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吴制的历史地位

吴制的历史地位问题是吴简与吴制研究中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在汉晋制度变迁的线索中运用吴简材料弥补研究的阙环，或提供新的认识，是吴简对制度史以及传统重大命题研究的主要贡献，也是吴简研究价值的主要体现。相对于汉魏晋制度的嬗变这一历史主流，吴制充其量只是支流，这不仅总是提示我们对于吴制的历史影响不应评价过高，也导致我们在利用吴简研究汉晋制度的演变时，大都习惯于简择那些顺应汉晋制度演进的材料，以便使汉晋制度的主线表现得更加明晰。相反，那些与汉晋制度演进不相符合的吴简材料，因其背后的吴制对汉晋历史大势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似乎很有限，如果不是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就是因为缺乏传统汉晋制度研究提供的解释框架，相关研究总是停滞不前。

其实，相比吴制与汉晋制度的延续性，吴制的独特性似乎更值得发掘。在脱胎于汉王朝的三国中，孙吴的正统性最弱，存在的时间却最长。孙吴在很长时期里坚持南国本位，建立起了一套适合南方地域特征的统治机制，不仅在广度和深度上加强了对江南的开发，而且极大地加速了南方华夏化的进程。孙吴的统治经验，包括面临的各种问题与困难，对东晋、南朝乃至后来的各种“南朝化”现象都有或隐或现的影响或关联。换言之，东晋、南朝乃至“南朝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很多都能在孙吴那里找到根源。可以说，将南方普遍改造得与中原华夏并无二致，甚至南方的经济思想文化开始影响全国，孙吴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既然我们在研究历代北族王朝统治中原时，总会回顾北魏的种种举措与教训，那么，探索南方的深度开发和全面华夏化的进程，又怎能忽视孙吴的历史影响呢！总之，吴制如何承革汉制，有何独特性，对两晋、南朝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孙吴史研究需要予以重点关注的课题。[11]

吴简记录的临湘侯国文书行政主要包括重要的常务和临时的急务。经常性的人口管理和赋役征派等反映了孙吴的常制及其执行情况。孙吴户籍制度、赋役制度等与汉晋制度的关系，整体上看来承续大于革新，体现了华夏制度在南方的坚决执行，也反映了孙吴的基本统治方针和国家发展方向。这些基本政制的大同小异和长期坚持，为日后三国的统一和区域差异的消减奠定了基础。

然而，从吴简簿书的种类来看，临时急务比重要常务要多很多。这固然与常制性事务乃例行公事，诸曹可以按章处理，而临时急务多数情况下需要临湘侯国长吏及门下吏、廷掾专门应付有关，但也反映了孙吴在强化江南统治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新问题，例如荆扬之争、华夏编户民与夷民的关系、皇权与将权的矛盾、江南的经济开发等。孙吴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一开始并无顶层的制度设计，而是在正式的制度之外施行一些非正式的制度，例如举私学、隐核州军吏父兄子弟、户品出钱等，都是一些临时性的举措。不过，这些临时制度的长期推行，逐渐演化成诸如占募、吏民分别集计、户等之类的正式制度，对东晋、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吏户的形成、按赀征调赋役的兴革等都产生了影响。

因此，通过吴简研究吴制，我们不仅可以探讨吴制的实际执行情况，进而考察孙吴的基本统治力与治理效果，而且可以探索孙吴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在日常行政中的比重及其转化情况。这些情况往往是史书阙载或不便记载的内容。总之，吴简与吴制研究为我们讨论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的差异，以及非正式制度在日常行政中的运行及其作用打开了一扇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