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阿尔西比亚德：服务于私利的修辞
修昔底德从没有指责过伯里克利或者雅典参与这场战争，也没有指责过前两年半的防御策略。在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民主和它的政治组织方式基本上都保持原样，但是随着战争的进程，这个希腊世界曾经最强大的帝国却逐渐走向土崩瓦解。我们不得不问：到底是什么导致了雅典帝国的衰落？到底是谁应该为此负责？不同的人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是修昔底德本人的答案非常清楚：问题就出在雅典的政治家身上，因为他们放弃了伯里克利的防御策略，转而开始主动出击。而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两点：一个是“他们追求那些以个人野心（idias philotimias，字面意思是‘个人对荣誉的爱’）和个人好处（idia kerdē）为动机的政策”（II.65.7）；另一个是他们不像伯里克利那样拥有权威，敢于公然反对民众、教育民众，这些继任者为了胜过自己的政治对手，使出浑身解数去迎合民众、煽动民众，于是逐渐将雅典引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将一场本该以雅典胜出告终的战争变成了雅典帝国及其盟友的灾难，而这其中最致命的就是西西里远征。
在紧接着伯里克利主导雅典政治的政治家中，最著名的是克里昂（Cleon）和尼西阿斯。他们是一对截然相反的对手：“尼西阿斯跟随伯里克利的政策，主张和平，他正直而保守，是一个真正的绅士；而克里昂是伯里克利的对手，战争贩子，民众领袖，粗俗的暴发户；这两个人当然都远远不及伯里克利。”[27]之后，克里昂战死，在所谓的“尼西阿斯和平”（Peace of Nicias, 422—415 BC）期间，一个极富才华的年轻人走上了雅典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为了尼西阿斯新的对手，也成为了影响乃至主导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半段战局的决定性人物。他就是阿尔西比亚德，另一个高尔吉亚的精神子嗣。
在某些方面，阿尔西比亚德是伯里克利很好的继承者，伯里克利是他的监护人，阿尔西比亚德从伯里克利那里学到了很多政治技艺，也是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最有才华的政治家，[28]在修昔底德笔下，他们首先都是高明的演讲者而非行动者。[29]但是与伯里克利最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阿尔西比亚德是政治家完全为了一己私利制定策略的典范。他比任何人都更应该为将雅典拖入深渊负责。
自从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阿尔西比亚德就是个人政治野心的代名词。斯巴达人与尼西阿斯和拉凯斯（Laches）签订和平协议，完全忽略了阿尔西比亚德这个斯巴达在雅典的代理人（proxenos），这一点让他感到被斯巴达人轻视。仅仅由于这种对他个人荣誉的冒犯，阿尔西比亚德不惜抛弃自己祖辈的亲斯巴达立场（在这个事件之前，他作为代理人曾经照顾雅典监狱中的斯巴达士兵），转而变成了斯巴达的死敌。他反对和平协议，试图通过拉拢阿尔戈斯（Argos）成为雅典的盟友而让斯巴达和雅典回到战争状态。他一方面告诫雅典人斯巴达人不值得信任，另一方面悄悄到阿尔戈斯人那里邀请他们与雅典结盟。而当斯巴达得知这个消息，派代表到雅典试图挽救和平协议时，阿尔西比亚德怕自己的阴谋败露，向斯巴达人假意许诺他会在公民大会上帮助他们，而条件是要求斯巴达使节宣称自己并没有全权。当斯巴达使节按照阿尔西比亚德的建议做了之后，后者却背信弃义，在公民大会上公开咒骂斯巴达人没有诚意，然后靠自己的言辞将公民大会裹挟而去。据修昔底德说，只是因为突然地震，公民大会才没有做出不利于和平协议的决定（V.43—46）。
虽然这只是阿尔西比亚德的第一次亮相，虽然我们只有他的两次间接演讲，但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与伯里克利之间的天差地别。伯里克利非常诚实，总是告诉雅典人真相；而阿尔西比亚德极其狡猾，为了达到目的不吝巧舌如簧。伯里克利总是公开地处理事情，在公众面前讲话；而阿尔西比亚德则试图在私下实施诱骗。伯里克利从不奉迎民众，不惧怕激怒民众提出不受欢迎的政策；而阿尔西比亚德总是试图推进更受民众欢迎的政策从而迎合他们。伯里克利心中只有雅典的公益，也能够说服公众将自己的私利置于公益之下；而阿尔西比亚德只有一己私利，只是在通过公益更能够促进他的私利时才以公益为目标，他有能力让大众将私利置于他所鼓吹的“公益”之下，因为他的任何提议，即便是为了私利，也必然是在“公益”的幌子之下。只要阿尔西比亚德站在大众面前，他总有办法将自己等同于城邦，让自己的私利成为城邦公益的代表。这样的人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恐慌，担心他会变成僭主，而“僭主”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谈虎色变的政治词汇。因此当雅典人感觉不那么依赖他，或者没有被他雄辩的演讲裹挟而去时，当他们更加清醒时，他们非常小心地应对这样的人，修昔底德这样评价在阿尔西比亚德与雅典人之间那种脆弱的平衡：雅典人“因为他在个人生活和习惯上的放纵，对他从事的任何事业中表现出的野心保持警觉，大家认为他渴望僭主制，并且成了他的敌人。虽然在公共生活中，他在战争中的行动我们不能期望更多，但是在私人生活中的习惯却让所有人都看不惯”（VI.15.4）。雅典人对阿尔西比亚德的情感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着爱、仰慕、提防、担心、恐惧以及憎恨的情感。
公元前415年，经过六年的“尼西阿斯和平”，雅典人从瘟疫的影响中恢复了过来，决定要派出一只由六十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去帮助西西里的盟友，如果可能就顺便征服那个岛屿。这个行动是雅典大众欢迎的，因为他们总是充满勇武之气，并且渴望统治更广大的土地。他们显然早已将伯里克利的忠告（不要在战争期间扩张帝国；I.144.1[30]）抛在了脑后。毫不意外，阿尔西比亚德是这个主张的坚定支持者，他总是强烈支持更加极端的“帝国主义”政策，[31]而他的理由也遵循着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讲上的逻辑：要实现个人的荣耀，就要将自己与一个强大的城邦联系起来，被人铭记的最好方式就是作为像伯里克利一样的领导者，带领这个城邦走向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在关于这场远征的第二次公民大会上，[32]保守的尼西阿斯试图劝说雅典人放弃派遣如此巨大的舰队远征西西里，并且指出了阿尔西比亚德的自私动机：
有人对获得统帅权感到欣喜，他会促使你们进行这场远征，但他只关心自己的目标（to heautou monon skopōn），不仅因为他还很年轻，想要保持他在赛马上的辉煌，而且因为巨大的开销希望这个统帅权能够给他带来金钱。不要让这个人拿城邦冒险去维持他自己的辉煌。（VI.12.2）
在记述阿尔西比亚德的反驳演讲之前，修昔底德以自己的名义评论了他反驳尼西阿斯的动机：
但是这场远征最热切的倡导者是克里尼阿斯之子阿尔西比亚德，他想要打击尼西阿斯，既因为那是他的政治对手，也因为他在演讲里攻击了他，此外，他还对统帅权充满渴望：他希望就此征服西西里和迦太基，那样的成功也可以充实他个人的财富，给他带来金钱和荣耀（ta idia hama eutuchēsas chrēmasi te kai doxēi ōphelēsein）。（VI.15.2）
在针对尼西阿斯的演讲中，阿尔西比亚德首先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了辩护——他将自己个人的荣耀与整个雅典的荣耀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将自己的奢侈说成是展现了雅典的力量和荣耀（VI.16.1—4）。此外他还主张个人的生活方式应该与公共服务分开考虑，宣称：“不管我在私人生活中如何沉迷于它们，问题在于是否有人能够比我更好地处理公共事务。”（VI.16.6）[33]之后他试图说服雅典人相信，这场远征并没有尼西阿斯说的那么困难，比如西西里人缺少组织，没有它们吹嘘的那么多军队，雅典人会得到西西里当地人的帮助等等，但是其中颇为反讽的是，他花最大篇幅讨论的理由恰恰是西西里人不关心公益：
没有人感觉他们在自己的城邦中有一席之地……个人通过有说服力的言辞或者党派政治，都竭尽全力从公共财富中攫取一己私利，他们知道，如果失败，他们就可以离开并住到别处。这样的一群人很难团结一致地回应任何建议或者组织起来进行共同的行动。（VI.17.3—4）
这段话听起来充满反讽，因为阿尔西比亚德在这里对西西里人的批评，恰恰是他自己之后做的事情：没有任何城邦的归属感和爱国热情，在公益的幌子之下追求一己私利，一旦失败，就逃到另一个城邦，甚至不遗余力地要毁灭之前效忠的城邦。
在演讲最后，阿尔西比亚德也像伯里克利那样，诉诸雅典人父辈的荣耀和民主政体的强大，以此激发雅典人的爱国热情和不断扩张的帝国主义欲望（VI.18.6）。但是他与伯里克利的区别也很明显：当伯里克利做这样的呼吁时，他所面对的是一群处于绝望情绪之中的雅典人，试图以此激励他们；而阿尔西比亚德则是在有意迎合听众，给他们已经过于自信和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激情煽风点火。在面对雅典人时，阿尔西比亚德同样诉诸自己的品格（尤其是自己的生活方式给雅典赢得荣耀）、理性和情感，他的修辞和伯里克利一样强大有力。但是与伯里克利总是给雅典人提供正确的信息和正确的引导不同，阿尔西比亚德却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意误导雅典人。[34]
雅典人本来就对这场远征充满渴望，因此很自然地就被阿尔西比亚德看上去于情于理都非常充分的演讲说服了。尼西阿斯之后希望通过夸大难度和所需要的战舰数量来阻止雅典人，但是却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雅典人认为只要增派军队，他们在西西里必胜无疑，于是他们决定派出雅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外军队，[35]派阿尔西比亚德、尼西阿斯和拉马库斯（Lamachus）共同指挥，并且彻底抛弃了第一次公民大会制定的相对温和的战争策略，完全以征服西西里为目的。由此拉开了他们噩梦的序幕。
远征军出发之前，雅典的赫尔墨斯像被人损毁，阿尔西比亚德被认为牵涉其中，这被当作一次非常严重的渎神行为，而且给远征带来凶兆。但是雅典人没有选择在远征出发之前审判阿尔西比亚德，而是在远征军出发两个月之后指控他渎神。阿尔西比亚德没有选择回雅典接受审判，而是选择了逃跑；没有选择忠于自己的城邦，而是选择了个人的安全。[36]阿尔西比亚德逃到了雅典死敌斯巴达那里。他在斯巴达的公民大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讲，证明自己逃跑是正确的，同时毫无保留地透露了雅典的战争策略，指导斯巴达人该如何战胜自己的祖国。
他首先强调了自己的祖先作为斯巴达保护人的身份，以及他自己试图恢复这个身份的努力，并且抱怨斯巴达在和雅典签订和平协议时忽视了他（他当然只字不提自己在雅典公民大会上背弃与斯巴达使节的约定）。之后他将自己和雅典城邦脱离开来，宣称他帮助雅典人完全是迫不得已，他其实对雅典的民主制充满敌意：“既然民主制在统治着城邦，在大多数事情上遵循现有的条件就是必要的……至于民主制，有思想的人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认为在与你们为敌的时候改变政体是不安全的。”（VI.89.4）[37]为了赢得斯巴达人的信任，他彻底公开了雅典人的远征计划（VI.90.2—4），并且非常自信地宣称：“你们从最确切地知道我们动机的人嘴里听到了这场远征的计划，剩下的将军只要可能依然会实施相同的计划。”（VI.91.1）他同时给斯巴达人奉上了最好的建议：立即派出部队去帮助被雅典围困的叙拉古，同时与雅典正面开战，以此向叙拉古传递正面信息，并且拖住雅典让他们不能增兵西西里（VI.91.2—7）。
阿尔西比亚德的这个演讲在战略上极其重要，甚至足以扭转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走向。我们清楚地看到阿尔西比亚德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人，没有任何城邦或祖国意义上的忠诚，正如他在这个演讲的结尾非常雄辩，甚至感人地说到的：
我最大的敌人并不是你们，你们只是伤害你们的对手；而是那些迫使他们的朋友变成敌人的人。当我被不正义地对待时，就不会有对城邦的爱，而只有在我作为公民享有安全的时候才会爱城邦（to te philopoli ouk en hōi adikoumai echo, all' en hōi asphalōs epoliteuthēn）。事实上，我不认为自己在攻击一个依然属于我的父邦，而是在试图恢复一个已经不再属于我的城邦；正确地爱城邦的人不会赞成不义地失去它而不去攻击它，而是充满渴望，要用尽一切办法夺回它。（VI.92.3—4）
不像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在被雅典错待之后接受了死亡判决并拒绝逃跑，阿尔西比亚德首先关注的总是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他对城邦的忠诚是有条件的——他认为城邦没有错待他。颇为吊诡的是，他宣称自己爱祖国的方式是帮助祖国的死敌去攻击它、推翻它现有的统治，并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重新建立新的统治！在这一刻，他的一己私利成为了城邦的代表。他也宣称自己为斯巴达的公益着想，劝说斯巴达人立刻出兵，这样“你们不仅现在而且将来能够毁掉雅典的力量，在那之后，你们就可以生活在安全之中，并享受生活”（VI.92.5）。他再一次将自己的私利与斯巴达的公益结合了起来，帮助斯巴达毁灭现有的雅典，能够让斯巴达人高枕无忧地享受和平与安全，同时也能够帮助阿尔西比亚德重新夺回他失去的雅典。在他心中，“雅典”好像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一个他有朝一日可以支配的地方，而雅典人，他的同胞，在他看来似乎没有价值，他们的死活对他来讲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因此他这里所说的斯巴达的“公益”，也就并不是真正为了斯巴达的利益，而是因为斯巴达的这部分利益恰好与他的私利吻合。
阿尔西比亚德的斯巴达听众就像他的雅典听众一样，被他轻易说服——不管是因为他给出的强大理由，还是强大的情感诉求，还是看似正直的品格；此外，就像在雅典一样，阿尔西比亚德选择了一个受到斯巴达平民欢迎的策略（VI.93.1）。公民大会通过了阿尔西比亚德建议出兵的决议，这个决议本身在斯巴达历史上甚至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出兵是斯巴达的监察官和其他权威反对的，而在斯巴达这个大体上是寡头制的城邦里，这些人通常主宰着政治决策，因此有历史学家说：“如果修昔底德是对的，那么阿尔西比亚德的说服产生的结果是我们最确定的一个例子，斯巴达公民大会达成了某个权威所反对的决定。”[38]
雅典人失去了他们最有能力的统帅，更糟糕的是，这个最有能力的统帅现在正在给雅典的死敌出谋划策，最糟糕的是即便在得知阿尔西比亚德叛逃之后，雅典人真的如阿尔西比亚德在斯巴达所说的那样“依然实施相同的计划”。雅典在过于虔诚、过于谨慎的尼西阿斯的率领下，在公元前413年遭遇了彻底的失败，几乎失去了一切。[39]西西里远征的失败标志着雅典帝国由盛及衰，甚至连修昔底德都感到奇怪（II.65.12），在失去了几乎全部家底，盟友纷纷叛变的情况下，雅典人何以还能继续坚持了将近十年，把战争拖到了公元前404年。
在这场惨败之后，阿尔西比亚德继续尽自己的努力伤害雅典，他鼓动雅典的盟友叛变，劝说波斯国王支持斯巴达，而这背后依然是他个人的荣耀（VIII.12.2）。但是后来因为与斯巴达国王阿基斯的私人恩怨，[40]他在米利都的失败之后受到了斯巴达人的怀疑，这一次阿尔西比亚德再次选择了逃跑，逃到了希腊人眼中共同的敌人波斯那里，并且立即竭尽全力帮助波斯总督蒂萨弗内和波斯国王同时削弱雅典和斯巴达两方（VIII.46.4）。修昔底德再次以自己的口吻揭露了他的动机：
他给蒂萨弗内和波斯国王这个建议……不仅仅因为他认为这确实是最好的，而且因为他在寻找办法重新回到他的城邦，他很清楚，如果不毁灭雅典，有朝一日他还可以说服雅典人召回他，而他最好的机会就是让他们看到他得到了蒂萨弗内的支持。（VIII.47.1）
就像在斯巴达一样，阿尔西比亚德给波斯提供了最好的建议，以此赢得蒂萨弗内的信任，但是他的真正目的还是要回归雅典，重新统帅雅典。之后，在阿尔西比亚德、蒂萨弗内和雅典之间复杂的来往中，阿尔西比亚德又利用波斯的巨大威胁，兑现了自己当年在斯巴达的豪言，成功推翻了雅典民主制，建立了带有寡头性质的“四百人制”。但是就像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将军弗里尼科斯（Phrynichos）说的，“阿尔西比亚德并不比关心民主制更关心寡头制，他只是试图改变城邦的政体，从而让他能够被自己的同伴召回”（VIII.48.4）。雅典人也再次看到僭主式的个人带来的威胁。阿尔西比亚德重新回到雅典的方式是将自己的祖国置于绝望的境地，从而迫使同胞将自己看作最后的救命稻草，由此将命运交到他的手中。之后他就可以再次用自己卓越的修辞才能赢得雅典人的信赖。这一点在修昔底德记录的一个阿尔西比亚德的间接演讲中体现得非常明显。[41]他从三年多的流亡回到雅典，再次站在雅典的战士面前：
阿尔西比亚德抱怨和谴责他被雅典驱逐的个人不幸，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公共事务，极大地鼓励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极大地夸张了他对蒂萨弗内的影响力……阿尔西比亚德给了他们很多夸张的承诺，比如蒂萨弗内庄严地向他保证，只要他可以信任雅典人，那么只要他还有钱，雅典人就不用担心缺乏资源，即便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床铺也在所不惜；他会将现在在阿斯彭多斯的腓尼基舰队带给雅典，而非斯巴达。但是只有当阿尔西比亚德被毫发无损地召回作为他们的保证，他才会信任雅典人。（VIII.81.2—3）
但事实上阿尔西比亚德还没有说服蒂萨弗内，最终也没有能够说服他。但是从修昔底德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想象阿尔西比亚德当时的演讲有多么华丽，对当时士气十分低落的雅典将士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听到这个演讲之后，雅典人再次将他选为将军（VIII.82.1）。
现有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以阿尔西比亚德重新成为将军告终，修昔底德似乎给雅典留下了一丝希望。通过他的演讲，阿尔西比亚德成功地说服雅典军队不要因为政体的变化返回雅典攻击自己的同胞。这也是阿尔西比亚德在全书中唯一一次选择了一条没有迎合大众的路线，而是试图约束雅典军队过度的激情。这也是修昔底德唯一一次毫无保留地赞美阿尔西比亚德：“这是阿尔西比亚德第一次为城邦做出了最为杰出的贡献……当没有其他人可以制止大众的时候，他制止了这场人们想要进行的远征，斥责了他们将自己的愤怒发泄在使节身上。”（VIII.86.4）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最后，在阿尔西比亚德毫无保留地伤害了雅典很多次之后，他却变得最像伯里克利。[42]
当我们重温阿尔西比亚德的整个政治生涯，会看到他也同样面对着私利与公益的张力。像伯里克利给出的建议一样，他也试图通过对荣耀的爱来“调和”这两者；但是与伯里克利相反的是，他个人的荣耀永远是他的至高目的，他总是能够通过自己杰出的演讲技巧，让公益服务于私利。
[1]关于修辞学出现之前的希腊修辞，可参见Kennedy 1994, pp. 11—30的综述。
[2]这一点除了在《海伦颂》中有所暗示之外，还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中得到了证明。参见下一章的讨论。
[3]《智者的生平》I.9.1（Philostratus 1921）。
[4]克里提亚甚至也被当作智者的一员，他很可能确实跟随高尔吉亚学过修辞术。
[5]当高尔吉亚在公元前427年用自己的演讲震惊了雅典人的时候，伯里克利已经去世两年了。高尔吉亚有可能之前还造访过雅典，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伯里克利的老师。即便这一点从历史上无法证实，我们至少还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另一位同样伟大的智者，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大约在公元前450年来到雅典，并且至少在公元前443年前后和伯里克利交往甚密。参见Romilly 1992, p.2，Podlecki 1998, pp. 93—99。
[6]我们会详细讨论伯里克利和阿尔西比亚德作为演说家的成就，而克里提亚作为能言善辩者可以从他的残篇中看到，也可以从他作为三十僭主的领袖给雅典人许下的各种宏愿中看到。
[7]参见Dionysius 1975, ch. 24。
[8]Romilly 1992, p. 64甚至认为修昔底德笔下伯里克利的杰作“葬礼演讲”完全是修昔底德欣赏和模仿高尔吉亚的文体写作的。
[9]关于伯里克利和阿尔西比亚德更加历史性的论述，参见Kagan 1991, Podleicki 1998, Azoulay 2014, Ellis 1989和Gribble 1999。
[10]这个看法至少可以追溯到耶格尔，在他看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那些演讲并非忠实记录，而是修昔底德的创作，在这些演讲中修昔底德表现了自己哲学性的一面。参见Jaeger 1943—1945, vol. I, ch. 6，“修昔底德：政治哲学家”，在p. 392，他说：“这些演讲最直接地表达了修昔底德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其晦涩和深刻上不逊于最伟大的希腊哲学家。”
[11]《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翻译依据Thucydides 1942，参考了Thucydides 2009中的英译本。
[12]关于这两次战役的更详细论述，参见Kagan 1974, pp. 63—64, 71—78。
[13]关于伯里克利在“行动”中成就的事业可参见普鲁塔克《名人传》中关于伯里克利的记载（Plutarch ［1914—1926］, vol. 3）。
[14]修昔底德在记载中很可能是有意忽略了相反的观点，只是留给我们去想象在这样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公民大会中的争论会多么激烈，各种观点会多么针锋相对（关于一些可能的观点，参见Kagan 1969, p. 326）。修昔底德的意图很可能是向我们暗示，即便是在这样决定性的时刻，只要伯里克利发言，任何竞争性的或相反的意见都没有任何还手之力，毕竟这时正是伯里克利政治生涯如日中天的时候。事实上，修昔底德从未在伯里克利发表讲话的时候，记载任何反对者的发言。
[15]我跟随Yunis 1996称伯里克利的修辞为“教导性修辞”，但是我不同意他认为伯里克利的修辞完全依赖理性说服（下面会有更多分析）。
[16]关于这一点的一个很好例子是，伯里克利预见到阿基达穆斯（Archidamus）领导的斯巴达军队在洗劫雅典城外的土地时，会放过伯里克利自己的土地（一方面是因为阿基达穆斯与伯里克利的私交，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以此让雅典人对伯里克利产生不满），伯里克利在对雅典公民大会讲话时，主动提出，如果确实如此，他会将自己的土地和建筑充公（II.13.1）。
[17]Yunis 1996, p. 85.
[18]修昔底德记载的伯里克利的三个演讲最好地展现了亚里士多德修辞理论中讲到的三种修辞类型和三种不同的说服方式；参见第六章的具体讨论。
[19]伯里克利确实在领导人民打一场不同寻常的战争，关于这场战争的新颖性，以及在哪些意义上甚至超出了伯里克利的预期，参见Kagan 1969, pp. 340—341。
[20]不召开公民大会这个应对方式本身很可能也只有伯里克利一个人能够做到，因为在严格意义上他只是雅典的十位将军之一，没有这样的权威可以阻止常规性的公民大会。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参见Kagan 1974, pp. 54—56。
[21]关于希腊贵族价值的整体讨论，参见Donlan 1980。
[22]这也正是《理想国》第六卷中阿德曼图斯（Adeimantus）对哲学家的指控。
[23]在第八章我们会看到，亚里士多德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同意伯里克利将公益与私利完全协调甚至等同起来的做法，但是亚里士多德会给出比这更加复杂和系统的论证。
[24]有朽（thanatos）与不朽（athanatos）正是人与神之间最大的鸿沟和界限，而伯里克利对所有雅典人许诺的不朽性恰恰是要将他们提升到某种古代英雄的半神的高度，甚至将他们变成神。
[25]关于才智/技艺与命运的对照，参见Edmunds 1975的经典研究。
[26]这一点在他第一个演讲中有所预示：“统治海洋是更加伟大的事情……不必在意我们的土地和房屋，我们必须要警觉地保卫海洋和城邦。”（I.143.5）
[27]Kagan 1974, p. 129，这个概括性的对照极好地反映了修昔底德对这两个人的判断。
[28]修昔底德对他的政治才华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在公共生活中，他在战争中的行动我们不可能期望更多。”（VI.15.4）
[29]我们已经在上面看到了有关伯里克利的这一特征。而就阿尔西比亚德而言，在整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记录了他的十四个演讲，其中两个是直接演讲，十二个是间接的转述，但是他只率领了一次军事远征，还是和另外两个将军一起，这就是西西里远征。而更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这场远征中他叛逃到了斯巴达。就修昔底德对他在战争中行动的赞美来看（VI.15.4），我们有理由相信，阿尔西比亚德是一个出色的战略大师和修辞大师，似乎在他眼里一切都非常容易。阿尔西比亚德的每一次说服都以成功告终，只有一次例外，就是他没有能够说服波斯的总督蒂萨弗内（Tissaphernes）帮助雅典。
[30]尼西阿斯在VI.10.4—5提出了类似的警告。
[31]参见VI.15.2和VI.90.2—3。
[32]在他们决定派出一支由60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出征西西里之后的五天，雅典人又召集了第二次公民大会，“考虑武装这些战舰的最快方式，以及投票决定将军们还需要什么东西”（VI.8.3）。
[33]这有可能是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次有人明确提出这种接近个人主义，明确区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言论。
[34]这场远征的困难程度和雅典人在进行这场远征时的极度无知得到了修昔底德的确认（VI.1），尼西阿斯的强调（VI.20），同时也被之后雅典在西西里深陷泥潭的遭遇印证。
[35]这只远征军包括了134艘战舰、5100重装步兵、1300轻装步兵和700弓箭手，这个军队数量大约是雅典当时全部公民数量的六分之一。
[36]当然，在远征军出发之后回雅典接受审判，阿尔西比亚德也很难得到无罪判决，因为他的大部分支持者此时都在西西里，因此他的反对者有更大的可能赢得法官的支持。这也是阿尔西比亚德为什么希望审判在他出征前进行，而当得知雅典要在远征期间召回他时选择了逃亡。
[37]这些话比他在雅典人面前赞美民主政体更能够反映他个人的政治立场，即便是他之后回到雅典，也密谋推翻民主制。
[38]Rhodes 1985, p. 11，但是罗兹对于斯巴达公民大会里发生的情况是否真的如修昔底德记载的那样有所保留。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这里关心的恰恰是修昔底德笔下的阿尔西比亚德。
[39]加上公元前413年的增兵，雅典一共损失了216搜战舰（雅典本土只剩下不到100艘）和上万军队，同时损失了他们最有能力的四个将领，尼西阿斯、拉马库斯、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和欧里弥东（Eurymedon）。
[40]这很可能是由于他勾引阿基斯的妻子；参见色诺芬：《希腊志》（Hellenica）III.3.1—4；普鲁塔克：《阿尔西比亚德传》23。
[41]众所周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最后一卷没有任何直接演讲，关于这是否标志着修昔底德没有能够完成这部作品，是学者们争论重重的问题，相关的讨论可参见Gomme, Andrews and Dover 1945—1981, vol. 5, pp. 361—383。
[42]从之后的历史学家那里我们知道，阿尔西比亚德在公元前407年带着极大的荣耀被人们迎回雅典，并且被选为最高统帅——这也是雅典第一次有一个将军在官方地位上高于其他九个（参加色诺芬：《希腊志》I.4.20；普鲁塔克：《阿尔西比亚德传》33.3）。但是六个月之后，当他在诺提乌姆（Notium）遭受失败之后，雅典人再次放逐了他，并且在两年后拒绝了他返回雅典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