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利用和重构空间的象征意义

空间的象征意义是又一个影响社会行动起因、样式和规模的重要机制。通过利用现有的象征意义，行动者借助于空间结构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同时，通过集体行动，行动者可以创造空间的象征意义，使之为集体行动服务。[64]对空间象征意义的利用，反映了空间结构如何影响集体行动的正向塑造作用；通过行动创造空间的象征意义，反映了集体行动如何塑造空间结构的反向作用。正如列斐伏尔所言，人类作为能动的行为主体，总是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赋予空间新的意义，使之充满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尽管空间的原初形态是中立的、客观的、纯粹的。[65]

大屠杀纪念馆、纪念碑是人类建构和利用空间意义的具体体现，这些建筑所承载的象征意义不仅仅表达了官方的意志，同时也表达了民众的意志。二战后，世界上许多城市不约而同地建立了各种纪念大屠杀的纪念馆和纪念碑，如以色列耶路撒冷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英国海德公园大屠杀纪念碑群、美国纽约大屠杀纪念馆等。与传统的表达方式（比如文字）相比，在一定空间中建立的纪念馆和纪念碑被行动者利用的抗议戏码（repertoire）更加广泛，表达和传递的信息也更加丰富：不仅表达着事件本身的信息，而且更多的是传递其建造者试图赋予和建构的信息，后者包括对逝者的缅怀、对悲剧的提醒、对未来的警示、对暴行的谴责，等等。[66]这些意义和价值可被进一步塑造和利用，从而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德国政府在首都柏林建立了许多纪念馆和纪念碑。这些纪念馆和纪念碑除了提醒国民承担历史的责任、与法西斯主义做斗争外，更重要的作用在于通过塑造共同的集体记忆来促进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从而彰显德国和平融入欧盟、承担领导角色的意志和能力。[67]不过，在有些情况下，官方的意义容易被社会的行动者所改变和利用。林肯纪念堂是为了纪念林肯为解放美国黑人做出的巨大贡献而建造，但是，1963年被黑人民权运动所占领之后，这个纪念堂被社会赋予了新的意义，每年华盛顿的民众反抗政府的集会都会选在这个场所举行。[68]

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黑人教堂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民权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积极利用黑人教堂的象征意义，使之成为推动美国南部城市非暴力运动的重要动力。尽管不同的教派和教会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黑人教堂共享着类似的价值和理念。它们在创立之初就以维护和保障黑人的自由为中心任务，是黑人摆脱压迫、实现平等的重要标志。在民权运动期间，黑人教堂除了承担资源动员作用外[69]，还传播着自由的精神和非暴力的理念。[70]在黑人社区和黑人群体中，来自教堂的宗教文化有着强大的仪式和意义，它们是“上帝面前众生平等”的标志，也是以忍让与和平方式解决政治和社会争端的象征。这种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被民权运动的组织者所开发、利用，使得黑人教堂在美国南部城市的黑人民权运动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民间葬礼是利用和创造空间象征意义的又一种形式。在公共空间举行葬礼，展示了参与者巨大的悲情和怨恨，容易在其他群体和政府中间赢得更多的同情。在公共空间举行的葬礼，由于其严肃的道德和伦理内涵，为民众的集会增加了合法性，使得官方不敢贸然控制或禁止。正如塔罗注意到的，“在禁止公众集会的政权之下，葬礼过程常常是抗议发生的唯一机会”[71]。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举行葬礼的空间是民众用以集会、表达不满的最安全方式。彼时的拿破仑三世为强化对选举过程的控制而压制民众的公开集会，但是，法国人却通过葬礼空间来进行情感动员，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新赋予这一空间一定意义，进而表达自己对权威的不满和反抗。[72]利用葬礼而进行的抗议表演，是中国死亡文化的一个传统。[73]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地区时有发生医疗纠纷的情况，而在医院举行的葬礼则成为医患纠纷中的“重头戏”。亲属将死者的尸体陈放在医院的大门口或诊疗大楼的大厅里，摆放中国民间传统的祭祀道具，如灵位、花圈、挽联等；亲属穿着在汉文化中盛行的祭祀服装。“死亡表演”之所以能够产生力量，一方面是因为旁观者容易被“死亡表演”而制造出来的悲情所打动，另一方面是因为死亡背后隐藏的弱势与不公。[74]不过，如果“死亡表演”脱离了“医院”这个特定的空间，仪式化的行动就会失去对社会、医院和政府的“杀伤力”，从而会极大地削弱行动者讨价还价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