雅，有两点意思：一是在内容上，写些文人士大夫所认为高雅的东西；他们不接触到现实；写艳情时尽量避免过分的浅露或猥亵。另外一点是语言上力求典雅，不用或少用通俗口语。他们避免了婉约派中专务绮艳的那种轻浮倾向，但是，他们对于这一派的脱离现实斗争，追求形式，醉心辞藻等一些倾向仍然继承下来，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发展。他们实际是包括在婉约派之内。他们都讲究声律，姜夔、张炎在声律方面用的功夫尤深。他们的词都在辞藻典故上用尽心思，有的写得晦涩难懂。

这些人的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大致相近，然而又各有所不同。就反映现实斗争方面来说，可以分为三类。姜夔、史达祖是一类。姜夔的某些词，还多少反映了当时的民族矛盾。他和辛弃疾同时而稍晚，曾效法辛弃疾，他的《永遇乐》和《汉宫春》还和了辛弃疾的原韵，《永遇乐》中有“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等句。他的《扬州慢》描写了扬州兵后的残破景象。史达祖也写过“楚江南，每为神州未复，阑干静，慵登眺”，“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等忧愤之语。吴文英和周密是一类，他们连姜、史词中这种虽然为数不多却是表现了忧国忧边思想的语句都没有了，只有个别作品如吴文英的《贺新郎·陪履斋先生沧浪看梅》，周密的《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似乎流露了一点感慨的意思。王沂孙和张炎是一类。他们在南宋亡后，一个在元朝做了官，一个曾赴大都（今北京市）谋官未就，写起词来却都有一点南宋遗民的腔调，时常流露出一些哀怨凄凉的情绪。清代以来一些词学研究者指着他们的某些词猜谜，说这是暗指什么，那是隐喻什么，即使他们有的猜得对，也不能增加那些词的很多光泽，因为它们的调子实在太低沉了。

这些人在艺术风格上也不是没有差别。关于姜夔，清代周济曾说他“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姜夔词确是有清刚疏宕之处。吴文英的词，连张炎也对它不满，说它“如七宝楼台，眩人耳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张炎提倡“清空”，他的词也写得比较空灵。史达祖的词，有时尖巧；周密的词，讲求清丽；王沂孙的词，务在凄婉。尽管有差别，然而他们的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等方面的总的倾向是一致的。它们都很能适合封建时代一部分文人士大夫的艺术趣味，因而影响也很大。清代以朱彝尊、厉鹗等人为代表的所谓浙派词人，就是推尊他们。他们之中，以姜夔年代较早，成就也较高，被推为一派的首领。这一派之上，又有周邦彦。由周邦彦而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在清代一部分词人的心目中，俨然构成了一个宗派的统系。

南宋后期还有一部分词人继承了苏轼、辛弃疾的优良传统，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刘克庄、吴潜、陈人杰、刘辰翁、文天祥等人。

他们当中虽然没有出现像辛弃疾那样杰出的作家，但是，他们的作品合在一起，就其思想的深刻性来说，可和上一个时期颉颃。这时，由于金贵族统治者的侵扰已达百年之久，接着又是蒙古贵族统治者的进逼，直至南宋灭亡，人们对南宋王朝的腐朽统治认识得更深透了，广大人民强烈要求祖国统一的愿望不曾衰减。在南宋覆灭的时刻，人民坚持了和蒙古贵族统治者的战斗。这些都在词人的笔下反映出来。因此，这个时期的作品，比起上一个时期来，还是有一些新的内容。如刘克庄的“记得太行兵百万，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戈下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在这里，作者批判了南宋统治者的对于北方的抗金起义人民，不独不敢领导，反而畏若蛇虎。作者对他的朋友所寄托的希望虽然没有实现，这种希望却是当时大多数人情绪的反映。陈人杰在杭州的丰乐楼上，趁着酒兴，在东壁上大书：“扶起仲谋，唤回玄德，笑杀景升豚犬儿”；“诸君傅粉涂脂，问南北战争都不知”。对于南宋统治集团偷安误国的嬉笑怒骂，可说是痛快淋漓。词人们沉痛地总结南宋百馀年的历史：“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底事轻抛形胜地，把笙歌，恋定西湖水。百年内，苟而已”。在南宋覆灭的时刻，邓剡写出“睨柱吞嬴，回旗走懿，千古冲冠发”的悲壮苍凉的词句，文天祥也表达出要“烈烈轰轰做一场”的坚强信念。读了这些词，就会觉得姜夔、史达祖的偶尔说几句忧边的话未免轻飘，王沂孙、张炎的凄凉哀婉实在是不能代表那个时代的声音了。

五 关于词的选本

词的选本较早期的有敦煌的各种抄本，主要都是选录民间词，其中有《云谣集杂曲子》三十首，产生当在五代以前。

文人词的选本，较早期的有五代赵崇祚所编《花间集》和宋初人所编《尊前集》。前者所录主要是晚唐和前、后蜀词，后者所录主要是晚唐和南唐词。南宋初有曾慥《乐府雅词》。这些选本都给后人保存了许多早期词人作品。

南宋以后，选本大致可分两种类型：一种选目较简。如宋无名氏《草堂诗馀》选录唐五代至南宋前期词数百首，所选以婉丽为宗，它在清代以前，是一个比较通行的读本。宋周密《绝妙好词》选录南宋词三百馀首，它代表了南宋后期所谓“雅正派”的标准。清末朱祖谋《宋词三百首》的选录标准和它相近。它们都排斥辛弃疾一派的词，而对于姜夔、吴文英等人的作品收录较多。清张惠言《词选》选录唐宋词百馀首。张惠言论词宗北宋，所选以温庭筠、秦观为主。另一种类型选目较繁，如宋黄昇《花庵词选》，选录唐宋词一千三百馀首，所选不主一家，辛弃疾、刘克庄等人的一些激昂慷慨的词也多录入，和《绝妙好词》偏于一种风格不同。清朱彝尊《词综》选录元以前词一千九百馀首，选录标准则是取法《绝妙好词》。

这些选本今天显然都已不能完全适合广大读者的需要了。今天广大读者首先需要的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对人民有益、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益的原则选录出来，经过通俗化的注释解说的唐宋词的普及读本。本书是试图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

在作品的去取上，首先注重思想内容较好、艺术成就较高、情调基本健康的作品，并兼顾到各个流派、各种风格的代表作，使读者对这一时期的词作有较为全面的了解。本书总共选入的唐宋词三百十二首中，唐五代五十六首，北宋八十九首，南宋一百六十七首。南宋时代主要选录以辛弃疾一派为代表的反映反抗金贵族统治者的侵掠和揭露南宋统治集团苟且偷安的作品。北宋选录的重点是苏轼，晚唐五代侧重在李煜、冯延巳。像温庭筠、韦庄、晏几道、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这样一些过去有名的作家，我们都选录较少；对于过去被人们忽视的作家如吴潜、陈人杰等，我们却是较多地选入了他们的作品。

本书所选，以长短句为准，像《竹枝》、《柳枝》，虽然一向也称为词，但实际是七言绝句，概不选入。

六 关于本书的选注工作

本书的选注工作开始于一九七七年四月，次年三月完成初稿，后几经修改，于一九七九年上半年脱稿。

何其芳同志生前曾亲自主持这项工作，他跟我们一道，确定了编选的原则和注释的体例，并遍读《唐五代词》和《全宋词》，共同提出选目。他参加审定全部选目的工作，还曾字斟句酌地修改了最初的一批注释样稿。他抱病工作，十分积极、认真、细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的去世对我们的工作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谨在此表示对他的沉痛的悼念。

余冠英同志曾审阅全部注释的初稿，并提出了一些修改的意见。他对本书的选注工作一直是很关心的。

文学研究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些同志，特别是陈建根同志，关心本书的出版，对本书初稿提过许多宝贵的意见，并在工作中为我们创造了便利的条件。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忱。

本书的具体选注和编写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的刘世德、许德政、陈毓罴、陆永品、范之麟、胡念贻（以姓氏笔划为序）分担。每首词的注释稿，都经过集体的反覆讨论，反覆修改。胡念贻撰写《前言》，并修改了大部分作家小传。全书由陈毓罴、刘世德修改定稿。

本书虽力求选得精粹一些，注得详细一些，但限于业务水平，错误在所难免，其客观效果如何，也还有待于检验。对于选目、注释、说明、作家小传等方面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恳切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和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