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上了大学以后，翻旧书成为专业性的工作。各门课程的参考书几乎都是“文革”以前出版的，频繁地跑图书馆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而且速度要特别的快，一下课，就要冲锋一样跑过去。因为馆藏的图书数量有限，重要的文献只有几份，去晚了就被别人借走了。秦兆阳先生化名何直的著名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就是在发疯一样的奔跑之后借到的。阅读的激动除了文章本身的激情之外，与奔跑引起的血管扩张和捷足先登的得意，都有些关系。解决这个困难的方法是，同学之间互相传阅。借书的时候，分别目录，仅有的借书证要计划着充分利用，回到宿舍之后，再互通有无。这使大家都受益，友谊和学业一起增长。即使这样，许多的书也借不到，只好到其他图书馆找。作为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外地人，跟着同学去图书馆，托同学借书都是经常的事情。二十多年过去了，同学相逢，说起学生时代的生活，借书的细节也是可资回忆的往事。一直到写作《萧红传》，有的材料都是托在东北的同学帮忙借来的。

读到研究生以后，这一项工作更加繁重。有的老先生对于资料的熟悉简直令人咋舌，哪一本书可以在哪一个图书馆里找到，心里有一份详细的指南，再偷懒的学生也别想蒙事。有的教师甚至在出国的时候，还为学生的课题查资料，被称为“妈妈教授”，因此也引起同事的非议，以为这样对于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并不好。一位学长告诫我，搞当代文学应该收集所有重要的文学期刊。这使我陷入窘境，首先经济条件达不到，其次是连安身之地都没有，往哪放那么多的杂志呢？一个学兄发牢骚，这个年头连饭都吃不饱，还做什么学问？对于这一代学人来说，当时是没有藏书条件的，资料的积累主要是靠社会公器。许多学人想方设法到北京的原因，是查资料也就是翻旧书的条件好。朋辈中也有藏书家，多数来自馈赠，靠的是和作者与编辑之间的私谊。当年，为了写一篇汪曾祺先生的论文，在会议主办方提供的篇目之外，又知道他四十年代经常在《文艺复兴》上发小说，便到北大的图书馆找。所存的杂志并不全，只查到了一篇。后来开会的时候，遇见这位老先生，问起早年发表的著作，承蒙信任，慨然挂号寄来了四十年代出版的第一个集子，而且一再嘱咐，是孤本务必收好。那是一个装帧简陋的小册子，封面已经破损洇着水迹。我仔细看过之后，用挂号寄回。此外，帮助师长和同学借资料，也是当年经常的事情，频繁地和旧书打交道，是学术工作的必然。

毕业后二十多年，经济条件逐渐改善，购买大型的图书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但翻旧书的积习难改。有的时候是为了研究的专题需要，或者写书，或者编书。写作《萧红传》的时候，我几乎跑遍了北京的各大图书馆，求助海内外的不少朋友，许多资料是朋友托朋友借到的，有的是同学请学生帮忙，还有家人的鼎力相助，麻烦过的人连我自己都数不清，而且无法言谢。查资料的工作是辛苦的，多数情况下劳而无功，但是最终的获取带来的欣喜，足以抵消种种繁难。无意中的发现则像是搂草打兔子，意外的喜悦超过中奖。在日本访学的时候，为朋友查找日据时期的东北期刊，接待我的朋友找出一本大书，翻了几下就说没有。这让我很惊讶，凑过去仔细一看，那本书是所有在日本的中文现代期刊与书籍的目录，不由得佩服日本人资料工作的精细、研究基础的扎实。也是跟着那位朋友，参观一个私人捐赠的文库，里面除了图书之外，还有各种文字的资料。无意中看到一本小折子，上面是娟秀的小楷字，题目是《摔琴》。他打开来说，这是清代宫中宫女们演戏用的剧本，是她们自己抄写的。这让我更加惊讶，宫廷中的女人不仅仅只是钩心斗角，也有自己日常的丰富生活。联想到清宫戏的泛滥，而这么重要的文化资源，居然没有人采用。

对于旧书的爱好近于着魔，成为我的世界重要的部分。邻人南迁，处理藏书，让我去挑选。我在一堆旧书里翻翻找找，将没有看过的留下。剩下的要卖废品，觉得很可惜，就连一些自己有的书也留了下来，计划着送给需要的人，也算物尽其用。这使狭小的陋室更加拥挤，每逢有人要来造访，都使我很为难，因为家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旧书越堆越多，侵蚀着有限的空间，逐渐有埋葬我的趋势。只好将一部分用纸箱子装起来，需要的时候反而找不到。静夜沉思，觉得自己也像一本越来越旧的书，随着岁月一页一页地剥落。生命的年轮无声地膨胀，掏空了心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要化作一阵青烟，融入茫茫尘世的雾霭。就像所有的旧书一样，重新成为纸浆，加工成新的纸张。只是用于何种文体的写作和印刷则无法推测，希望转世的形态也与“书”字原有的意义与形式相关，至少还能保留一点自然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