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新结构经济学概述

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2010）在其一贯提倡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出的，其要点在于厘清政府与市场应该如何扬长避短，共同促进产业结构变迁，最终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技术不断进步、产业不断创新和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因此，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促进产业结构在这条连续频谱上快速演进。

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思想为此提供了不同的答案。早期的结构主义理论（林毅夫称之为“旧结构经济学”）虽然正确地看到了经济结构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但却错误地将结构刚性归咎于垄断、劳动力对价格的异常反应、要素流动受到阻碍等。因此，早期的结构主义理论建议发展中国家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如扭曲价格、配给资源和财政补贴等）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认为这才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不二法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大推进”理论。新结构经济学虽然也认为政府应当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仍然坚持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机制。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这一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具有内生性，最优产业结构——最能促进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产业结构——由经济体的禀赋结构（指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决定。这是因为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符合其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那么它的生产成本就会低，竞争能力就会强，获取的利润和创造的社会剩余也就会多，因而积累资本的速度就会更快。这样，随着禀赋结构的转变，该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随之拾级而上，在经济发展水平的频谱上不断上移。

早期结构主义理论的失败并非偶然，然而经济发展思潮矫枉过正，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一轮经济发展理论几近彻底否定政府的作用，将经济发展置于市场力量的控制之下。“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实践也远没有取得骄人的成绩，许多快速发展的经济体被认为采取了违背“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世界银行的《增长报告：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战略》总结的成功国家的相似之处与“华盛顿共识”也相去甚远。新结构经济学与之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强调政府在产业结构变动中“因势利导”的作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先驱企业的尝试无论成败总能为其他企业乃至整个社会提供公共知识；单个企业在投资决策时不能将相关的基础设施内化，而改善基础设施对后发企业也具有外部性。基于许多类似的原因，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应当适当地补偿外部性，协调或者提供基础设施，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对经济发展的不同看法意味着不同的政策建议，新结构经济学在财政、货币、金融、贸易等诸多领域都提供了独特的政策建议。与新结构经济学致力于研究国家发展战略的目标一致，这些建议也都是在宏观层面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新结构经济学对企业经营与发展有何启示。毕竟，不同的产业结构不仅意味着不同的产业资本密集度，还意味着不同的最优企业规模、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及不同的风险种类，因此新结构经济学也与企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但具体如何将新结构经济学运用于具体的企业实践，目前还没有文章探讨过。

本文从一项具体的企业决策——选址——出发，尝试将新结构经济学运用于企业实践中。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当企业的要素选择与当地的要素禀赋一致时，企业能够以最低的成本进行生产，因而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更强，进而发展更快。本文将发展一个可以检验这一理论假说的分析框架。如果这一假说是成立的，那就为企业选址提供了一种思路：不同地区禀赋结构不同，比较优势存在差异，企业应该选址在最符合自己产品特征的地方。因此，本文还能为企业选址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本文的创新有以下几点。首先，本文将原本用于跨国分析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分析。这看似只是对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简单内推，实际上却涉及更复杂的考量。比如，林毅夫在使用新结构经济学进行跨国分析时，重点关注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即目标产业对资本的要求与本国人均资本的匹配情况；然而在分析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时，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重要性下降，而技术比较优势和生产率比较优势变得更为重要——虽然在跨国分析时它们仅是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派生因素。其次，新结构经济学旨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的发展战略（尤其是产业政策）才能加快一国经济发展？因此，这一理论是为政策制定者选择国家发展战略提供建议的，而本文的分析让新结构经济学更“接地气”，即直接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企业——提供选址决策的参考。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二节简要综述企业选址理论，回顾以往研究企业选址的文章考察哪些因素，并提出本文的主要观点。第三节从要素禀赋、技术、生产率和产业发展阶段几个方面构建衡量地区比较优势的指标，为企业选址决策提供可量化的指标。第四节提供一个一般化的分析程序。最后第五节总结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