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1]
近年来,林毅夫教授不但积极倡导新结构经济学的新理论,还力行“知成一体”的新学风。[2]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秉承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作为人生信条。然而,这只是在道德哲学范畴中,比如你要孝顺父母,你要友爱兄弟,你知道应该这样做,你做了,你就成了。所以,王阳明讲“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林毅夫教授却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学里,仅有“知行合一”还不够。比如,许多经济问题,好像按照流行的理论也可以讲清楚。然而事实是,按照这些流行观点做,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变得更糟、更复杂。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探究“知”的问题,还要最终以“成”来检验这个“知”,社会科学家的责任是“唯成乃真知”。因此,在王阳明的基础上,林毅夫教授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哲学是“知成一体”,其内涵包括:“因行获知”,任何理论都是来自于现象,现象是行动的结果,因为有这些“行”,可以得到“知”;“用知践行”,知识分子获得知识的目的是要在实践上指导行为;但是“行”本身不是目的,“成”才是目的,所以要“以成证知”,按照这个理论指导去做能成功,才证明你的认识是对的,最后才能“知成一体”。新结构经济学虽然是一个初生的学派,但正在“知成一体”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
林毅夫教授也身体力行“知成一体”的学风,不遗余力地将新结构经济学转化为实践,在实践中完善新结构经济学,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2008年林毅夫教授成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因为这一职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职位,历来由发达国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担任。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林毅夫教授充分利用该平台积极推动新结构经济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实践,以帮助世界银行实现其“没有贫困的世界”这一使命,推动了世界银行这个重要的多边发展机构反思自身的发展思想与政策导向。例如,在林毅夫教授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基础设施和产业政策在世界银行都是新自由主义发展思潮笼罩下的禁区。就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伊始,刚刚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教授根据新结构经济学对全球金融危机根源与世界发展本质进行深入分析后,提出了一套超越凯恩斯主义兼顾短期反周期与长期发展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方案,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至今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已经接受了此方案,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为抓手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已经得到半个地球的响应。这些新思想、新方案被总结在林毅夫教授的《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中,标志着全球发展思潮已经开始向东转移。[3]林毅夫教授和王燕教授在《超越发展援助》一书中提出了可操作性很强的建议,即利用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上的比较优势来帮助非洲及“一带一路”沿线等发展中经济体发展,重塑南南合作新模式。[4]林毅夫教授与非洲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孟加合著的《战胜命运》一书也为非洲等发展中经济体“战胜命运”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5]林毅夫教授和付才辉还发布了新结构经济学关于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智库旗舰报告。[6]基于这些源自理论创新的新理念,林毅夫教授不但担任了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首任院长,在三尺讲台上培养发展中国家的人才,而且不辞辛劳深入世界各国的发展政策实践第一线为各国领导人出谋划策。目前,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思想、理论及政策工具已经被广泛应用到我国各地区、非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发展与转型经济体之中。例如,在国内,林毅夫教授出任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副主席,新结构经济学也得到河北、西藏、吉林、广东、新疆、山西、浙江等地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政策实践的借鉴应用。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林毅夫教授也推动在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吉布提等非洲国家设立工业园克服基础设施的瓶颈,用一站式服务改善营商环境,通过招商引资来发展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试点政策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改变了过去世人认为非洲那些落后的,尤其是内陆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制造业的加工出口基地的看法,为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动产业多样化、创造就业、减少贫困、实现包容可持续的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在一些转型经济体,2016年波兰副总理莫拉维茨基(现任总理)代表政府推出被称为“莫氏计划”的“波兰长期发展规划”,公开将新结构经济学称为其规划的理论基础。新结构经济学在波兰这一东欧剧变后转型最成功的世界银行标准里的高收入国家的应用,显得不同寻常。[7]这标志着新结构经济学开始在发展中经济体与转型经济体中逐步取代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2016年9月16日至17日,包括4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内的13位经济学家,于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当今经济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在会议结束时与会者发布了他们达成的共识,即“斯德哥尔摩陈述”——被视为“华盛顿共识”关于政策制定原则的替代版,而林毅夫教授正是“斯德哥尔摩陈述”的起草人之一。
深受林毅夫教授“知成一体”学风的影响,近年来不少学界同仁也开始应用新结构经济学去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研究尽管不像林毅夫教授那样深入政策实践一线,但也体现出强烈的应用特征。应用研究与一般的基础理论研究有所不同,后者主要以揭示客观规律为主,而前者主要是确定后者的可能用途,以及寻找特定问题的解决途径。[8]因此,应用研究的成果主要以应用工具和应用案例的研究成果为主。当然,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也并非泾渭分明。目前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也主要以这两类成果为主。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也有不少关于经济发展的应用工具研究,例如“大推进”理论、营商环境、增长诊断、产品空间、随机试验、SCP模型、竞争力模型、价值链、波士顿矩阵、SWOT分析、战略地图、微笑曲线等。这些应用工具不但有理论基础,而且有很强的经验特征及可操作性,也因此为应用提供了便利。这些应用工具不但本身就蕴含和浓缩了诸多开创性的理论思想,而且直接面向政策实践。在管理学中,案例研究作为建构与验证理论的一种重要方法已被广泛接受和运用。事实上,在经济学中,案例研究也是发现与检验理论的重要途径,尽管相对于管理学中规范的案例研究而言,经济学的案例研究从形式上看有些天马行空。以大家耳熟能详的两个例子来说,在经济学入门教科书中的“吉芬商品”的例子[9],“经济学中的灯塔”的例子[10],都开创了重要的经济学理论。事实上,新结构经济学的雏形之作《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1]就是一部中国案例。因此,应用工具开发和案例研究构成了新结构经济学应用研究的主体,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智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科建设与智库建设则是新结构经济学“知成一体”的两翼。
近年来,除了基础理论研究,新结构经济学在应用型研究层面也得到广泛推进,相关议题涉及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工具及其应用案例。自Lin和Monga(2011)首次开发出一款新结构经济学操作工具“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IFF)以来[12],后续的新结构经济学应用工具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到不断推进,主要的进展方向可以概括为:GIFF模型→五类产业模型[13]→新结构经济学转型升级模型[14]→具体的新结构经济学应用模型(例如,新结构经济学投资模型[15]、新结构经济学企业选址模型[16]、新结构经济学资源城市转型模型[17]、新结构经济学产业集群升级模型[18]等)。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研究覆盖了中国及其区域和世界各个地方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19]、少数民族地区与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与扶贫[20]、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发展[21]、经济开发区的建设[22]、特定行业结构的转型升级[23]、企业的转型升级[24]、“一带一路”与国别研究[25]等现实经济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这些文章有的翔实,有的简略,有的是直接应用与拓展新结构经济学某些观点,有的则是争论甚至是质疑新结构经济学的某些观点。这些从不同角度与层面的应用模型开发和案例分析讨论对促进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大有裨益,能够积沙成塔,尽管有的文章的观点本身可能不一定正确,其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解和应用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偏差。这些学界同仁对新结构经济学的关注与应用是对新结构经济学的鼓励和期许;他们的质疑、批评有些是源于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新框架有待充实完善之处,有些是因为新结构经济学已发表的论述不够充分、清晰,有些则是仍以旧的视角来看新结构经济学所讨论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交流、澄清。[26]尽管如此,这些丰富多彩的应用研究不但有益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还可为智库研究提供借鉴。新结构经济学之所以得到广泛的应用,主要得益于其将结构引入经济学之后的理论原创性和系统性,使其更适合具有结构多样性的现实。然而,目前的应用进展相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潜力而言还只是冰山一角,需要继续深入推进。本书作为新结构经济学案例研究选编第一辑,无法全部收录这些应用研究的大量成果[27],只侧重选录了几篇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方法及其在中国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宏观层面与微观企业层面的应用文章,以飨读者。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