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词科之文：道德功能与文体修辞
现存词科文章较多地保存在宋人的总集、别集与《词学指南》等书中，如周必大《词科旧稿》、吕祖谦的《宏词进卷》，收录有24篇完整的词科进卷文章，《四部丛刊》本《盘洲文集》收录有洪适词科习稿24篇、词科进卷23篇。总集如《圣宋文海》《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等也收录了一些词科考试的文章，还有一些片断文字则保留在南宋文章学论著中，如杨囦道的《云庄四六余话》保存了李正民、莫冲、叶谦亨等人的词科文章段落，等等。集中考察这些留存下来的词科文章，我们或可从中举一些具体例子，来作直观的讨论。
作为出于官方应用目的的词科文章，论其本质，在其发出的指令背后，必然包含一定的道德期待。上一节已指出，词科文字以典雅博赡为风格，以润色宏业为旨称，其所试体裁，无论是与国家制度直接关联的制、诰、露布，还是箴、铭、颂、赞，从题目上看均与国家的制度、礼乐、典章、文事密切相关。这也说明，词科所试文章的本质，首先在于有一种强烈的群体性的道德功能。
在此道德旨向笼罩之下的修辞，具有两个方向的特点：一是“词”的层面。词科、词学所包含的藻采、辞藻等，均必须与张大国体、崇儒右文等特征相关；二是“学”的层面。“词”的部分并不是凭空造设的，而必须讲究修辞的准确、规范、节制，注意其应用场合，从而与纯粹的文人之文区别开来；这也需靠学养上的丰富来填补相关的知识细节，并在文体实践中使之得以成熟、练达。[272]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宋文领域，无论是古文还是骈文，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功能并能将它们发挥极致的，大概只有词科之文了。
从情境与修辞角度讲，首先，词科文章的一个突出特征，也就是历年词科所试之题目许多有着具体的情境，非泛泛而谈。
词科所试，大多是揣想某一特殊事件、情境中的应用类文字的写法，诏如《诫谕学者辞尚体要》，表如《代宰臣谢赐重修神宗皇帝御集》，这些从题目上看，已限定了具体讨论的话题以及情境，试者须一一遵循其限定条件，根据题旨与体裁展开。其他文体也是如此，像露布，往往在题面上划定一个具体的军事情境，应试者即根据这一情境作出得体的拟写。当然，这类情境有很高的相似度，表也大多是进贺祥瑞内容的贺表，需要在文章中缀以升平之语，用俪语采藻对之进行装饰。每一道试题不但涉及相关文体的应用，还涉及对典故、时政的理解。这类台阁文章的写作风格也大致统一，有大体相似的章法与体式，不会出现同类作品写法迥异的现象。
当然，具体的作文思路也会有区别，例如政和四年词学兼茂科表文的题目是《代高丽王谢赐燕乐表》，孙觌之作以代言体的形式表达高丽王对中原文化的向慕，刻意营造吉祥升平的氛围，其中“玉帛万国，干舞已格于七旬；箫韶九成，肉味遽忘于三月”“荡荡乎无能名，虽莫见宫墙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闻管籥之音”等句，俪语连篇，为洪迈所称赏。[273]整篇文章典整宏阔，是为张大国体之作。另如绍兴十五年所试《代守臣谢赐御书周易尚书表》这一题，汤思退的同题文章并不借此题抒发对经义的看法，而是盛赞君王右文的实绩，并引用古事如汉宣帝立今文梁丘临之学、开元间唐明皇诏改《洪范》之文等历代重文措施相比附，表达对“写之缣帙，示于荐绅”的举措的褒扬。[274]这些文字均以典雅博赡为风格，以润色宏业为旨称，在写作内容的选择上体现出明显的偏向。
尽管大体题旨相似，也有一些题目是可以据之发挥的，如现存罗畸词科考试中所作《欹器铭》、吴兹所作《籍田记》、祝天辅所作《占天万年历序》、晁咏之《皇帝展事于郊丘颂》等等，均是围绕着题目随事发挥，祝天辅之文将天与人结合起来，由论天而进一步颂圣，最后引用扬雄的话“史以人占人，圣人以人占天”点题。[275]这类试题，虽未限以具体情境，但作者在写作中又常常会拟出一个写作的缘由与情境，其中具体史事的指陈也常常落到实处。
其次，除了要求得体之外，这些题目的共性在于，它们有强烈的文字装饰性需求。正是因为所试之题与庙堂文学的宏大叙事相关，如同应制诗词一样，与个人情志类的题旨无涉，故此需要以具体而繁富的修辞来修饰，不但在形式上做到典赡华美，颂、铭等韵文还须有口吻流利之美。在考量应试者对具体情境的把握能力之外，其重点在于通过对句式、辞采的铺排与剪裁，达到典雅整赡、笔力高妙的效果。
这方面，骈文在表情达意上有天然的优势，如同研究者所指出的：
对仗规整、句式缜密，使骈文充满庄重感、韵律感和美感（即使在上古文献中，如《尚书》，也常用规整的四言韵体，来增加庄重气氛）。用典繁复、委婉曲折的文风也营造出一种博学典雅的气氛。总之，含蓄往往是高雅文化的标志。而且，像中文这样不受外来语影响、相对封闭的语种，不太有可能发展出一整套“敬语”系统，也不能通过前缀后缀来区分不同阶层的文风。在这种语言环境中，高雅文体往往需要发展出一套典雅的语汇，以代替日常语汇。因此，尽管骈文显得那么不自然，但这正是语言文化既合逻辑又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恰好满足了上流社会对与众不同的高雅文体的需要。这尤其可以解释骈文在宫廷和与宫廷相关文书中的普遍使用。正是因为有这种需要，才使得骈文虽几经批评，仍长盛不衰，不断流行。[276]
中国语言的特点使古文与骈文在应用方面自然地有所判界。相较于古文，骈文有很强的装饰性。这种装饰性看似在传达信息的顺畅方面有所滞碍，语言上显得“不自然”，因而在古文运动兴起的时期倍受批评，但它从根本上讲却是符合文化逻辑的。将典雅语汇与日常语汇作明确区分，从上古时期就开始了，《尚书》就有对王言之文在文体上的强调。词科试文背后对骈文意义、体式的强调，与国家制度、文化逻辑的表达需要紧密结合，从词科文体的设置与时人对词科之文的评价来看，实际上有自唐五代至宋以来形成的词臣文化，尤其突出对骈文这种高雅文体的明确需求。四六在宋代本身就应用广泛，如洪迈所说，四六文“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搢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277]而其中，王言之文与一般的笺书、祝疏更有明确的层级区分，是更高一层的高雅语言，也是政治精英必须掌握的一套语辞。北宋司马光、南宋赵鼎均曾以不习骈俪之文为口实，不肯就翰林学士一职，也是因为作为政治精英阶层的掌内制者，必须熟写四六之文。
道德期待以外，词科中的修辞意义也占有重要位置，这方面词科之文于一字一联的琢磨与表情达意的准确也被时人津津乐道。张端义《贵耳集》有这样一条记载：
周益公与韩无咎同赋词科，试《交趾国进象表》，有“备法驾之前陈”，此无咎句也。益公止改“陈”字作“驱”字，遂中大科。“陈”字不切，“驱”字象上有用。[278]
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引用此段作为修辞学的例子来讨论。一字之差以致意思变化，以往在诗话、词话里讨论得较多；南宋是文章学的成熟期，对骈文的修辞讨论也开始较多地出现在文话专书与笔记中。《四六谈麈》《云庄四六余话》《容斋随笔》等书大多摘赏四六中的联句、警语、巧句，除此之外，还详论其出处，另有一些讨论属对疵病、用字疏误之例，这里则是借专论词科试文中的用字对于应试者命运的改变，以显其理应慎重之意。表面上看，评论者斟酌的是定义一个字用甲还是用乙合适等修辞细节，但其中透露的信息是，此等细节往往与文章的整体意义相关，也决定了文章价值的高下。词科试文这种借“题”发挥的文章，一字之差往往会导致整个意思出现偏差。改“陈”为“驱”，在这一语境下显得更切合题旨。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改动符合修辞方面的特定意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绍圣后置词科，习者亦众，格律精严，一字不苟措，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也”，[279]同样说明词科对格律精严的要求。
我们可再结合周必大任词臣以后的例子来看：
上于文字犹欲得体，一览便知是非。某草《太上辞尊号第一诰》，其末云“怡神闲居，何力之有”。上曰：“此虽道太上语，毕竟自此起草送去，‘何力’之句，不能无嫌。”某遂改作“无累于物”。盖上用意至到如此。[280]
这里孝宗对周必大所拟诰文的修改，也与其用词不当有关。“无累于物”与“何力之有”，二者间有语气上的微妙差别。周必大的文字固无硬伤，而孝宗更强调王言之文的得体，这种得体往往通过修辞的微妙差别得以呈现。
再以嘉定元年翰林权直陈晦为史弥远拜相所作之制为例，该制被倪思弹击语意不当，其事以《齐东野语》所载较详：
嘉定初元，史忠献弥远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权直陈晦之笔也。有“昆命元龟，使宅百揆”之语。时倪文节思知福州，即具申朝省，谓“昆命元龟”，此乃舜、禹揖逊授受之语，见于《大禹谟》，非僻书也。据《汉书》，《董贤为大司马册文》云：“允执其中”，萧咸谓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龟”与“允执其中”之词何以异？若圣上初无是意，不知词臣何从而援引此言，受此麻者，岂得安然而不自明乎？给舍台谏，又岂得不辨白此事乎？窃见曩之词臣，以圣之清圣之和褒誉韩侂胄，以有文事有武备褒誉苏师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当用之语。昔欧阳修论韩琦、富弼、范仲淹立党事，在为河北转运使时，故敢援此为比，乞行贴麻。
史相得之甚骇，遂拜表缴奏，且谓当时惟知恭听王言，所有制词，会合取会词臣，合于不合贴麻。时陈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词内云：“兹方艰于论相，顾无异于象贤。昆命元龟，使宅百揆，此盖演述陛下卜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为人臣不当用之语。臣观《尚书》所称‘师锡帝曰虞舜’与‘乃言底可绩’者，其上下文显是揖逊授受之语；而孙近《行赵鼎制》云‘亶由师锡之公’，蒋芾《行洪适制》云‘用符师锡之公’。……今以本朝宰相制词考之，《吕夷简制》曰：‘或营求方获，或枚卜乃从。’《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实契具瞻。’……无非用《大禹谟》此一段中语，此类甚多，不敢尽举。……古人举事无大小，未尝不命龟，如《洪范》《周礼》《左传》，皆可考也。今思乃以董贤册文‘允执其中’为比，以圣上同之汉哀云云。凡臣所陈，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麻，即不合贴改。”
继得旨：陈晦援证明白，无罪可待，倪思轻侮朝廷，肆言诬罔，可特降两官。其后文节作辨析一状甚详，又专作一书曰“昆命元龟说”，备载始末。然一时公论，多以文节出位而言，近于忿激。而陈之论辨虽详，终不若不用之为佳也。此事叶靖逸虽载之《闻见录》，略甚，今因详书本末云。[281]
陈晦制书中的“昆命元龟”之语，被倪思认为不应为人臣所用，有所僭越，故对其进行弹劾。陈晦不服，举本朝与前朝数次制诏用“龟筮”“枚卜”事自辩。周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是，倪思上言有忿激之态，而陈晦“论辨虽详，终不若不用之为佳也”，各有所责，时人的看法也大抵相仿。陈晦自辩中所举前朝制书所用多为相似之例，未有明确用“昆命元龟”之语，因此他的辩解中虽然例子举得多，总归缺少说服力。倪思指出“昆命元龟”是《大禹谟》中舜、禹授受之语，这一点却是无可辩驳的。倪思攻击陈晦草制案，固然是针对史弥远的除授来借题发挥，[282]但也反映出他对词臣制书用语的谨慎态度。他本人也是词科出身，对诏敕用语较为敏感，大概在这方面也持有修辞不欲出其位的态度。
又如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九载：
端平元年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学士，洪舜俞命词曰：“迪惟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师于甲午之元，拜内相于季秋之月。”欧阳公之除，在至和元年九月，岁皆甲午。用事切当如此。[283]
真德秀除内相，洪咨夔草制，以欧阳修取譬，谓二人除授时间一致，成为一则用前朝事典精当的正面范例。修辞妥帖，首先还不在于语句上，而是应不逾其位。陈晦与洪咨夔都习过词科，但他们在这两例修辞上有逾矩与妥帖之别，造成了不同的效果。
修辞对于词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司马光推辞翰林学士一职，称自己“拙于文辞”，“至于代言视草，最其所短”，[284]视草代言，一般被认为重在“文辞”，与司马光的为文理念不符。之所以词科所试之文与词臣在以后担任两制所拟公牍文章有某种程度的一致，就在于习词科者通过长期锻炼，事先掌握了特定的修辞程式，并且掌握的程度还很深。这种修辞并非一蹴而就的文法上的修辞，而是对一种体裁的整体把握，经过了长时间打磨。这与唐代的情况有一些区别，唐代科举允许举子有行卷、温卷行为，但进士科既试诗赋，举子所投也主要是以诗赋为主。诗赋往往是文人日常所习，与士子生活的相关程度较高，并未脱离士子日常生活。但词科所试首先是一种代言体，具备一定的程式，指向明确的应用功能，这种训练是一般文人所没有的，与日常的写作经验较为疏离；因此，修辞的运用上也显得较为困难。一旦这种修辞形成了某种固定的程式，在字斟句酌方面达到的修养程度较高，之后词科之文掌握的修辞体式也趋于完备，渐渐也会发展出一种固定的修辞模式。本书第四章讨论的词科体、词科习气，也与这种修辞方式相关。之所以用“习气”“体致”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词科的某些特点，是因为这种修辞一旦形成，一旦熟练地调用，在时人的眼里，文风显得有明显特点，似乎文气变得很难去除。这种在强调阐发宏旨，强调为文体制的大的背景下的修辞，也是词学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前面已经分析过，属辞比事是词学的重要特点，同时属辞比事也是词科修辞的重要特点，而且这种属辞比事的方向性更强，风格化更显，某种程度上，将风格化发挥到极致。
除了与词科考试直接相关、向翰苑掖垣体制靠拢的词学修辞之外，词学人士中还有一种文风，即是运用炫才逞藻的语言，达到修辞上的华美与整齐。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是北宋的刘弇。他在《上曾子固先生书》一文中称：
二汉而下，独唐元和、长庆间文章，号有前代气骨。何则？知变而然也。如李翱、皇甫湜辈，尚恨有所未尽；下是则虫欢鸟聒，过耳已泯，盖无以议为也。韩子之文，如六龙解，放足千里，而逸气弥劲，真物外之绝羁也。柳子厚之文，如蒲牢叩鲸钟，骁壶跃俊矢，壮伟捷发，初不留赏，而喜为愀怆凄泪之辞，殆骚人之裔比乎。李翱之文，如鼎出汾阴，鼓迁岐阳，郁有古气，而所乏者韵味。皇甫湜之文，如层崖束湍，翔霆破柱，当之者骇矣，而略无韶润。吕温之文，如兰榱桂橑，质非不美，正恐不为杞梓家所录。刘禹锡之文，如剔柯棘林，还相影发，而独欠茂密。权德舆之文，如静女庄士，能自检儆，无媒介则踬矣。[285]
刘弇论宪宗元和、穆宗长庆年间的文章，用了一连串的修辞手法。他评韩愈之文为“六龙解，放足千里”，评柳宗元之文为“蒲牢叩鲸钟，骁壶跃俊矢”，评刘禹锡之文为“剔柯棘林，还相影发，而独欠茂密”，用了一些较为绚丽而耸人耳目的词语，这些修辞将词学里面形容秾丽的一面表现出来，与一般对韩、柳二人的评价相比，相去甚远。刘弇在词科人士里算是具有“怪才”性质的，另外，据说像北宋中词科的石，其文章亦“雕琢怪奇，殊乏蕴藉”[286]，同样较为奇异。不过到了南宋，通过词科入等的士人中，虽然也有辞章较为华丽的情况出现，但像刘弇这样专注于修辞的比喻方面的，还是较为少见的。
词科所蕴含的道德功能与文体修辞实际上互为表里。词科文章本身具备自然而然的道德性，这种道德性不在于它需要做出怎样的道德评价，而是它的写作本身已经蕴含了君权自上而下宣扬的特质，这即是一种强烈的道德属性，也部分起到了现代人所说的“喉舌”的作用。外在的修辞是辅助这种道德功能实现的重要手段，并非必须通过骈辞丽语来达到这种道德功能，而是往往通过体式的剪裁与文体的典重这两项内容，来使暗含的道德有一个完美、妥当的呈现方式。通过修辞来强化与渲染这种道德功能，是词科文章的两个重要特质。
接下来我们举一些词科应试之作与拟作文章，来具体地看一看词科之文的特点。首先以两篇序文为例：
舆地之有图，古也。自成周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图，以周知广轮之数，而职方氏之图复加祥焉。迨汉灭秦，萧何先收其图书，始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之差，然则尚矣。武帝元狩六年，将立三子为王，御史大夫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乃开齐、燕、广陵之封。舆地图之名，至是始见，史迁之所载可考也。光武皇帝之徇河北，邓禹杖策而从之，说以大策，有“天下不足定”之语。其后帝登城楼，披舆地图指示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复申其说。盖光武志在天下，当神州赤县未入经略之际，其君臣更相激厉如此，故能兼制六合。司空之所掌，无寸地尺天不归于封域，按图分封，并建诸子，以为藩屏。呜呼盛哉！用敢䌷绎其意而为之序曰：
自古合天下于一者，必以拨乱之志为主。志之所向，可以排山岳，倒江海，开金石。一念之烈，无能御之者。光武之在河北，崎岖于封豕长蛇之间，瞋目裂眦，更相长雄，积甲成山，积血成川，积气成云，积声成雷，九流浑淆，三纲反易，虽十家之市无宁居者，则光武果何所恃哉？亦恃其拨乱之志而已。光武之志，以皇天全付所覆于我有汉，今乃瓜分幅裂，沦于盗贼，此子孙之责也。责之所在，虽有登天之难不敢辞，虽有暴虎之厄不敢避，虽有蹈水火之危不敢回。奋然直前，以偿吾祖宗之所负，必使吾祖宗之旧物咸复其初，然后吾责始塞焉。此志一立，故虽处一郡之地，而视天下之广，皆吾囊中物。早夜以谋之，反复以思之，其披舆地图之际，慷慨愤悱，气干霄云，拨乱之志，盖肇于此矣。方其志之未立，则一郡至小，而群贼之地奚翅十倍？吾众至少而群贼之兵奚翅十倍？恢复之功，犹捕风系影，若不可期者。及既有其志，则规模先定，机谋先立，兆之于前而必之于后。若青若齐，若陇若蜀，若楚若越，皆吾志中之一物也。若盆子，若王昌，若嚣若述，若步若丰，皆吾志中之臣仆也。彼方缮塞置戍而不知吾已破之于堂上，彼方峨冠被衮而不知吾已缚之于胸中。是以论光武克复郡县之迹，则有难易焉，有先后焉。若夫光武恢复之志则一，披舆地图而三万里之幅员皆入于灵府，岂尝得一邑而始思得一州，得一州而始思得一部哉？大矣，光武之志也！斯其所以祀汉配天，不失旧物欤？厥后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右薁鞬日逐王比遣使奉匈奴地图；二十四年，比款五原塞愿为藩蔽，乃立之为南单于，俾预藩臣之列。是知光武有一天下之志，非特舆地图之所纪皆为臣妾，而匈奴地图之所纪亦为臣妾焉。则志也者，其拨乱济世之枢极欤？故述之以告来者。谨序。[287]
以上为吕祖谦隆兴元年词科所试文字，以下则为薛季宣的拟作：
《舆地图》旧在御史大夫寺，大夫官罢，更属大司空，故图冠司空官名，曰《司空郡国舆地图》。图载郡国县道、国邑乡亭，备之可披按也。故事，天子有大封建，丞相大行奏可，则御史上国请名其所立国，其后司空如之，事在元狩六年四月丙申，丞相青、翟、御史大夫贺，请封皇子三王；及建武十五年三月，大司徒汉、大司空融请封皇子诸王，奏事孝明皇帝。褚少孙、班固取之，备《三王世家》《世祖本纪》。古之帝王将施疆理之政于天下者，曷常不以图籍为重哉！是故舜厘下土，厥有九共；禹别九州，任土作贡。《周官》大司徒之职，掌建邦土地之图，以周知九州地域广轮之数；职方氏辨其人民材用，而周知其利害。土训诏王地事，司书掌之。汉初，丞相何先入收秦图书，高祖以此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用平天下诸侯。呜呼！其亦重矣。由汉七年，长安未央宫建，秦氏图书藏石渠阁，御史所掌，有郡国舆地画图，图自汉氏为之，非出远也。语曰：天为盖，地为舆，舆地之图，所以尽载地域经纬之数，人民之众寡，土地之产，财物之用，皆王政之本也。物有甚轻而用可重者，图籍是也。周之衰也，诸侯异政，六王并起，天子无容足之地，四方号令不行焉，而天下宗之，号为共主者，以图籍之所存也。当时强大诸侯如秦惠、宋偃、齐湣之属，盖其心未尝不欲举三川，窥周室而出图籍矣，终以不遂。由诸侯知有所重，而周守之严也。及秦政以虎狼之强，方世世蚕食东方诸侯，其贪肆亦足以骋，贪燕督亢，地图上而荆卿之难作。周、秦之际，取之如此其难也。孝武皇帝在位，汉兴七十有余年矣，典司懈守，故淮南王安得以按图日夜与左吴等谋变，部署兵所从入，赖天子明圣，以时咸服其辜，然则殆矣。世祖中兴初，王郎反河北，上自蓟至信都，舍城楼，上坡《舆地图》，指示将军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乃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天下不足定，何也？”圣谟宏大，其自谦如此。宜乎平一天下，化行夷貊。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右薁鞬日逐王比使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地舆之内，举上图籍矣。汉元以来，此为极盛。孝明封王诸子，按图以知户口多少，曰：“朕之子安得视先帝子！”章帝又以图均诸国户口租入。新息侯援之，说隗嚣大将杨广曰：“按《舆地图》，天下郡国百有六，奈何以其二当天下百有四！”然而舆地所画，其有不备者乎？奈何史亡其人，害于因习，分率亡纪，准望不立，名山大川，多略不载，虽有粗形，又非精审。故如山川要塞相去不能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视之甚易，行之甚难，以至违义失实，不可考案。司其籍者宁不旷败矣哉！虽然，要略陈者不可罔以大纲，形模具者从可弥缝其阙。周、秦地图，世既不可复得，藏秘书者独有《汉舆地图》，后将图写四方形势，周知其事，而裨地理之阙者，故当用《舆地图》为本始，为举其撮，以为司空序略云。[288]
词科对序文没有明确的文体规定，现留存下来的词科所试序文，一般用散体来写；考题则多与前朝文化、典籍相关，以汉、唐为多。吕祖谦的《汉舆地图序》是隆兴元年应试文字，薛季宣文则是拟作。两篇序文同以汉光武帝与邓禹的对话展开，称扬帝王拨乱之志。薛季宣文在引用光武帝言论之后，评论说：“圣谟宏大，其自谦如此。”吕祖谦文则首重发扬光武志在天下，“一念之烈，无能御之者”的气魄。文中像“责之所在，虽有登天之难不敢辞，虽有暴虎之厄不敢避，虽有蹈水火之危不敢回”等语句，激切慷慨，以气贯注。薛文更关注历史上舆图、职官制度的演变，层层叙及下来，这也发挥了永嘉学派重制度辨析的优势；而吕文整篇的侧重点在于强调“大哉，光武之志”，语意较为充沛。两篇同题之文，其着眼点有所不同。
再以两篇表文为例：
臣某言：赐履南交，预蕃臣之下列；效牵灵囿，备法驾之前驱。仰陛下之深严，控丹中之悃愊。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臣闻犀来徼外，表章帝之重熙；雉贡越裳，慕成王之极治。矧际明昌之运，尤勤就望之诚。伏念臣僻守龙编，密瞻铜柱。承陇西之旧族，居仰华风；处黎氏之故都，久陶圣化。方庶类遂由仪之理，虽封兽有式讹之心。美既产于梁山，养宜归于皋泽。形惟诡特，拜则周章。昔尝因齿以焚身，今获逢臣而效伎。名应周郊之五路，克协驭仪；耳闻舜乐之八音，能参率舞。虔致百寻之阙，宁辞万里之途。迈有唐林邑之来，陋大汉九真之献。恭惟皇帝陛下恩深柔远，仁及包荒。知臣世奉圣朝，罔愆恭顺；嘉臣力绥裔土，每厚宠章。超加异姓之王，用阐同文之教。今则天无风烈，吕有云干。远若占城，尚欲骏奔于禋礼；微如蒲氏，亦将请观于宸庭。岂伊并塞之小邦，反缓修方之常度？夙宵自省，震悸靡宁。臣是敢祗遣陪臣，往干属国，少致贡獒之义，愿回却马之谦。靡惮奔驰，幸舍鸢飞之跕跕；无烦教扰，俾陪兽乐之般般。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其驯象谨随表上进以闻。臣某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289]
始于事亲，终于事君。满而不溢，高而不危。
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天之经也，地之义也。
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居则致敬，养则致乐。
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进思尽忠，退思补过。
臣某言：伏蒙圣慈赐臣御书《孝经》十六句者。睿谋垂裕，夙承父训之严；神画疏恩，备举圣经之要。因心立教，拭目知荣。臣某惶惧惶惧、顿首顿首。惟夫子之发微言，为曾参而陈孝道。首述君亲之事，谨始及终；复虞富贵之移，戒危与溢。身行口言之无失，天经地义之兼该。事可法，德可尊，表里俱正；居致敬，养致乐，造次弗违。神明四海以交孚，进退一忱而非懈。有倬飞鸾之翰，于昭诒燕之谋。二八句之特书，撮其枢要；千万人之咸悦，始于家邦。仰仿迩英之屏，俯殊制旨之注。矧熙朝资善之学，肇祥符丙辰之春，诏儒臣而读是经，锡宸章而刊诸石。洊观洪藻，宏贲前猷。某德愧温文，性惭岐嶷。出有师，入有保，早齿虞庠；亲则父，尊则君，恪遵周寝。曩者分封之涣号，诲之全孝以移忠。旨趣会于五经，未窥圣蕴；德教加于百姓，徒仰皇明。载观河洛图书之光，如亲洙泗问答之语。兹盖恭遇皇帝陛下学稽古典，笔寓天常。祚嗣万年，受祉而施于子；冠冕百行，得手而应于心。约漆简千有余言，洒骊珠六十四字。淳化秘邱之刻，祖武可绳；绍兴方国之颁，人文增焕。臣敢不聿严琰写，式广家藏。仁孝制六章之诗，远迈唐公之赐札；夙夜事一人之训，缅思建邸之陈图。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臣某惶惧惶惧、顿首顿首。谨言。[290]
两篇都是骈体。周必大《代交趾进驯象表》是以藩臣的身份所进之文，颂扬皇帝柔远恩深、仁及八荒；王应麟的《代皇子谢赐御书孝经十六句表》则是以皇子身份所进之表。写法上先引《孝经》中的十六句，然后顺承而下。文中切合皇子身份，如称自己“出有师，入有保，早齿虞庠；亲则父，尊则君，恪趋周寝”，等等，以整齐骈语作对。两篇表文从不同身份的角度撰构，而其所上对象都是皇帝。“绍兴丁丑，词科《代交阯进驯象表》，就试之士仅能形容画象及塑象，俱不见驯服生动态度。惟周益公说出象之步趋来庭之意，遂中首选。”[291]周必大的文章立足于属国身份，摹写诚惶拜服之心理，渲染皇帝“恩深柔远，仁及八荒”的化外之意，故受到时人称赏。
再举两篇露布为例，洪适、吕祖谦均有《晋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破苻坚露布》，将此两篇移录于下：
尚书兵部臣石等言，臣闻师克在和，故宣威而罔敌；戎轻不整，虽用众以奚为？徒夸涿野之强，自取昆阳之败。以寡致胜，在昔罕闻。恭惟皇帝陛下缵渡江一马之宏基，宅御天六龙之宝位。登庸贤德，总揽威权。乾符坤珍，寖底金行之盛。星珠月璧，已臻玉烛之调。蠢彼氐酋，污吾帝阙，啸良家之恶少，惑白虏之甘言。狃代、凉、燕、蜀之能，扫巴、汉、幽、并之聚，独决乱华之断，罔虞犯岁之殃。固败是求，不亡何待？臣谨与冠军将军玄、辅国将军琰等，祗承圣略，躬履戎行。暴衣露冠，思徇国家之急；
甲摩剑，誓清凶孽之尘。三令而军法已明，一鼓而人心共奋。谓其束身而自遁，乃敢怒臂以相持。方虎遗憾于项城，即蜂屯于洛涧。遂遣牢之以精卒前迈，既馘梁成而逆俦始惊。士卒莫不争先，水陆由是继进。君臣落胆，皆疑草木于公山；将帅协心，已挫犬羊于淝水。因设谋而遣使，俾移阵以济师。天诱其衷，虏堕吾计。俄主帅夷伤而大衄，故部落奔□以无遗。鹤唳风声，讶王师之已至；草行露宿，瞻弃甲之相望。虽已收尸而筑京，尚阻漆头而为器。臣等谬膺阃寄，偶殄寇锋，属强氐百六之秋，遽为戎首；致劲卒八千之众，有此武功。折冲实本于朝谋，助顺亦资于阴相。奉觞汉殿，显歌明主之休；挂旆天山，行豁神州之境。臣等无任庆快激切屏营之至，谨差某官奉露布以闻。[292]
尚书五兵臣石等言：臣闻众胜天而定胜人，终归助顺；直为壮而曲为老，乌可恃强！自古以来，斯理可考。所以牧野若林之旅，罔敌有周；昆阳彗云之锋，亦歼于汉。蠢兹狂虏，挠我清时。迨兹妖孽之平，永息烟尘之警。恭惟皇帝陛下握符出震，秉箓乘乾。嗣元帝之鸿图，绍隆基绪；继金行之正统，维御纪纲。俊彦具来，烝黎咸乂。惟苻坚之凶虐，据中夏以凭陵。陷张掖而吞西凉，失吾藩辅；破荆州而得凿齿，俘我英贤。罔知倚伏之机，徒肆骄淫之欲。徙其氐户，弗念阿脂之歌；宠厥鲜卑，不顾鱼羊之谶。将取灭身之祸，乃兴入寇之谋。荡析里闾，诛求车甲，远则忘故老垂绝之论，近则忽群臣至切之言。扫境而来，罔民于死，将整师而临沧海，欲投鞭而断江流。臣石等督率烝徒，奋扬义武。彗侵箕尾，谪久见于盗区；岁次斗牛，祥已开于王略。休符默兆，勇气倍增。彼方严洛涧之屯，我已效梁成之首。舍项城之蚁聚，瞰淝水以狼贪。隔岸相持，对营并峙。用辅国之良策，因朱序之漏言，谓欲交锋，盖先退舍。所赖神夺之鉴，天诱其衷，辄阴触于祸机，独自投于死地。初意乘危邀险，势若建瓴；宁知进易退难，败同解瓦。既前部之告溃，复阳平之云亡。弓拨矢钩，纷争投于铠仗；辙乱旗靡，竞大弃于营屯。时惟谢玄，功冠诸帅，以八千之慓悍，剪百万之腥膻。苻坚流落草莱，间关险阻。伤既深于流矢，食不厌于壶飧。颠踬穷途，过项籍乌江之窘；零丁匹马，犹本初官渡之归。残息仅存，措躬无所。臣石等滥司戎律，亲奉睿谟。云起龙骧，运际功名之会；风声鹤唳，威加僭乱之区。援枹鼓以忘躯，奏镈钟而献恺。斯皆王灵远被，圣略遥临，复前世之深仇，雪遗黎之宿愤。华夷闿怿，日月清明。登灞岸而望长安，共兴感慨；封狼居而禅姑衍，当效驱驰。臣等无任庆快激切屏营之至。谨遣某官奉露布以闻。[293]
这两篇露布均以谢石口吻结撰，起首与结尾的体式一致。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风格。洪适的露布更为典重，铺排以整齐的四六句。涉及战争场面的描写，也是以冷静的笔触来写的，抓住一些重要的方面予以概括，如“鹤唳负声，讶王师之已至；草行露宿，瞻弃甲之相望”等，这些四六名句在当时应是脍炙人口的。而吕祖谦的露布在情感上更为激烈，修辞上也着力较多，突出军事上的情境感与将士人心的愤慨。前者如“蠢兹狂虏，挠我清时。迨兹妖孽之平，永息烟尘之警”，后者如“云起龙骧，运际功名之会；风声鹤唳，威加僭乱之区。援枹鼓以忘躯，奏镈钟而献恺。斯皆王灵远被，圣略遥临，复前世之深仇，雪遗黎之宿愤”等，其强烈的感情色彩与露布本身“欲四方速知”（《文心雕龙·檄移》）的特点相符。
通过以上这些例子可知，词科文章在风格上具备一定的趋同性，尤其在史事援引与辞藻丰赡方面，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对词科作者来说，牢记文章的润色宏业功能，是第一位的。强烈的道德色彩定下了文章的写作基调，至于修辞，则处处为前者服务。作为一种朝廷布告所用的“高雅文体”，词科之文需要包括一整套与国家制度、礼乐、典章、文事相匹配的修辞。四六文具有强烈的装饰性、四六交替的语句整齐严肃，也成为此类文章最适宜的表达方式。如果是用散句写作，词科文章有另一种途径的模式可以借鉴，也即《尚书》、两汉公牍这样的前代典范文体，同样可以通过复古的形式来体现道德功能。词科之文的书写宗旨，影响了它的文体选择，虽然属“有用之文”，但这类文体的弊端也很明显，也就是它们的应用功能显得较为单一，文风高度趋同，并且导向的是文章情志的丧失与个性的泯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