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宗教哲学的发展线索与重要特点

印度的宗教哲学是印度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它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思辨性，理论深奥，源远流长，影响广泛，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占有显要地位。在对印度宗教哲学进行具体研究之前，有必要对其主要发展线索进行梳理，对其重要特点进行考察。

一　主要发展线索

古印度的地理概念包括现在南亚次大陆中较为广阔的地域。古印度的宗教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就已存在。印度河文明的时间范围大致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750年左右。这一文明时期的古印度人是以达罗毗荼人为主的土著人。在这一文明的遗址[1]中，可以发现许多神的雕像[2]。但古印度文明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毁灭（原因不明）。几百年后，雅利安人来到南亚次大陆。他们原主要以畜牧业为生，属游牧民族，善于战斗，征服了土著人。雅利安人带来的文明是南亚次大陆上的新的文明。他们崇奉被认为是天启的圣典——吠陀（Veda）。

吠陀是现存古印度最早的宗教历史文献。它由一大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产生的文献构成。对吠陀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从广义上说，它指一些西北印度文献的总体，包括：吠陀本集（）、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从狭义上说，它仅指吠陀本集，包括：《梨俱吠陀》（）、《耶柔吠陀》（Yajur-veda）、《沙摩吠陀》（Sāma-veda）、《阿达婆吠陀》（Atharva-veda）。所谓吠陀时期主要指狭义上的吠陀（吠陀本集）产生的时期，时间范围大致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800年左右。印度宗教的最初内容在吠陀中有集中表现。吠陀宗教的主要内容是对神的崇拜和祭祀等。对神的崇拜有多神崇拜和主神崇拜等。祭祀的种类则极为繁多，如“火祭”“苏摩祭”“马祭”等。在吠陀时期，印度影响最大的宗教婆罗门教已产生。这一宗教主要反映了印度四个主要种姓中婆罗门阶层的思想观念。婆罗门教有所谓“三大纲领”，即：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3]

印度的宗教哲学最初产生在奥义书中。奥义书在广义上说虽然也属于吠陀文献，然而它和吠陀本集在内容上已有明显的差别。吠陀本集中的一些赞歌虽然已有某些哲学思想，但这类成分极少，它的主要内容还是对神的崇拜赞颂及祭祀。而在奥义书中，则出现了印度哲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出现了相对成型的哲学理论。当然，这些哲学理论大多与宗教的思想是混在一起的。但奥义书思想家的哲学意识是十分明确的，这与吠陀本集中的思想家有着根本的不同。奥义书可以看作是印度宗教哲学产生的真正起点，或说是印度后世宗教哲学的源头。奥义书也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产生的一大批文献，这些文献中较早的大约形成于公元前800年左右，而略晚一些的则形成于佛教产生前后。还有一些称为奥义书的文献产生的时间相当晚，甚至某些是在公元后产生的。我们此处所谓奥义书时期的时间范围大致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500年。奥义书中的宗教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梵我同一”的理论和“轮回解脱”的理论。此外，与宗教哲学思想交织在一起的还有一些关于世界形成的根本要素的理论等。

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印度思想界呈现出一种极为活跃的情形，进入了一个各类思潮蓬勃兴起和争鸣的历史阶段。印度历史上著名的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主要部分在这一时期形成。两大史诗中的不少内容表述了印度的宗教哲学，因而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史诗时期”。在此时的印度思想界，除了婆罗门教的思想外，还流行沙门思潮。所谓沙门思潮主要指当时出现的一批反婆罗门教或非婆罗门教的思想。沙门思潮的种类极多。有些材料说有数百种，有些材料说有数十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所谓“六师”，即当时有影响的六种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不兰那·迦叶（）、末伽梨·拘舍罗（Makkhali Gosāla）、阿耆多翅舍钦婆罗（Ajita Kesakambala）、婆浮陀·伽旃那（Pakudha Kaccāyana）、散若夷·毗罗梨子（Sañjaya-hiputta）、尼乾陀·若提子（）。六师在许多方面提出了与婆罗门教不同的观念。但在众多的沙门思潮中，后来得到持久发展并对印度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佛教、耆那教（Jaina）和顺世论（Lokāyata）这三个派别。

佛教是在批判和吸收改造婆罗门教的基础上形成的，大约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佛教在印度产生后经过了几个主要发展阶段：早期佛教（公元前6世纪中至公元前4世纪末）、小乘部派佛教主要形成时期（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2世纪中）、大乘佛教的主要形成和发展时期（公元1世纪左右至公元7世纪左右）、后期佛教时期（公元7世纪至公元13世纪）。[4]佛教后来成为世界性的影响较大的宗教。但在印度本土，它并不是影响最大的宗教，而且后来在印度本土衰落。佛教的理论极为丰富，它和婆罗门教都探讨灭苦的方法，都有轮回与解脱的理论，思维方式也有不少相近之处。但早期佛教强调缘起的理论，认为事物是因缘和合的，否定有一个不变的实体，主张无常。这是它与婆罗门教的主要不同。

耆那教的产生时间与佛教类似，理论上也与早期佛教的某些观念接近。此教重视对世间万有构成要素的分析，也讲轮回与解脱的理论，但具体内容与婆罗门教有差别，不信奉婆罗门教主张的不变的“梵”。

顺世论是印度思想史上的一个反宗教的派别，它的具体形成时间难以确定，但其思想萌芽时间很早。由于顺世论的理论倾向与印度势力强大的各宗教派别都格格不入，因而发展极为困难，历史资料流传下来的极少。

佛教、耆那教和顺世论这三个派别由于都不承认吠陀的权威，在许多方面与婆罗门教对立，因而在印度思想史上被看作是非正统派，被称为“异流三派”。

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4世纪，印度婆罗门教哲学经过长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六个主要哲学派别，即：数论派（）、瑜伽派（Yo-ga）、胜论派（）、正理派（Nyāya）、弥曼差派（）和吠檀多派（Vedānta）。这六个派别因为属于印度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婆罗门教系统，都承认吠陀权威，因而被称为正统派哲学，根据其数目又简称为“正统六派”或六派哲学。这六派形成的主要标志是其根本经典（最初的原典）的出现。因此，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经书时期”。六派哲学虽然都隶属婆罗门教系统，但这些派别在理论上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数论派侧重对世界的转变形态进行研究，论述“自性”如何在“神我”的作用下转变出世间各种事物。通过认识这方面的真理而达到解脱。瑜伽派侧重研究瑜伽的宗教修持方法。通过这种修持方法，在数论的基本思想指导下达到最高境界。胜论派侧重对世间各种现象进行区分，将事物分析为若干种“句义”，用以展示世界的基本构成。正理派侧重研究逻辑理论和辩论规则等，在自然观上与胜论派类似。弥曼差派侧重论述祭祀的神圣性，在对自然现象的分析方面吸收了不少胜论派的观点。吠檀多派是直接继承奥义书中婆罗门教主流思想的派别，侧重论述“梵”与现象世界的关系等理论。

公元4世纪至公元9世纪，婆罗门教有不少重要变化，开始逐步演化为印度教或“新婆罗门教”。从4世纪开始，婆罗门教大量吸收当时也很发达的其他宗教及印度民间信仰的成分，对自身进行了许多改造。至8—9世纪，著名的吠檀多派思想家商羯罗（）加大了对婆罗门教思想改造的力度，完善了传统婆罗门教的基本学说，奠定了印度教的理论基础。印度教中虽然还有多神崇拜，但主神崇拜已明显占据主导地位，主要有所谓“三大主神”——梵天、毗湿奴、湿婆。后来在宗教崇拜方面还形成了所谓三大教派，即：毗湿奴派、湿婆派、性力派。这些崇拜一直发展延续到印度近代。

公元9世纪至18世纪，是新的民族与新的宗教大规模进入南亚次大陆的时期，不同民族间的战争和宗教冲突极为剧烈。此时印度教中的一些派别（如毗湿奴派和湿婆派）在印度社会的各阶层中仍保持着极为广泛的影响。印度传统的婆罗门教哲学流派在这一时期还是有相当的发展，特别是吠檀多派的哲学思想与印度教的宗教教义相结合，并吸收了佛教等派别的一些理论，在思想界占据着主导地位。婆罗门教哲学其余各派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对古代经典的阐述和补充。佛教在这一阶段的初期已密教化，至中期（13世纪）时在印度已衰落，没有多少影响。耆那教在这一时期虽曾一度影响缩小，但作为一个教派在印度还是保存了下来。伊斯兰教在这一时期之初已大规模进入次大陆，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迅速成为次大陆的主要思想之一。印度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产生的锡克教（Sikhism）就是在印度教虔诚派运动与伊斯兰教苏菲派思想融合后形成的。

18世纪下半叶之后，印度逐渐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这一时期，印度宗教哲学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产生了近代印度的宗教与社会改革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出现了一批既继承传统印度宗教哲学，又吸收西方近代思想的著名人物，如R.M.罗易（Roy，1772—1833）、D.娑罗室伐底（Sarasvatī，1824—1883）、S.辨喜（Vivekānanda，1863—1902）、A.高士（Ghose，1872—1950）等[5]。

在印度近代，传统的宗教哲学派别的影响仍占有重要地位。影响较大的是婆罗门教哲学中的吠檀多派和瑜伽派。吠檀多派中的著名思想家商羯罗的主要理论对许多近现代思想家都有影响。婆罗门教中其他哲学派别的思想在近现代影响有限。但印度教的基本思想仍是近现代印度社会的主流思想，印度国内的宗教信徒绝大多数都信奉印度教，印度教中的几个主要派别在近现代民众中一直保持着重要影响。耆那教在印度近现代仍有发展，但信徒人数和影响的范围远远无法与印度教相比。佛教在近现代印度影响很小[6]，印度近代的佛教复兴运动主要是由斯里兰卡反传回来的。

二　重要特点

印度的宗教哲学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情况相比，它具有一些重要的特点。这里侧重分析几个较突出的。

（1）宗教与哲学关系紧密

在古代印度，宗教与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很难离开印度的宗教讲哲学，所谓印度的哲学也多为宗教派别中表述的哲学思想。也可以说，印度的宗教具有很强的思辨性，而印度的哲学大多带有宗教色彩。

这种状况在吠陀和奥义书时期就是如此。《梨俱吠陀》中为数不多的一些所谓“哲理诗”都与宗教思想相关；奥义书中的哲学思想也多数与宗教的思想交织在一起。印度古代主要的哲学派别除顺世论外，都是宗教教派系统中的哲学流派。如所谓正统派哲学是指婆罗门教系统中的六个主要派别。在印度哲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中观派和瑜伽行派是佛教中的两个主要派别。耆那教在哲学方面也提出了不少思辨性较强的理论，但这些理论毕竟是在耆那教宗教体系中的理论。

印度的哲学在多数场合是被作为一种达到宗教最高境界或摆脱痛苦的有效手段或根本方法。在印度历史上的主要哲学流派中，除顺世论外，各派都讲轮回与解脱的理论，都讲要脱离轮回世界中的痛苦，达到无苦的解脱。而认识真理，获得无上的智慧，就是摆脱痛苦跳出轮回的主要途径。因此各派都讲智慧解脱。所谓智慧，也就是各派的哲学思想。

虽然印度的哲学多带有宗教色彩，但还是要作一些程度上的区分。有些哲学派别的理论与宗教教义结合得非常紧密，是相关宗教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有些哲学派别的理论则与宗教教义结合得比较松散，具有形式上或表面上的关联。这两种情况可举一些实例说明：

关于第一种情况，印度宗教中的吠檀多派和佛教表现得较为典型。吠檀多派的主要思想与婆罗门教的宗教教义结合得极为紧密，此派的最高哲学实体“梵”也就是婆罗门教（或印度教）的最高神。这种最高神的威力就体现在它是一切事物的根本，万有以它为实在。佛教也是一个哲学理论与宗教教义结合极为紧密的派别。早期佛教实际上是无神论，它的宗教特性体现在其他方面，如讲轮回与解脱，要求信徒抑制个人的欲望，进行种种修行等。佛教在后来的发展中虽然有某种实际趋于有神论的倾向，但其思辨性还是较为突出，它对事物的结构或宇宙万有的分析极为细密，如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和瑜伽行派对事物的分类就是如此。佛教虽是影响较大的宗较派别，但其中的思辨性成分甚至要超过一般的哲学派别。

关于第二种情况，印度婆罗门教中的早期胜论派与正理派表现得较为典型。胜论派虽然在传统上被看作是婆罗门教系统中的派别，但此派主要关注的是对宇宙万有的存在形态的区分，重视的是对自然现象的分析。在早期胜论派的文献中，虽然也提到一些宗教性的成分，如轮回解脱和瑜伽修持等，但这方面的内容所占的比例相当低。此派体系中的绝大多数内容是对“句义”（与观念或概念相对应的实在物）的解释，而这些内容与其宗教学说并没有实质性的关联。早期正理派的情况与胜论派的情况类似，此派关注的是逻辑学说和辩论的规则，主要探讨推理的方式和种类、产生错误认识及辩论失败的原因。这些理论与此派的宗教教义也没有内在的联系，正理派早期的主要文献中宗教的内容也占较少的比重。因此，像早期胜论派和正理派这样的哲学派别虽然属于宗教哲学派别，但在总体上说，宗教的色彩实际是很淡的。当然，受印度教的主流思想的影响，这两派在后来的发展中开始逐步强调神的作用。

印度的宗教与哲学的这种密切关系是很突出的，这在与中国及欧洲的情况比较中就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来。

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宗教与哲学虽然也有重要的关联，但在程度上远不如印度的宗教与哲学的关联紧密。中国古代从总体上说，重视的是对人的生活准则问题的探讨，把人的生活准则或道德规范与宇宙的根本实在相联系，力求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或发现真理。对神或超自然的实在的崇拜，对宗教仪式的奉行，基本不曾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然而它在古代对中国思想界所起的作用显然远远小于儒家。佛教尽管在中国有重要的发展，但它毕竟自印度传播而来，带有深刻的印度思想的痕迹。总之，道教与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远远无法与婆罗门教或印度教在印度的影响相比。

在欧洲思想发展史上，宗教虽然也经常对哲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宗教在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或宗教与哲学基本融为一体的时期，主要是在中世纪。而在欧洲思想史上的大部分发展时期，宗教与哲学尽管也有紧密结合或交融在一起的现象，但一般来说，这些现象是局部的，非时代主流的。哲学的思想或理论体系，从整体上看，是离开宗教的信条而相对独立发展的，宗教的流派与哲学的流派大多是可以区分的。

相比之下，印度的宗教与哲学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印度从古至今是一个盛行宗教信仰的国家。宗教无论对印度历代的上层统治者，还是对下层的普通百姓，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印度古代的哲学确实很难说有实质性的独立于宗教影响的发展。而印度古代的宗教派别多数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这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是印度的宗教或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2）后代宗教哲学对古代经典中理论模式极为尊崇

印度的宗教哲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后代的思想家对古代经典中提出的基本理论模式极为尊崇。印度宗教哲学的许多对立的观点一般都有古老的渊源，历史上的思想家不断出现，但很少创立新的学派，而是每人维护一个古代的思想流派。一般的思想家在提出一种理论时，总要以再次解释某一个旧的观点的形式出现，并往往论证说，他仅仅是阐明远古就已存在的东西，自己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因此，印度历史上许多思想家总是隶属于一个早就存在的宗教哲学派别。在这方面，印度的情况也可与欧洲及中国的情况相比较。

在欧洲思想发展史上，某一时期的思想理论作为一个派别的形态在历史上一般都持续有限的一段时间。后代的思想家对先前的思想派别的理论虽然也有继承和吸收，但在理论体系上多不完全套用先前的形式。这些思想家一般都创立新的学派，构造新的理论体系。而且经常是在批判先前思想的过程中发展自身的。如在欧洲思想史上，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到了中世纪就基本上被经院哲学所取代。欧洲中世纪的哲学虽然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但基本是歪曲地利用，利用的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学说中适合基督教需要的成分。亚里士多德学说原来的那种完整体系并没有系统地发展到中世纪。欧洲近代哲学在理论形式上离古代哲学差得就更远了。如黑格尔的哲学虽然在理论形态上与柏拉图的哲学有重要的相似之处，但我们却不能说黑格尔哲学的庞大体系是袭用了柏拉图或前代的某个哲学家的。总之，在欧洲思想史上，不存在从古至今的思想模式或体系。某个时期出现的思想派别，就其整个思想体系而言（不是思想基本倾向或基本问题），不贯穿整个思想史。

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总的来说明显不同于欧洲的情况，与印度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但二者（中国与印度）在发展特点上也并非完全一样。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的理论萌芽在先秦时大多已产生，后世思想家往往围绕古代“圣人”提出的理论概念进行讨论。如后世儒家对古代“圣人”之言推崇备至，对古代“圣典”不厌其烦地大量注释。然而十分明显的是：后世儒家对古代“圣人”理论的继承主要是在形式方面，而在内容上，实际有很多重要的发展。如程朱理学对孔孟学说有继承和吸收，但程朱理学的具体哲学形态、思想体系与孔孟的理论有很大不同。中国思想史上在后世流行的其他派别亦有类似的情形，即在继承古人思想时，主要是在形式上继承，而在内容上有很大发展。

印度的情况则有些特殊。印度古代宗教哲学的各主要派别在公元前就已产生，此后一直并行发展。这明显与欧洲的情况不同。欧洲思想史上的各主要流派一般是随时间推移逐步产生，总的来说是持一种纵向的或动态的发展，而印度宗教哲学的发展则是一种静态或横向的发展。印度宗教哲学的发展虽然与中国的情况有类似之处，但在遵从古代“圣人”所言的程度上，显然比中国更突出。它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受古代理论的影响（或束缚）都要甚于中国。印度这些处于静态或横向发展中的各派内部虽然也有扬弃的发展，但这种扬弃的发展相对于欧洲和中国是不明显的，或说程度不大。印度古代宗教哲学各派的基本观点虽不同，但产生都很早，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时间内，长期共存，并行发展，两千年前是这些派别，两千年后基本上还是这些派别。如具体说就是：印度的宗教哲学的发展一般都受一些特定的思想结构或理论模式的束缚。各派的发展一般都以注释本派的最初根本经典的方式表现出来。各派在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家通常就是本派根本经典的注释者，或是对注释的注释者。如吠檀多派的根本经典是《梵经》（Brahma-sūtra），此派在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商羯罗和罗摩努阇（Rāmānuja，约11—12世纪）都是《梵经》的注释者，他们的许多观点都是通过对《梵经》的注释表现出来的。再如正理派的根本经典是《正理经》（Nyāya-sūtra），此派在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家筏蹉衍那（Vātsyāyana，约4至5世纪）是《正理经》的注释者；而正理派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乌地耶得迦罗（Uddyotakara，6世纪）则是筏蹉衍那对《正理经》注释的注释者。印度宗教哲学派别中的这些注释者虽然在实质上也经常提出许多本派根本经典中没有的观点，或与之相反的观点，但他们一般不承认是在创新，而是把其理论说成是对根本经典中学说的重复或引申。在印度，古代的经典对于后代的思想家常常具有极大的权威，使他们在表达思想时很少敢于打破旧的框框，新的思想内容不得不非常矛盾地依附于旧的形式。各派一般都有一个从古代传下来的根本经典中就有的理论模式。

印度宗教哲学的这种发展特点，总的来说表现了某种程度上思想意识的相对停滞。这种特点和印度古代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关系。印度古代的社会或经济结构有一系列特点，如土地公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灌溉、水利建设等工作需要巨量的集体劳动决定的）；长期存在一种以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公社中的劳动分工由种姓制度固定不变。这些特点在印度的原始公社瓦解后逐步形成，并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存在着，变化是很小的。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相对不大的情况是印度历史发展的一个特点。它自然会影响印度宗教哲学的发展。印度宗教哲学发展的特殊性，即在某种程度上的思想意识的停滞性，与印度古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相对不大的特点是一致的。[7]

（3）古代宗教哲学资料年代缺乏确定性

在印度的历史资料中，很少精确记载宗教哲学文献及人物等的年代，这和印度古代其他一般的文献及人物等的情况是一样的。

对印度历史比较关注的人一般都知道，古代印度历史上的许多文献、人物、事件的确切年代往往是不清楚的。这与中国和欧洲的情况（尤其是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古代的历史资料是又多又详细，人物和事件的年代多有明确记载。欧洲国家的古代历史文献保存虽不及中国完备，但依据本国或本地区保存的史料来描绘出自己历史的基本发展过程一般是不成问题的。印度的情况则较为特殊，关于一个朝代或一个朝代君王的年代的不同说法甚至能相差几百年，至于一般的人物或文献的年代模糊则更是不足为奇了。

印度的宗教哲学史是印度历史的一部分。如同要搞清楚印度历史上许多重要人物的年代问题是很困难的一样，要想判定古代印度宗教哲学中各派的创始人、主要经典等的确切年代也是很困难的。关于印度宗教哲学各派的古代主要经典的确切产生年代现在一般都没有最后定论，因为有关资料中关于各派创始人或根本经典的作者等的记述都近于传奇或神话。如关于数论派和胜论派的创始人，一般的印度宗教哲学史料都把他们说成是仙人，并作了一些离奇的描述。关于数论派的创始人迦毗罗，《金七十论》卷上记载说：“昔有仙人，名迦毗罗，从空而生。”关于胜论派的创始人优楼迦[8]，《百论疏》卷上之中说：“优楼迦，……此人释迦未兴八百年前已出世，而白日造论，夜半游行。”这类记载无法让人作为历史来相信。再如关于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有关他的生卒年代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公认或统一的说法，因为资料的记载和不同地区的传说有很多种[9]。耆那教亦是如此，关于其创始人情况的记述也很乱。耆那教最早的经典“十四前”已失传，而现存经典“十一支”[10]还不为所有教徒承认[11]，至于最早经典的年代就更无从说起了。

尽管印度古代宗教哲学的主要经典、人物、事件等的确切年代由于史料缺乏记载，因而含糊不清，但在进行研究时还是要划定一个大致的时间，作为考察讨论的基础。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或人物如果完全没有年代范围的话，就很难对其进行评述了。国际学术界在印度宗教哲学的原典及其主要作者的年代考证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在许多问题上仍有分歧。关于一部经典或一个人物的年代的判定，不同学者的看法甚至能相差数百年。在进行这种年代考证工作时，学者们所得出的结论多数是确定一个尽可能短的时间范围，很少指明精确的时间。例如对于婆罗门教系统中六派哲学的派别形成年代的研究即是如此。不少学者[12]在研究这些派别的产生年代或根本经典及其作者的年代时往往划定三个时期：一是派别基本思想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独立的派别尚未完全形成，但已出现了与此派后来理论体系有关的先驱思想）；二是有关派别根本经典的最初部分的形成时期（现存印度宗教哲学的许多古老经典都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其中既有最初形成的部分，亦有后人追加的部分。根本经典最初部分的形成时期也就是该派的正式形成时期或该典最初作者[13]的生存时期）；三是现存根本经典定型时期（即根本经典出现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后人追加过程，最后定型的时期。现在人们看到的各派的根本经典即是此时形成的）。这种判定方法得出的文献或人物的年代虽然也没有精确到某一具体的年份，但根据现有资料的情况也就只能做到这一步。尽管有关研究结论仍有不少推测的成分，但它毕竟给了我们一个研究对象的大致时间背景。

由于印度古代对历史年代的确切记载极少，还由于一些重要的史料在印度没有保存下来，因而编写印度历史必须大量使用古代希腊、罗马、中国及阿拉伯国家的旅行家和历史学家的记载。特别是中国的史料，对编写印度史十分重要[14]。在确定印度宗教哲学文献等的年代时，中国的史料有宝贵价值。例如，上面我们提到，印度古代不少宗教哲学的文献、人物等的年代现只能划出一个大致的范围，但划这种范围也需要一些史料根据，而且，范围划得越小越有意义。在中国史料方面，汉译佛典及关于汉译佛典年代等的记述对于考证印度古代宗教哲学文献等的年代极有价值。因为在划定一部经典产生的年代范围时，翻译年代是确定其在印度产生年代下限的重要参考依据（一部经典不可能在其被翻译时还未出现）。而汉译佛典及一些中国佛教僧侣对所谓“外道”[15]经典中有关理论的破斥也有助于推测相关经典的存在年代。这类史料虽然多数也不能用于确切推论出有关文献或人物的精确年代，但对于缩小所推测年代的范围起着重要作用。

（原载于《南亚研究》，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