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民国风云局中人

泸上人似月

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这一年正值庚子年，可在百年回望间，中国并没有开辟出一个辉煌的新时代。战火纷飞之中，家国深陷大患，内外矛盾日益激烈，未来在何方？

乾坤一念间，岁月又一遭。那年正月，风雨带霜披雪惊满路。新的一年，没有屠苏酒就着红泥小火炉的惬意，亦没有年糕含莲的清香，有的是料峭的寒意以及梅竹覆雪的不屈。

正月繁霜，民心则忧，这天地之间，若国不安，哪有家的喜乐呢？

寒风肃杀的正月，腊梅缀霜绽放，其洁如玉，其质倔傲，而董竹君就在寒梅绽放的时节诞生于上海。上海，被称为魔都，亦叫东方巴黎，董竹君就在天寒地冻时，诞生在一个充满希望也是一个充满绝望的地方。

晚清战火纷飞时，董竹君的父亲董同庆为了生计从江苏南通赤手空拳闯入上海滩，用他健壮的身体，一身的力气去拉黄包车营生。如若他们家生活好一点，也不至于每日汗流浃背还要担忧明日的生计；若是董竹君生于富贵之家，也不至于年幼就尝尽人间艰辛。

谁家的女儿不想被富养？同时代的林徽因和陆小曼等，不正是富养出来的才女？一个荣登建筑界，才兼诗意；一个踏入名流，身负画意。无论是附庸风雅还是寻一生志趣，有的人一出生，机会就在那里。那么，没有被自小富养的董竹君又是怎么完成一世传奇的呢？

董竹君，究其一生，确实是人如其名，如竹般具有笑迎风雪的坚强，她进取并乐于奉献。如果说竹的天质给了她人格的力量，那么她就是对竹完美的诠释。

然而，她本不叫董竹君。她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父亲识字又不多，当时并没有想到“竹君”这般高雅的名字。她小时候，名字叫毛媛，她的父母唤她阿媛。

阿媛、阿媛，可是愿她长大后聪慧美丽？不能生于富贵之家，双亲还是希望她能凭着美丽的外表过上富贵喜乐的生活，不必日夜为生计忧心忡忡，也不必受人差遣，可自由独立。

但是，名字的改变只是她人生轨迹变动的见证，并未能给她的人生带来不劳而获的机会。

董竹君幼时家住上海洋泾浜边上、沿马路坐南向北一排的破旧矮小平房中，住处环境异常糟糕。她所居住的地方，有一条臭水浜，那如墨般黏稠的污水，到了夏季，则臭气冲天。附近不但有死猫死老鼠，亦有盖着草席的婴儿尸体，惨不忍睹！此种记忆，让她在以后的生命中，亦不敢忘记自己是从贫民窟走出去的，为此，她比常人多了一份坚韧。

董竹君自幼就知道，她生于贫困之家，她的父亲靠拉黄包车为一家奔走生计；可她也知道，父亲在她心中是一个英雄，他忠厚善良，性格和蔼，克勤克俭地一直在为这个家努力着；而她的母亲，虽然脾气急躁，受不了一点委屈，可她生性勤俭，性格直爽，更为了这个家，给有钱人家当“粗做”（即干洗衣服、擦地等杂活）的娘姨（过去对保姆的叫法），拼命干活解一家温饱。

一个家庭的影响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董竹君有为家艰苦拼斗的双亲，即使在生活的压力下也没有放弃拼搏，而是一如既往地终日劳作不息。在此种家庭氛围下，董竹君自幼便学会为双亲分忧，而她往后独闯上海滩的毅力与勇气，也是与此分不开的。

在人生低谷时不放弃，奋而向上大抵如此。可在董竹君年幼的经历中，除了环境的艰辛，其他的经历更如针般刺在心间！

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下，贫穷人家的日子，大多是即使拼命干活，仍得不到温饱。

董竹君曾有一个妹妹和弟弟，但由于生活窘迫，两个孩子出生不久便夭折了。她还记得，那年初夏，没有繁荫森森，有的是污水的腐臭。狭小的屋子闷热异常，年幼的她抱着仅四个月的弟弟走出房门到屋檐下来回走着。

屋檐下还有几丝微风，可她的弟弟就是哭啼不止，她从未想到，她的弟弟就在她怀里停止哭闹与呼吸了。她惊恐地大叫，她的母亲如同祥林嫂失去孩子阿毛般重复着，“吃奶的孩子，哪怕没有奶吃，身上还是有一股奶花香，屋檐下有野鬼，闻香味就把孩子抢走了。我掷碗碟是为了吓野鬼，抢孩子，有时候很灵，鬼闻碗碟声会吓跑的，孩子也会转过气来。”

可是，董竹君年仅四个月的弟弟并没有回魂，任凭她们如何痛惜！因为生活困窘，缺乏营养，孩子没有奶水喝。因为饥饿，那么一个小生命就消失了，董竹君年幼的心灵意识到，贫穷真的很可怕。

后来，董竹君一家迁居五马路，为了节俭，他们搬到更便宜的房子里。小小年纪的董竹君，每日都会帮她的母亲做家务，擦桌扫地、买油盐酱醋样样上手。

一天当中，烦琐劳累的家务活是无论想做或不想做都必须要做的事情。但一日当中还有那么一件值得她期待的事情，那就是日日站在门口，就着黄昏的霞光等候父亲的归来。

日落之后，有时是伴着昏黄的霞光，她那个梳着辫子的父亲，臂上搭着一条擦汗的毛巾出现在她的视线中。她知道，若是他手里拿着稻草绑着的一点菜、肉或一瓶高粱酒的话，那他这一天定是拉黄包车赚到了一点钱；若是他两手空空而归，则连当天的开支都拿不出。

每日，董竹君都祈求她的父亲能赚钱回来，那么她就可以活蹦乱跳地迎上去帮父亲拿下酒菜。可很多时候，父亲都是沮丧地板起面孔唉声叹气，叫喊着：“今天倒霉，又犯了交通规则，让巡捕把坐垫拿走了。跑了一整天，车租都交不出，真倒霉！”

董竹君经常听见母亲一边埋怨父亲，一边又安慰父亲。穷困人的日子自然少不了叫苦连天，可在埋怨世道不公之后，还是得咬紧牙关一直往前走。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是对一个女子极大的赞美。或许没有闭月羞花之貌亦没有沉鱼落雁之容，却美得恰到好处。

董竹君年幼时被人称为“小西施”，上天没有给她一个富贵的出身，却给了她一副清秀姣好的容颜。

小时候，她爱美，喜欢用绒线扎辫子，可她的母亲给她梳头时却用红粗头绳给她扎头发。小小年纪的她就知道，粗头绳扎的头发又硬又翘，不舒服；头发梢留得短短的，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也不好看。

每每这个时候，她都噘嘴反抗。可是她的母亲却以绒线经常要买，要花钱的理由拒绝她。为此，董竹君曾赌气反抗，跑去姨母家住几天。

反抗意识，一直存在于她心里，并在不知不觉间展现。

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你相信吗？反正董竹君的双亲是信的。那时，他们困窘的生活并没有改变，可他们还是决定让董竹君入学堂读书识字。

他们虽处于社会下层，但是生活却让他们知道不读书没有出头的日子。而董竹君虽为女孩，却聪明伶俐，美丽懂事，送她去读书，或许以后还能往上流社会走，嫁个好人家，那么他们的日子也会因此而得以改变。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董竹君时年六岁。她的双亲把她送到附近的私塾念书。在那个时候，念书的学费对于他们贫困的一家来说是一个大问题。虽然私塾的刘老先生不在乎学费给多少，总是有钱的多给一点，没钱的少给一点也可以，但是董竹君双亲为了让她安心读书，总是按时设法凑钱交学费，哪怕是借债。

在私塾的那段日子，是董竹君年幼时最欢乐的时光。即使生活有忧有虑，可对于一个年仅六七岁的孩子来说，这世间还是可爱得很。

上学的时候，每天清晨，阳光洒入狭小的房间，会带来斑斓的光线。在睁开眼睛那一刻，她眉眼之下总是带着一丝紧张一丝期待。在撩起帐子的时候，她总是习惯性地摸摸，若是摸到母亲留给她的小零钱，那么她就蹦蹦跳跳地一番洗漱后，背着小书包跑去马路边买上白糖芝麻心子的糯米粢饭团，里面再夹根油条，把它揉压紧，开心地大咬一口，真是又香又好吃。

读私塾的时候，除了学习之外，董竹君最喜欢的就是闹学。她小小年纪，顶顽皮了。

对于私塾的一切她都喜欢，包括那个秃顶的老举人，他矮胖的身材，留着长胡子、小辫子，长袍马褂的模样着实让她印象深刻。

那时候的私塾老师可是会打手心的，若是上课没能配合老师的步骤，就等着老先生磨刀霍霍拿“戒尺”打手心吧。可在老举人的规矩之下，还是有小学生在暗地耍小伎俩。一如董竹君，她可是闹学堂的头号人物。

老举人一边吩咐学生背书，一边吊着鼻涕打瞌睡。就在这个时候，小小的董竹君则带头拿着抽水烟袋点火用的长纸捻成一条，偷偷戳进老举人的鼻孔，害老先生忙打喷嚏，座下同学则哄堂大笑。

待老先生惊醒，座下学生则故作摇头晃脑地背书。老先生知晓这帮顽皮鬼在耍闹，可是他很爱学生，且脾气极好，仁慈至极，因此很少会体罚他们。可有的时候，脾气好的人，并不代表不会发脾气。

当老先生有事出去，回来时看到一帮小鬼闹翻天，有的学生还打起架来。这时，老先生就会严惩他们。“戒尺”打过的手心，辣痛发红，可每每这个时候董竹君总能逃过老先生的惩罚。

有时候，并不是她机灵，而是因为老先生怜惜她聪慧。看着她灵动的眼睛，仿佛能让人看见希望。或许，她将能走出贫民窟。

后来，当董竹君失去就读私塾的机会时，她曾后悔，若能重来，定会安分读书，不闹学堂。

她为何会后悔呢？在她豆蔻年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一个纯真懵懂的孩子欲哭无泪？

娉婷十三余

宣统元年（1909年），董竹君时年九岁，正值总角之年。小学堂里声声朗诵的“人之初，性本善”正如春风化雨般沁入她的心田。小学堂外喜光的梧桐树枝繁叶茂，投下斑斓阳光，与屋内朗朗书声相映成趣。

安宁的小学堂是她心灵的栖息地，而她的家庭远没有这般安宁无事，无论是生计的窘迫还是身心的困境，都给她年少的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

六岁入学，直至九岁，时隔三年，董竹君家境并没有因为岁月的增长而好起来，反而越发穷苦。直率的母亲给富贵人家做娘姨，偏偏受不得委屈，换工作越发频繁。世人常说的穷则变，变则通，但有时候有些人依旧秉持本性坚持自己的风格，即使面对贫穷。

一家子的生计全靠拉黄包车的父亲和做娘姨的母亲支撑，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搬到出入不便的阁楼上。窘迫的日子远没有尽头，可他们一家子咬紧牙关尚能过着清苦的日子，更希望一家大小无灾无难。

不久，他们终于搬出了需要弯腰进出的阁楼，却不是因为家境好转而是因为董竹君的父亲病倒了。

那个无论天寒地冻，还是酷热夏暑，汗流浃背也坚持外出拉黄包车奔走营生的中年男人终是因劳累病倒了。瞬时，一家子的境况陷入寒冬，年幼的她知道，父亲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而父亲病倒之后便意味着什么，可是抱着书包的她眼泪盈眶亦只有无言。

一边是生病需要医治的父亲，一边是得开伙的日常，不得已的情况下，母亲唯有搬些有价值的东西去当、去押或卖，可面对这样一个穷困的家庭，能维持多久呢？

卧病在床的父亲，急躁不安的母亲，底层百姓的无奈，这些于一个年仅九岁的小女孩来说如何是好？家国相牵，国动荡，家不安。

早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国家内忧外患期间，拒和主战、变法图强的光绪帝在这一年心力衰竭而亡。慈禧太后颁懿旨立年少的溥仪为嗣皇帝，此时社会早已动荡不安。

那时，董竹君看着父亲的病越发严重，再也不能像往常那样去拉黄包车赚上一点小钱，或欢喜地带她出去玩。她开始闷闷不乐，在小学堂时也不再带头闹学，而是双手支着下巴望着窗外，似乎不谙世事又恍若心事重重。

她生来就如一树寒冬绽放的梅，高缀枝头，朵朵缀上霜华，偏要历经霜雪才暗香自来。若她前世为莲今生为梅，那么不能用“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来形容她，如此超凡脱俗、俏丽可人的梅可不适合她。董竹君身染世俗，那一缕缕的香，不是黄昏月下的自然飘逸，而是历经苦寒散发的不屈。

那时，若是父亲病亡，她和母亲或许唯有流落街头乞讨，受尽世态炎凉。

立夏时节，暴风雨肆虐着上海滩，风雨过后，青石板洗涤一新，阳光照在青石板上反照得屋内越发明亮，似乎昭示着风雨之后定有灿烂的阳光。可董竹君一家还在风雨中不安地徘徊，她的母亲无奈之下嘱咐她去向有钱的亲戚家借钱为其父治病，为何要一个小女孩去借钱呢，原因是她的父母有傲骨。

若是单单凭着“傲骨”二字而让一个小女孩去借钱，那么为父为母的傲骨是有多么让人无奈。

她的母亲因为有傲骨，受不得富贵人家的委屈，工作不稳定；她的父亲因为有傲骨，情愿拉黄包车累得腰都要断了也不肯到工厂去工作赚更多的钱。他历尽沧桑地解释，“阿媛，你不晓得去做工是要别人介绍，还要送礼送钱，还要忍受无故打骂。”

穷苦的人，毕竟只有比较少的路可走。那么父母不愿与有钱的亲戚打交道，她不可能看着父亲死去，只好一个人独自远寻到亲戚家去。

立夏时节，本应薄衣清凉，可她还是穿着厚厚的补丁衣裤。怕路人嘲笑，暗自伸手遮住那破洞。上过学堂的她识字，循着门牌终是寻到了，忐忑敲开门迎来的是出自于对叫花子嫌弃的神情。

世态炎凉，即使是告诉他们，她是为父亲治病借救命钱来的也无济于事。在门关上的那一刻，她哭了，心也累了。她一路跑回去，酷热难熬，可瑟瑟发抖的身体透露出她的害怕。一则，借不了钱总免不了母亲的一顿训；二则，没有钱，父亲的病怎么办？

那次借钱事件，父母并没有过多地责怪一个不足十岁的小姑娘。可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却深深地知晓穷的可怕，只是那时她还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家会那么穷。

后来，她历经人世沧桑之后坦言，因为那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腐败无能，加之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底层百姓的生活越发艰难。董竹君的父亲董同庆大难不死，病后稍稍恢复则艰苦地拉着黄包车为一家营生，一家子终是稍稍松了一口气。

宣统三年（1911年），董竹君时年十一岁，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在历史剧变之间，一生立志“光复中华”的孙中山先生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预示着社会的新发展。

董竹君所在的上海滩的社会风俗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男剪去长辫，女放开天足。大街小巷喜气洋洋之间亦掺杂着忧虑，喜的是盼望进入民国他们就能过上好日子，忧的是一向过着穷苦日子的底层是否真能快速过上好日子。

爆竹声中一岁除，新年如期而至，住在上海法租界的他们依旧过着中国人本土的春节。喜庆的日子，多的是声和色的热闹，那锣鼓爆竹声响彻天地，满身穿红戴绿的姑娘头嵌珠花，十分讨喜。

天色朦胧，烟火半空绽放如星如雨，如花的姑娘有的乘坐马车沿街游走，有的徒步娇笑，衣袂散发出阵阵香甜的气味。

在一片笑语盈盈中，也有如董竹君这般的小姑娘穿着旧棉袄靠着屋外墙壁呆呆出神地看着一群群嬉笑而去的富家小姐少爷闹新春。落寞、不解萦绕心头，不是说到了民国他们就能过上好日子吗，为何如今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穿不起？

年少不解事的她一次次向坏脾气的母亲询问，她的母亲无奈道：“世界上穷苦的人多啦！人家是前世修来的好命，我们苦命，所以我们今世一定要做个好人，下世才可以过得好些，不然我们下世还是穷人。”

一向迷信的母亲的回答倒是把人的前世今生说得透彻，前世犯的因，今生结的果。世事造就，唯愿今生能做一个好人，无关富贵与穷苦，但望后世能修得好日子。可这些出世话语她不懂，她又怎么会懂，她只知道，他们与其他富贵人家是不一样的。

不久之后，更令董竹君苦恼的事情降临了，她的母亲要给她缠小脚。民国成立之后，规定要放天足不允许缠小脚，可她的母亲还是要将陋习进行到底，不顾她的苦痛坚持要给她缠足。

她反抗，小手执起剪刀愤恨地剪碎缠足的脚带。她的母亲认为，她的脸蛋长得不错，若是一双大脚板长大后就没有人要了。任凭她母亲如何劝说，她还是坚持不肯缠足，最终在父亲的支持下保留了天足。

一个家庭的没落，却在一个小孩子的身上体现，何其残忍。董竹君十二岁那年是1912年。家庭境况越发窘迫，不但房租交不起，连她的学费也终是没了着落。

就在十二岁这年，她的母亲提出要她学唱京戏的要求。

董竹君知道，在她住所附近有专门唱京戏的姑娘在堂子里卖唱，夜里灯火辉煌极其热闹。她也曾听说有姑娘被卖到堂子去做生意，小小年纪的她懂什么是做生意，她只觉得害怕，在她想象之中堂子不是一个好地方。

京戏，字正腔圆，一唱一念，一举一动极尽韵味，有什么不好的呢？可董竹君任凭她的母亲如何软硬兼施都不肯去学。

后来，最是疼爱她的父亲和她讲起了道理。自从那次患伤寒病后，董同庆的身体大不如前，拉黄包车的钱已不足一家生存，加之欠上高利贷更是艰难。

在小学堂里，她学到的不止是《千字文》和《三字经》等启蒙书，更有《二十四孝》。董竹君晓得，双亲艰苦维持生活实属不易，而她更应该做一个孝顺父母的孩子。

读书识字明义，可在明义之后，她终究是唯有停止读书去学唱京戏了。

为何没钱读书、没钱交房租还要她去学唱京戏呢？因为会唱京戏，又有清秀的面容，方可去堂子做“小先生”卖艺赚钱。

那时候堂子里管年龄小的叫“小先生”，只是卖唱，陪客人清谈，又叫“清倌人”。只要她去堂子做“小先生”三年，父亲承诺，三年期满就接她回家。

自从她答应学唱京戏后，就只能一边去小学堂上课，一边跟着双亲为她请的一位老先生学唱京戏。伴随着胡琴柔和浑厚的伴奏声响起，她展开嗓子唱了起来。对于唱京戏，她有天赋，老先生赞她聪明，可在她心里终究是不高兴的。

1913年，董竹君时年十三岁。正是“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的好年华。轻拂手帕，一展歌喉，姿态举止轻盈娇美，恍若二月含苞待放的豆蔻花。

可那年豆蔻尚未开花，不是她年华中的好时节。冬末春初的气候乍暖还寒，料峭凄凄。一边是埋头苦干的母亲，另一边是垂头丧气的父亲，伴着昏昏沉沉的黄昏，她心里无由地发慌。

晚霞消散之时，家里来了两个人。她们是来为她打扮的，柔顺的头发被梳得发亮，朱红丝线扎起小辫，额际头发剪了时髦的刘海。

脸上抹上雪花膏，薄唇一点而红，金镯耳环齐齐戴上，再把衣服换一换。轿子停在屋外，引起小孩好奇一探，疑猜是新嫁娘要出门了。再把一双红蜡烛燃起，双亲拜一拜，涕泪无言。

他们说，阿媛是在世观音，可算是救了他们家。

他们说，等三年期满，他们一定会去堂子接她回来。

他们说，这一切都是天意，别无他法，再苦也要咬紧牙关迈过。

私塾小学堂似乎又传来了声声读书声，“割肉疗亲”“卖身葬父”，百事孝为先。

十三岁，年华正好，面容正开，轿子摇摇晃晃前行，带着她颠簸的心。

自此一去，此身无奈。自此一去，归期何时？

青楼锁佳人

街上人来人往，带着嘈杂声，在轿子中的董竹君紧握双手紧张异常。头上珠花摇曳声响，轿子终于在堂子门前停了下来。

忐忑下轿之后，抬眸一看，门口竟放着一束用红纸扎紧的稻草，点火燃起的光亮似乎要灼伤她的眼。身形一晃，董竹君被推至火盆前，要她左右脚在上面绕跨一下，烧掉晦气才可进门。

她不愿，凭什么穷人家身上就有晦气了。人生来皆是一身光溜，怎得穷人就会惹尽晦气呢？可根本轮不到她不愿，在人家的地盘上，怎会允许影响他们发财的情况出现呢。

进屋之后，顿时有男男女女前来围观她，并且指指点点，热闹非凡。

“喏，这个小姑娘叫毛媛。”有人倒水给她喝，又有人对她议论纷纷，“咦，这个姑娘倒生得挺标致的，就是脚太大了一点！”

七嘴八舌、品头论足，这些对于一个来到陌生地方的小姑娘来说，心里是多么的慌乱。所以，无论别人问她什么，她都不言不语，也不笑不哭不闹。

不多时，就有当家的老鸨要给她取名字，为了让新来的她快速红起来，竟要她顶用一个出嫁了的姑娘的名字——杨兰春。

一切都是为了赚钱，于是她住进了杨兰春的房子，做着杨兰春该做的事情，当天晚上就开始卖艺。

晚上灯火通明时，热热闹闹之间她展开嗓子，伴随着胡琴的浑厚伴奏声唱起京戏。少女独特的清脆嗓音使人沉沦，她的声音很亮很脆，人看起来更是清纯。

第一天卖唱，她就接到了许多局票。水牌上要求某某先生要杨兰春到某地方去唱戏，按着要求她必须和一个陪同的阿姨乘坐漂亮的包车一家家去唱。

到餐馆里、到别的堂子里、到办喜事的人家里，无论是哪个地方，只要伴随着胡琴声响起，她就必须开始唱。

声调高亢，唱了一晚上，嗓子几乎嘶哑。客人边听边吃吃喝喝，极尽欢乐。有时候，客人看见她长得好看，故意跟她搭讪，见她不爱搭理就觉得她脾气不好，但更引起他们的兴致。

只要堂子生意兴隆就好，根本不管她累得死活，卖唱时还要强颜欢笑。多少苦，多少泪，都要暗自里不声不响地受下。身在堂子的董竹君，就如同左拉名作《陪衬人》中的丑女，世人只看见用丑女陪衬出来的富家女人，又怎会理会丑女内心的苦楚。很多时候，董竹君都在想，三年，三年期满，她就能离开这个红颜枯骨的地方了。

在堂子里面，除了能差遣自己的老鸨，还有其他同行的姑娘，这些都是不能谈心的，幸好当时照顾她日常生活的孟阿姨是个知书达理、和蔼的中年女人，很多时候能解她心忧的往往是这个孟阿姨。每天在给她梳妆打扮时，孟阿姨都会笑眯眯地给她讲故事。像《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有趣的故事她都爱听，慢慢的董竹君和她走得很近，什么事都跟她说，也什么事情都问她。

可是，唯有一件事情孟阿姨是不肯说的，就是她们所处的堂子是一个什么地方。后来，看淡世事，心疼这些无辜少女的孟阿姨还是隐晦地跟她讲到这堂子是个什么地方。

如今的堂子也就是古代的青楼，也称书寓。青楼女子的故事听多了，无论是葬身杭州西湖西泠湖畔的青楼才女苏小小，还是拥有绝色姿容和才情的薛涛，她们都是从青楼走出来的佳人。

自鸦片战争后，上海滩成为繁华的都市，江南的繁荣让达官贵人更加追求享乐，而书寓、堂子这些地方就是供文人贵客吟诗作赋或喝酒打牌的好地方。

青楼固然出才女，可青楼只是男人玩乐的好地方，却不是女人出没的好地方。在豪华别致的书寓里面，有才学的女子称为校书，琴书歌曲样样上手，住在书寓的女子卖艺不卖身。可集中在马路旁的长三堂子，里面卖唱不卖身的姑娘叫“小先生”，而董竹君就是堂子里面的“小先生”，当然除了“小先生”之外还有“大先生”。

这样说来，身在堂子做“小先生”也应该不算太坏，只要期满三年就能出去了。可自从帝国主义入侵，规矩就乱了，姑娘们的话语权都在老鸨身上，这才是真正的身不由己。

“小先生”卖艺不卖身，可年龄一到，她们就必须要做“大先生”了。什么是“大先生”，孟阿姨说她现在年幼不懂，可是她却恍然大悟，明白自己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险。她知道堂子里面的黑暗，可为什么女人要吃的苦头会那么多。

难不成是天注定？对于“命运”二字，她怀疑过，她又坚信，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可是，当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时，更多的唯有无奈。热闹的场所，麻将声不绝于耳，酒香四溢，京戏萦绕，可看着这纵情声色，她就是不笑。

既然是卖唱的，她没有必要卖笑。无论客人如何逗她，她就是不笑。入座、敬酒、唱戏，每日不停。座下王孙公子、衙门老爷，更有富商和革命党人，形形色色、老老少少，在他们眼里，那时的董竹君就是个清秀的不笑姑娘。

她为什么不笑呢？因为她觉得座下的客人都不是好人，即使他们个个眼中含笑，嘴边挂着满口狂言，实际上，又是怎么一个花花心肠？

明月半空，夜深才能回去休息的她累得几乎窒息，这就是堂子里面的生活。为供客人玩乐，每日身心俱疲，可是又能怎样呢？都已经被押在这里三年，只要那个老鸨一声令下，姑娘们唯有听命从之。

生意好的姑娘，赚的钱多了，堂子的老鸨自然不会过多为难。若是姑娘的生意惨淡，那个姑娘定会受到各种责难。

董竹君看着她们遭到此等待遇，顿时觉得心凉，她也是和她们一般陷入火坑。个中无奈她固然深知，为此她想把自己赚到的局票设法分给她们一点，可这是行不通的。

在堂子陪客的时候，她喜欢听客人谈论国家大事。孙中山先生的名字深深刻入她心中，希望他提倡的“三民主义”能带领百姓过上好日子。除了谈及中国的事情，他们还谈论国外的见闻，着实吸引人。

这些客人谈论的内容和其他客人明显不一样，他们不像那些地主老爷那样喝酒打麻将，而是围坐在圆桌前喝茶论国事，看起来比较正经。董竹君虽不懂这些国家大事，但是她爱听，关心国家大事是一种希望。若是能过上好日子，她也不用来堂子卖唱了。

后来，在堂子里面，董竹君找到了一个乐趣，就是在听客人谈论国家大事时，认真观察他们的举止谈吐，以及衣着神情。

那时候，来了一群举止不凡、谈吐高雅的海归客人。他们从日本留学归来，满腹学问，他们激扬爱国，英雄一般。

可既然他们是英雄，为何不去做正事而跑来这里喝花酒？对此，董竹君怀疑至极，小小年纪的她就不轻信任何人。

纵使她年少不懂太多的事，但也知道，在这一群人当中曾有几个表示是真心喜欢她的。

有高调的苏州七少，七少经常为她捧场摆花酒或“打茶围”。大约二十三岁的七少，容貌清秀俊朗，那时董竹君也对他心怀好感却又害怕跟他说话。可是，最害怕和讨厌的是那个叫柳聘农的男人，她虽仰慕他们当过兵打过仗，可也害怕这般粗鲁的人。

有一次，董竹君卧病在床，柳聘农竟跑到她床边逼迫她长大后要嫁给他，若是不嫁给他就拿手枪打死她。无奈之下，董竹君连声应下，但求他息怒。可就在那一刻，董竹君明白男人的险恶以及野蛮，若是他日嫁给他，迟早会死在他的枪口之下。

其中，在喜欢她的人当中，有一个最是特别，那就是夏之时。

她还记得，第一次见夏之时的时候，在转角处，风度翩翩的他含笑迎面而来，而她不知为何以帕掩嘴低眸一笑，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如莲般清秀绽放，引人驻足，不知倾倒了谁。

夏之时那时年约二十七，长相英俊大气，带着一股温文尔雅的气质。他不像其他人那般爱开董竹君玩笑，反而温和认真地与她说话。

一向不笑且话少的董竹君在夏之时面前却能敞开心扉，她和他说起自己为何会陷入堂子卖唱的原因，她也曾入私塾学习，只是为家境所迫不得不放弃。

可怜的一个小姑娘，还是那么一个清秀美丽的小姑娘，身负英雄豪气的夏之时又怎能不扼腕怜惜她呢？

而夏之时也确实是一个豪杰英雄，她注意他，打听有关他的一切，对于他的一切，她都好奇。

夏之时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战争并加入同盟会，后来在武昌起义中他在四川率兵为国立功，民国成立后，他被推选为西川副都督。可他不恋权势，辞去官职欲出国深造，归来后再报效国家。可局势骤变，他唯有留在上海参与“二次革命”。

一个为了国家大义可以置危难于不顾的男子汉，董竹君认为夏之时是一个好人。

深陷青楼埋骨地的董竹君，仿佛在夏之时身上看到了百姓过上好日子。

自古美女配英雄，那么英雄配美人亦是美事一件。

至此，年华正好的董竹君开始留心夏之时这个人。

倾心夏之时

长三堂子昼夜灯火不熄，屋内长廊高挂的暖红灯笼见证这纸醉金迷的声色喧哗。

董竹君嘹亮的嗓音在房内萦绕，手弹琵琶弦声切切，时而声声清脆如清泉流觞，时而又浑厚如闷雷阵阵。她唱的戏时而委婉如新房细语，时而又激烈如金戈铁马。

而她的拿手好戏却是独留给那几个革命先生的。那时夏之时这几个革命党人为避风头时常光顾长三堂子，知己好友品茶听戏，兼谈国事，实乃苦中有乐呀！

那时，董竹君的一颦一笑，不时与夏之时目光相接，低首回眸，胜过春花之娇美。那时，她年轻貌美，他风华正茂；他深晓男女情感的奥妙，而她却年少不懂情思种种。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爱情中，两人终需历经磨难，他们的磨难，来自身不由己与时不待人。

苏州七少把玩着念珠又翩翩而来，自从得遇董竹君那懵懂一笑，心尖儿上都是她的影子。为此，他抛却旧爱，为那一抹青色沉醉。寻欢作乐，大抵就是七少与董竹君的羁绊。七少喜欢的不过是她年轻貌美，至于更深一层则无从探寻，而董竹君对于热烈捧场的七少，更多的是好奇与忐忑。

相比于英俊风流的七少和易暴怒的柳先生，董竹君更愿意与儒雅大方的夏之时相识相知。

可当时看起来一派儒雅的夏之时，当董竹君得知他年少时的另一副模样时，便掩面轻笑。原来，他的经历是这般的有趣，相比于自己的年少生活，那真是丰富多彩。

年少时，他亦耕过田，上过学堂，更是学过木工。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不甘平庸的他，毅然远渡日本，立志练就一身本事以报效国家。

董竹君那掩面一笑，不过是觉得他年少时真勇敢，这也是她内心深处想做的，可是她不能任性，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双亲为贫困做垂死挣扎，她又怎能为一己之私而置身事外呢，即使她尚未成年。

对于夏之时所经历的一切，董竹君都感兴趣。而夏之时则细细说起自己的经历，无论是困境的艰苦还是腾达的荣耀，他都愿一一诉说，如同说书人那般，喝茶漫谈故事，只是这故事的主人公是他自己罢了。

年少的董竹君听着都督先生谈论国家大事时，又懂多少呢？她连“驱除鞑虏”的“鞑虏”是什么意思都不懂，更不用说其他的革命时事了。偏偏夏之时耐心大方地为一个小姑娘解释。他并没有蔑视一个小姑娘不懂事，或许在这一点上，夏之时终究是心存男女平等的观念，况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对于年不及三十的夏之时的经历，董竹君更多的是惊叹与佩服。她佩服他测量西藏的艰苦以及坚韧的体魄，更佩服他出生入死的卫国之行。那时候，坐上都督之位的夏之时才二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的好年华，是英雄，是好汉，只是董竹君不知道，如此英雄好汉会不会是自己的良人。

他的英勇，以及对董竹君的好，以至于让她也想做一个幸福的人。若得一良人，愿木屋朝海，喜见春暖花开。喜欢一个人的心境大抵如此，想与他有一个灿烂的前程，诗意到想给所见的每一条河，每一座山，都取一个充满烟火气息的名字。

她悄然心系于他，愿终成眷属，愿携手白头。

可是，此刻她深陷青楼红颜埋骨地，而他却是为国解忧的都督大帅。

她聪慧美丽，是位青楼佳人，红牌正盛，正如摇钱树一般的存在，长三堂子哪能轻易放她。而他身陷追捕困境，都督之位险恶穷极，随时都有可能避难国外。他们，或许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认识且心系彼此。

可是，命运从来由己不由天！

在长三堂子这个寻欢场，她日日唱戏，却也见多了喜新厌旧的烂把戏。她爱慕他，她喜欢他，却也疑心他。他的好，点点滴滴开始侵入她的生活，可她却是不敢相信他是真心的。

正如诗经《氓》所言：“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男人沉溺于爱情，往往可以自拔，可女人沉溺于爱情，则难以挣脱。她信他爱她年轻貌美的一面，却不信他喜她年老色衰之时。

夏之时一行人几乎每日都来长三堂子，借堂子作为掩护，可他们还有一个目的不说则明，不单单是为饮一盏新茶，亦不为听一曲新戏，而是看一看那逐渐长开的如花少女。

董竹君虽为“小先生”，可生意却是极好，那些捧她场子的人，除了想听唱戏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等她做“大先生”。可她不高兴，她想反抗，但是没用。她想念那贫困的家庭，纵使没有亮丽的衣服可以穿，也没有美味的食物可以吃，但她更愿陪在亲人身边，同甘共苦，可是她连这个资格都没有。

对于夏之时的感情，她犹豫或许是因为还不够爱他，或是时候未到，有时候，接纳一份感情，并非两厢情愿那么简单。

直到那天，贴身服侍她的孟阿姨把真相告诉她，长三堂子所说的三年之期，只是权宜之计，当红的姑娘，三年期满就等着做“大先生”，至于放回原处是不可能的事情。

即使她早已赚够当初被抵押进来的许多倍钱，长三堂子也是不会放她走。任她恼怒，任她故意不专心唱戏，任她如何反抗也是徒劳。这一切直到她的生理出现变化而孟阿姨说她已成大人了而骤变，堂子希望能借此把董竹君卖个好价钱，她痛恨这些把女人当作物品的恶人，可她别无他法。

在特殊的年代，什么都可以被出卖，无论是真理还是谎言，微笑还是泪水。就如堂子这种唯利是图的地方，所有的情感，在金钱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无论是美女，还是丑女都可以成为商品，且合情合理！

欲等双亲来解救自己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堂子的险恶，那契约在她们眼里等于一张白纸。幸好当时孟阿姨给她指点了出路，那就是嫁与一个好人家。

哪来的好人家，风流苏州七少，还是其他大富大贵之人呢？还有那心中忽隐忽现的都督夏之时，只是他们会真心接纳一个清倌人吗？她心里没底，卖艺生活还是在继续。

唱戏回来，直到夜深人静之时，蒙头入被窝的她，默默哭泣。可是哭又有什么用，这世上还缺乏一个姑娘的眼泪吗？哭，只会哭肿自己的眼睛，哭坏自己的身体，此外，于事无补。

每日唱戏回来，夏日酷暑尚未消散，坐在黄包车里的她，水灵灵的眼睛看着行人来来往往。有些姑娘身穿天蓝色布衫，虽不及她的锦衣华贵，却让人觉得异常干净。十几岁嘴角笑嫣嫣的少男少女背着书包上学堂正竞相追逐回家，看着炊烟，看着落霞，竟觉得甚是美好，一如当初的她。

看到这个画面，她脑海中顿现那幅日本画卷，画上单单一座桥，还有一个穿着时髦手上撑着一把洋伞的姑娘，格外显得美丽。这让她颇感好奇，不然她也不会问夏之时日本的姑娘是怎样的。

夏之时含笑告诉她，那个樱花国度的姑娘，可以上各式各样的学校。当然在说这些的时候，夏之时定然看见董竹君眼里的光芒，那是期盼与希望，让人不忍拒绝。

在董竹君眼中，上学堂不单单是为了将来能有机会嫁与富贵人家，更多的是希望能报效国家。国好起来，家便安定，她的父母便不用低声下气地给人干活。她的想法是天真的，亦是可贵的，只是难以实现。

如今，她羡慕他们的，不过自由罢了！

能让董竹君多愁善感的时日已不多，做“大先生”的日子越发迫近，看着那些地主老爷、少爷纷纷下注，心中又气又恼，却又并无他法。孟阿姨一再催促她做出决定，赶紧找个好人家出嫁。

儒雅大方的夏爷、身姿挺拔的夏爷、英勇爱国的夏爷，在孟阿姨精明的眼中，夏爷确实是一个好归宿。在董竹君心中，那个时常鼓励她要继续读书的夏爷，那个真诚待她的夏爷越发显得重要。

夏之时比时年十五的董竹君大十二岁。时时抚镜自照的她，十五芳华，颜色正好，低眉一笑，宛若青莲般纯然。或许，这就是美女配英雄。

他比她大十几岁那又怎样，这有什么不好的呢？往后所有的快乐他都与她分享，而所有的苦与痛他都比她先尝，在一起之后，保护她的，肯定有他！

这有什么不好的呢，可问题是，只有真爱才能超越任何差距与阻碍。

董竹君也觉得夏之时确实很好，他是革命党人，一生事业在于兴复家国。可是，在她心里，始终是难以置信他会真心喜欢一个堂子里卖艺的姑娘。在没有确定之前，她未敢孤注一掷。

相对于董竹君的境况，夏之时也好不了多少，随时都有可能离开上海滩远渡日本避难。他看着这好好的一个姑娘，千哄万哄，沧海桑田为誓，海枯石烂为盟，亦未能得她确切的答复，甚是苦恼。

她只问他一句：“你家里可有太太？”

在封建大家庭中，况且是都督大帅，哪会没有太太呢？董竹君是个不肯将就的主儿，她虽坠落青楼，却不肯一辈子做人家的姨太太。这等同于从一个火坑，踏入另一个让自己粉骨碎身的火坑。

可是如今年轻貌美不跳出堂子这个火坑，直到暮去朝来颜色故去的时候，境况或许更差。那时，孟阿姨帮她打听夏之时太太的情况，原来他的太太身患肺病，不久将离开人世。

心急地向董竹君证明自己是真心的夏之时，坦言他与自己的太太无半分感情，且太太病危。夏之时确实是一个英雄，可是在爱情面前，他却不是一个好人。

正如徐志摩和林徽因，徐志摩与太太张幼仪无感情，不顾半分情分一心想离婚。林徽因看见张幼仪眼中的无奈，那个坚韧的女子，林徽因心生不忍，她还有大好青春年华，以及家人与学术的支持，她还有退路，于是她退出徐志摩的世界。

有时候，爱情对于男人来说，终究是辜负了那一份责任，惨痛的后果往往由女人来承担！

可是董竹君不一样，即使她认为夏之时这般对待自己的太太是不义，可她终究是动摇了。年少的她，或许未能把道德放在第一位，但最重要的是她真的没有退路了，而且，她似乎爱上了那个男子。

堂子卖艺的她，真的能做都督夫人吗？

誓同尘与灰

1914年，袁世凯为推翻共和、复辟帝制迅速做出军事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搜捕革命党人。于是那些革命党人无奈之下纷纷寻找避难场所，有的大批隐身英法日租界里，抑或是直接逃命海外。

堂子里依旧灯火通明，姑娘们的欢声笑语伴随着曲子响起，客人来寻欢，有时不过是看谁比较阔，花酒谁摆得多，而那些姑娘们不过是商品一般的存在。她们的悲，她们的欢，可有谁曾懂。

夏之时没有来堂子的那段日子，董竹君经常魂不守舍，他越是不来，她心里越是在乎。从前，她觉得自己是穷人出身，而他是革命大丈夫，又怎么会真心喜欢自己呢。如今细细想来，夏之时对于她来说真的太重要了，竟有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感觉。

在董竹君等待夏之时的那段时间，孟阿姨几次三番劝导她尽快做出决定，堂子已经为她做“大先生”的事情做出宣传，再不决定将无路可走。

可是，迫于时势的感情，终要承担一种风险，那就是“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时常为她出谋划策的孟阿姨最终还是被堂子调离董竹君身边，那个被换来照顾董竹君的女人叫三宝，性格倒是直率善良，十分同情董竹君的遭遇。这时，夏之时为避风头躲入日本租界的消息传到董竹君耳里，形势异常紧张。她虽担心夏之时的安全，却无计可施。

后来，董竹君和三宝借上街买东西之际，到夏之时避难的旅馆寻找他，夏之时看到董竹君那一刻，当即抱住她诉说思念。他怎么会不想去堂子找董竹君呢？可是袁世凯出价三万买他的人头，若不是舍不得她，他早就独自逃亡日本了。

董竹君听了这一席话，终是信他是真心喜爱自己的。可横在两人中间的还有夏之时的太太，董竹君绝不愿做他的姨太太。那一次相谈，董竹君摔门而出，只因夏之时态度不明确。

他还要怎么明确，当年娶了太太便留学日本，留太太和儿子在封建大家庭中承受委屈，却不管不顾。有时候，在背负国的责任时，家的责任亦是不能忘，这就是夏之时和董竹君间迈不过的坎。

几天之后，夏之时的朋友带来了夏之时太太病逝的消息，并劝她与夏之时结婚后尽快去日本避难。几番思量之下，董竹君决定再一次去日本旅馆与夏之时见面。这一次倾心长谈，让董竹君更加坚定夏之时在自己心中的位置，也知道了夏之时早已经派人去堂子为董竹君赎身。

堂子这个地方，姑娘进入之后，又怎能轻易出来呢？当初董竹君的双亲为了三百元救命钱把她抵押堂子三年，如今她红了，却要三万才能赎身。可即使是夏之时愿意为她赎身，她也不愿被人当作物品那般出卖。

她要让世界知道，她的命运是属于自己的。

当夏之时要给她赎身时，她坚决地拒绝了。她想要与夏之时做平等的夫妻，不愿做他买回来的附属品。身不由己的她为此决定设法逃出堂子，绝不要他出一分钱去赎她。

董竹君决定终身大事时，才十五岁，可她却是那般理性。与夏之时结为夫妻可以，但要先订下契约。

其一，不做夏家姨太太。

其二，要送她去日本求学。

其三，两人组成一个内外协调的好家庭。

夏之时听了董竹君的一番说法，他就知道，爱上一个堂子里面的姑娘，他是做对了。如此独立的人格，如此聪慧的佳人，当欣然求之！

可是，字字句句中，亦显现董竹君的小心翼翼。第一，她一再强调不愿做夏之时的姨太太，即使夏之时把他太太去世的电报给她看，她还是心存疑虑。她的爱是理性的，却过于小心翼翼。而夏之时作为一个大丈夫，太太去世了，终究是缺少了那一份为夫的责任。

然而董竹君的理性，还体现在她对未来的设计上。她要夏之时把她放在他的未来里面，他去日本避难，她要去日本求学，对于学问，还是孜孜以求。在内，她愿相夫教子，只求他能安心在外为国事奔波。

自从董竹君向夏之时承诺要靠一己之力逃出堂子后，她就开始精心计划，寻找机会跳出火坑。他不避身祸，甘愿冒着生命危险留在旅馆等她出来。若是灾难能见证真情的话，董竹君与夏之时确实是真爱！

回到堂子之后，董竹君不再像从前那般尽职卖艺，不是装病就是发脾气不肯唱戏。老鸨看着那些票局堆了起来，可是钱却入不了账，无奈之下对董竹君软硬兼施，可是她却硬起骨头不肯去卖艺。

当老鸨辱骂她时，她忍；当堂子派流氓威胁她时，她也不惧。董竹君对堂子的做法，采取了如拾得对待人世一切恶意的处世之道：世间若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我便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堂子里面的人都在取笑董竹君，笑她等不到夏爷来赎她。老鸨辱骂她，威胁她，甚至骗她。在董竹君认为堂子会送她回家时，却被关押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

她着急，气愤，亦害怕，她担心夏之时的安危，亦害怕他抛下自己远离上海滩。她想不顾一切逃跑，可若失败就危及性命。她哭、她恨，她对夏之时的思念，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却得不到。

今日看来，不得不佩服董竹君的聪慧，她明白沮丧是于事无补的，于是想办法让看守她的人放下防备，以乘机逃跑。她与看守她的人喝喝酒吃吃菜，装作开心的模样，好让对方觉得自己是想通了。

她想通的不是向堂子低头，而是想通了拥有勇气才能改变并过上好日子！

那时，正值春末。董竹君出逃的那天晚上，月华似练，照入房间显得亮堂堂的。她第一次请看守她的人去买鸡蛋糕，因为卖鸡蛋糕的地方比较近，那个看守的人未曾怀疑，以为她真的回心转意了。可就在董竹君第二次请他去隔了几条街的地方买水果时，她开始逃跑了。

有关于堂子的一切东西，她都没有带走，她要的是跟过去告别。华丽的衣服，贵重的金银首饰，这些她都不在乎，洗净铅华，她迫不及待地向夏之时奔去。

那天，若是她再迟一些，夏之时他们一行就已经向日本出发了。或许缘分就是那么的神奇，不能早一步，亦不晚一步，要刚刚好，彼此才能在那里，在那个能拥有彼此的地方相遇。

那一天，董竹君自由了，恍若划破天际的纸鸢，随清风在天际飘动，身心自由的她，如飞鸟浮云，连心尖都是欢畅的。夏之时看见自由的她，竟觉得，此时此刻的她，比任何时候都要美丽，都要吸引他。

生活如此艰辛，这一切并不是她独自逃出来便可以解决的。在和他们一同逃跑的时候，从四川赶来催夏爷去日本的夏之时的兄长被追他们的人抓走了。这个消息对夏之时来说恍若晴天霹雳，而董竹君则沉溺于自由的喜悦当中。

她想到的是，幸好被抓的不是他们。若是她被抓住了，她就得再一次回到堂子，承受的将是更大的灾难，或许会被折磨致死。若是夏之时被抓住了，肯定会被冠以拐带未成年小姑娘顶罪论处，况且当时袁世凯正在逮捕他，被抓住唯有死路一条！

虽然一个星期之后，夏之时的兄长被罚以一千元释放，可是夏之时觉得兄长为他们受到侮辱而心怀愧疚，整日愁眉不展。他虽爱董竹君，可在那个时候却把她冷落一旁。当时董竹君觉得很是失望，毕竟当时年纪小，并未深晓大义之事。

1914年春末，董竹君十四岁，夏之时二十七岁。逃离火坑之后，夏之时给董竹君取名为毓英，毓，培养也，毓英、毓英，夏之时当时可是寓意董竹君是一个培育英气的女杰？在此看来，夏之时在当时是敬佩董竹君逃跑的勇气与坚韧。

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他们只好简单地在日本旅馆松田洋行举行法式婚礼。法国是欧洲最早废除君主专制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夏之时这些革命党人向往法国所提倡的民主与自由，遂效仿法国婚礼，以示去旧迎新，接纳新思想。

结婚的时候，董竹君梳着法式发髻，穿着法国服装，即使半新的连衣裙显得不合身，她还是欣然接受。她和夏之时结婚的情形永远定格在那张黑白照片上，文明的婚礼，一对新人对未来满怀期待。

站在她身旁的男人已经是她的丈夫，此后贫贱与富贵，祸福相依。这一切看起来很好，他英俊豪勇，国之栋梁；她年轻貌美，如花美艳。

那场没有亲人在场的婚礼终究是缺乏了温情，可相爱的人对于未来的期待，对于爱情的执着，往往是奋不顾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