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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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美学大讨论中的“自然”

第一章曾指出,社会主义实践需要将自身的政治和伦理含义落实在“自然”的感性形象之中,而此种意义构筑又内在于一个有目的的、高度紧张的甚至是不断加速的“改造”过程。如果说“自然”的重构在艺术和文学领域还是以相对零星的状态出现,它在美学理论领域里反而形成了一个具体议题,并且催生出激烈的讨论:在1950—1960年代的美学讨论中,不仅“自然美”是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279],而且美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相对立,尤指刺激感官的“自然物质性的东西之形式诸条件”,洪毅然称之为美的“物质基础”[280])、“自然的人化”等成为讨论基本的概念抓手。如果说第一章呈现的是自然表象如何在具体历史情境和形式媒介中被赋予意义,那么第二章则试图追问:美学讨论对于自然美的理论化指向何种历史张力。在此需要首先强调的是,虽然中国的美学讨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零星的毛泽东文艺谈话为其理论来源,康德、黑格尔等“经典”资产阶级美学依旧成为诸多讨论者的理论武库,甚至规定了其提问方式和概念构筑。[281]因此,中国美学讨论可以视为由西方美学话语中介又包含着中国问题的一场思想论争。在转入美学讨论中的“自然”及“自然美”之前,有必要先厘清美学讨论自身的历史与知识起源。以下讨论首先尝试回答三个问题:一、那一时期的中国何以会发生美学讨论?二、为何美学讨论的首要冲动是论证美的客观性?三、自然美问题为何在此一脉络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