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问题与方法

反艺术是一种内在包含危机的艺术。它颠覆了现代艺术话语的核心命题：艺术性内在于艺术品之中。这是釜底抽薪之举，承传了尼采的激进主义精神——重估一切价值。如果艺术性不是艺术品的内在属性，又何谈艺术媒介与形式的纯粹性？艺术还是一个自主性的价值领域吗？若失去了自主性，艺术品与物品、艺术与非艺术以及各门类艺术之间的边界还会存在吗？

在西方，曾经存在过一种大写的、单数的艺术之名。这是一种“美的艺术（fine art）”观念，一个在18世纪被创造出来，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现代文化的分化中获得艺术自主性的审美观念。这种艺术观念拒绝平庸，主张艺术的意义与艺术家的意图无关，与艺术史的上下文无关，与宗教、政治、道德等外部因素无关。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艺术与生活被人为地割裂成彼此充满敌意的领域。它不仅使盛期现代主义艺术染上了高高在上的“小圈子”趣味，而且把通俗的、大众的艺术排斥在艺术的边缘。很显然，这种美的、自律的艺术观念既不利于大众接近高雅艺术，培养他们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也不利于艺术自身的发展，因为缺乏大众的欣赏和生活的源泉。更危险的倾向是，现代主义艺术那种不断否定自身、超越自身的创新冲动，必然会使艺术不断地走向自我消解。在艺术实践上，这种观念首先在历史先锋派与新先锋派艺术中得到了极端的发展，然后在后现代主义和当代艺术中受到了激进的否定。人们在野兽派、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中，如毕加索的《亚维农少女》，看到的不是美的形式，而是扭曲的、变形的人体；获得的不是审美愉悦，而是本雅明意义上的震惊体验。用阿多诺的话说，这是一种表现苦难的语言。它以审美自律为前提，把对社会的控诉转化为无言的沉默，进一步拉大了艺术与非艺术、艺术家与大众、艺术与生活的鸿沟。这种鸿沟恰恰是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艺术旨在颠覆与反叛的对象。无论是波普艺术、观念艺术、装置艺术，还是大地艺术、行为艺术、新媒体艺术，都有意识地“跨越边界，填平鸿沟”。

伴随艺术边界的消解、艺术性的隐匿及其对阐释学的摒弃，艺术陷入前所未有的表征危机之中。艺术沉浸在能指的汪洋大海之中，失去了意义之锚。我们无所适从，“关于作者、观众、阅读、书籍、体裁、批评理论，甚至文学观念都突然变得成了问题”[41]。换言之，一切既有的艺术观念都失去了阐释的有效性。或许，艺术不再是“认识和表现神圣性、人类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42]了。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否定反艺术实践的意义。作为动态的艺术事件，杜尚的艺术难题既揭示、否定了18世纪以来的现代艺术体系，也在审美现代性的视野中逐渐确立了新的艺术话语模式。

为了厘清现代艺术话语的谱系，本书在现代性语境中，以观念史的方式探讨了现代主义、先锋派、后现代主义、当代艺术等艺术思潮，揭示了艺术的古典话语、现代话语与当代话语之间的差异性，辨析了艺术的自主性、纯粹性、新之崇拜、形式的非人化、艺术的先锋性与当代性等艺术观念，以及艺术“祛魅”论、艺术体制论、现代主义终结论等前沿话题。

本书正文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讨论了艺术“祛魅”的现代性文化逻辑，尤其是现代艺术观念转型的症候、深层动因及其形式特征。在此基础上，此部分重点阐释了黑格尔的艺术解体论与本雅明的视觉思想。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现代艺术观念的生产与再生产，现代艺术范式的内在张力，以及先锋派的文化悖论。第三部分在后现代转向的学术视野中，辨析了艺术的危机及其深层次的社会根源，重点讨论了先锋精神的衰落、美学阐释的困境与当代美学价值的危机。第四部分描述了当代艺术在理论旅行中的语境错位，考察了中国当代先锋艺术的运作机制、形象类型及其表征模式。

在结语部分，本书在西方艺术史的叙事逻辑之中，进一步探讨了当代艺术的表征策略与话语范式。我们认为，当代艺术是一种“破框而出”的艺术事件。作为一种象征性事件，它打破了原有的艺术话语体系和艺术史叙事模式。以艺术边界的消失为契机，当代艺术正在建构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它将会深刻地改变我们观看艺术与世界的眼光，让我们在更开放、包容、自由的精神中品味艺术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