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首先需要指出，叙事学理论与传统的文论及文学批评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目的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文论及文学批评大多将叙事作品看作历史的“模仿”或“反讽”，小说是社会生活的如实再现，评论家研究作品的目的在于揭示文本的社会价值和教育功能，阐释其背后的伦理和道德意义。这种借助于人生经验和主观印象的批评方式忽略了作品本身的美学意义和艺术价值。经典叙事学理论则有力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它立足于文本本身，通过对作品内部结构、叙述方式、叙事话语等多层次的深入分析，有理有据地展现作品的艺术魅力。其次，我们认为，完全否定传统的文论及文学批评同样有失偏颇。传统文论对人物情节、创作背景、主题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对于揭示作家的创作意图具有重要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蕴藏文本之中的思想内涵才使小说成为传阅经典，获得广泛的赞誉。因而我们分析文本时不能过于注重辞令技巧而忽视创作主体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经典叙事学理论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将文本视为唯一的研究对象，仅采用共时研究手法分析作品的内部特征，忽视创作主体的作用，摈弃了对作家创作主旨的挖掘。这一缺陷也是致使后经典叙事学理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后经典叙事学理论经过二十年的发展，目前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由于叙事学家们研究内容的不同以及分析手法的差异导致了众多分支的产生，这也给研究者对理论依据的选择带来一定困难。最后，叙事学的发展历史中，俄国文艺理论家沃洛希诺夫（В. Н. Волошинов）、巴赫金（М. М. Бахтин）、维诺格拉多夫（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洛特曼（Ю. М. Лотман）、伽斯帕罗夫（М. Л. Гаспаров）和乌斯宾斯基（Б. А. Успенский）等也都做出过巨大贡献。综观西方和俄国的叙事研究，我们发现两者存在着诸多差异。研究手法上，欧美学者（尤其是结构主义叙事学家）侧重叙述技巧的形式分析，俄国叙事研究不仅关注技法和手段，而且还深入挖掘作家的创作思想，所谓“形式与内容并重”。对待文本语言的态度上，欧美研究者多将文学语言看作一种叙述方式，而俄国学者则将语言上升到审美高度，运用美学观点看待语言，精于作品的修辞分析。此外，西方经典叙事学将叙事作品视为独立自足的体系，以文本自身为中心，隔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的关联，而俄国的文学叙事研究始终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结合创作主体和文化语境等多角度对文本进行阐释。之所以产生这种差异，不只是因为俄国的思维方式不同于西方，根本原因还在于俄罗斯有着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文学批评传统，以及文学理论研究中的语文学传统。“文学是最富于人文主义特征的艺术”（高尔基语），无论是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小人物”“多余人”，抑或是20世纪苏联文学与“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主义关怀向来在俄罗斯文学、文化批评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不仅如此，别林斯基强调，“不涉及美学的历史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批评，都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18]，将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历史分析与美学阐释统一起来，这是俄罗斯文学批评不懈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将语言学原理自觉运用于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这是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色。俄罗斯语言学理论研究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喀山语言学派、莫斯科语言小组、布拉格学派（亦称功能语言学派），乃至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俄国形式主义流派等都对艺术文本的语言分析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众所周知，雅可布森（Р. О. Якобсон）、巴赫金和维诺格拉多夫等俄国学者特别注重探索文学语言的美学功能和修辞作用。

因此在俄罗斯文艺理论界，研究者通常从语言层（语言材料及其表现手段）、形式层（文本体裁与创作风格、作品结构与叙述方式）和信息层（文本间性、创作思想）三个方面来分析文学作品的叙事艺术。

（一）该论题在俄罗斯的研究状况

在《日瓦戈医生》的叙事诗学研究方面，取得较大成果的研究者主要有利哈乔夫（Д. С. Лихачёв）、若尔科夫斯基（А. К. Жолковский）、斯米尔诺夫（И. П. Смирнов）、法捷耶娃（Н. А. Фатеева）、科热夫尼科娃（О. Г. Кожевникова）、苏哈诺娃（И. А. Суханова）、布洛夫（С. Г. Буров）、弗拉索夫（А. С. Власов）等人，他们所分析的内容大致包括五个方面：

1. 文体风格

关于《日瓦戈医生》的体裁，帕氏本人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所使用过的称谓不下十几种，如“散文叙事”（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в прозе）、“我的史诗”（моя эпопея）、“抒情性叙事作品”（лирический эпос）、“散文”（проза）、“长篇小说”（роман）、“散文体长篇小说”（роман в прозе）等。在俄国，散文主要相对于诗歌（поэзия）而言，散文与诗歌是文学语言的两种组织形式。在古代，诗歌被奉为语言艺术的正宗；散文则处于边缘地位，甚至还用来指称所有非艺术语言的作品，包括编年史、政论文、哲学对话以及滑稽剧、讽刺小品等“低俗”体裁的作品，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散文才开始受到关注，后来逐渐被挖掘出优于诗歌的特质，如巴赫金指出，散文可以汇聚各种不同的“声音”（即所谓“复调”），可以具有内在的对话性，而诗歌由于融作者语言与抒情主人公语言于一体，本质上则属于单声部作品。

帕氏曾直言不喜欢自己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创作风格，言下之意是指诗歌。他说自己一直希望从事散文的创作，“语言方面我最喜欢散文，而写得最多的则是诗歌。诗歌之于散文，正如画稿对于图画一样。诗歌对我来说是一部巨大的文学稿本”[19]。20世纪30年代，在给高尔基的信中他写道：“所有这些年，我早就梦想写这样的散文……能讲完我所有的故事和命运。”[20]在俄罗斯文学中，长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指的是在特定的艺术时空中聚焦个体命运发展历程的叙事作品。别林斯基认为，长篇小说作为一部个人生活的叙事作品，“是对情感、个体事件和人的内心生活的描绘”[21]。巴赫金亦指出，“长篇小说一个基本的内在主题，恰恰就是：主人公其人同他的命运和境况不相吻合。一个人要么强过他实际的命运，要么没能完全体现出人的精神”[22]。换句话说，叙述个体的命运是俄国长篇小说最基本的特征。因此，帕氏所言“散文体长篇小说”是就语言形式和作品内容两方面而言的，如同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一样，作家希冀将优美的散文语言与个体命运的宏大叙事精妙地结合起来。

“文学体裁——这是在文学类别框架内所划分出来的作品类群。诸体裁中的每一种都具有特定的、由稳定的特性所合成的特征结。”[23]换言之，作品中特有的、稳定性的、占主导地位的特征决定了它的文体风貌。巴赫金将体裁之形式与体裁之内容区分开来，“每一种体裁……都是对现实加以理解性把握的手段和方式的复杂系统”[24]。因此，理解帕氏的创作思想，文体风格是关键。科热夫尼科娃明确指出：“确定作品的体裁——向来就是想要找到解读作品的钥匙。”[25]在她看来，该作品是一部“历史小说”。通过俄国革命前的历史事实与小说情节内容的对比，她发现，书刊检查制度的趋紧、日俄战争后的股市动荡、革命前的铁路工人罢工、沙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对部队的视察，甚至戈尔东前往战场所乘列车都与真实的历史相一致，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完全吻合，于是进而认为，作家的小说是在“感受时代”，向读者再现历史。“结构主义诗学”鼻祖雅可布森研究帕氏早期的散文时曾指出，帕氏作品具有“诗人的散文”[26]（проза поэта）的特质，“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是伟大诗歌时代诗人的散文，它的所有特征都源自于此”[27]。法捷耶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帕氏创作中的文学双语现象，通过考察诗歌与散文这两种语言的交替，她指出小说在创作风格上兼具诗歌与散文的双重特征。她对作品语言的语音组织（如拟声、韵律、元辅音重复）、修辞手法（如隐喻、象征）等方面深入分析后得出结论：“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语言毫不逊色于诗歌语言，因为散文和诗歌在创造形象性上有着同一个来源，这就是在语言艺术家的笔下用来表现所有细腻思想的话语。”[28]利哈乔夫院士在《关于鲍·列·帕斯捷尔纳克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思考》一文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不能将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作品简单地归结为普通意义上的某种文学体裁，它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精神自传”“抒情自白”，有着“史诗小说”和“小说—抒情诗”的典型特征[29]。

在1988年6月15日《文学报》举办的“《日瓦戈医生》：昨天与今天”的圆桌会议上，与会专家们对小说体裁的界定真可谓众说纷纭：“社会小说”“诗人小说”“政治小说”“歌剧小说”“哲学小说”“寓言小说”等不一而足，但这些都未能准确地概括出帕氏小说的文体特征，直到今天，这部小说的体裁都是学界尚未解决的问题之一。目前俄国研究者比较一致的观点为：“（该小说）是一种主要以抒情手段建构叙事文学的尝试。”[30]奥尔利茨基（Ю. Б. Орлицкий）和阿尼索娃（А. Н. Анисова）两位研究者还为小说冠上了新的名称“прозиметрум”（诗文合璧体），即诗歌与散文的集大成者[31]。

2. 作品建构

“评论家拉扎连科认为，《日瓦戈医生》有一个锥形结构。所有的线索都为塑造一个小说中心人物形象——日瓦戈医生服务，这是锥体的最顶端。”[32]拉扎连科的锥形结构是就人物和情节安排而言的，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是，他不但肯定了小说拥有多层次的叙述结构，而且还论证了帕氏眼中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这对重新评价小说的艺术手法和人物体系都具积极意义。

苏哈诺娃尝试从音乐方面理解帕氏的建构手法，在《〈日瓦戈医生〉的文本结构》一书中她写道：“小说是一部类似于马勒风格的宏大交响乐——数个主题齐头并进。小说的建构逻辑正具有音乐的特征，因此也就不必期待情节与现实生活完全相同。”[33]这位语言学家从词汇—语义和情节主题层面对小说结构进行了剖析。作者使用文本语义场理论，通过对“暴风雪”“大地”“蜡烛”等形象和主题的分析，发现小说中存在着不断重复与变奏的主题群，这些主题群或从文本内部自发生成，或由外部文本引入而来，作品建构因而呈现两大特点——音乐性与绘画性，前者让小说的主题如音乐般不断地进行变奏，后者则说明小说具有俄罗斯绘画与宗教圣像画方面的艺术特性。苏哈诺娃继承了音乐专家、语言学家伽斯帕罗夫的研究手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者就认为“在寻找帕斯捷尔纳克的音乐主题过程中所要注意的不是素材，而是其作品的内部结构”[34]，作品结构的交织与叠加，小说情节上的“偶合”（совпадение），“事实上比复调音乐结构的多条线索与和弦的相符还要令人惊讶”[35]。

弗拉索夫的专著《日瓦戈医生的诗歌》则重点探讨小说第十七章“尤里·日瓦戈诗作”与散文叙事情节在作品结构上的联系。作者认为，小说兼有客观史诗叙事和主观抒情叙事这两种叙事类型，包含了艺术话语的两种形式——散文与诗歌。“尤里·日瓦戈诗作”对于整部小说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意象塑造上都起着重要作用。“尤里·日瓦戈诗作”与小说的散文叙事在结构上是一个整体，两者因统一的主题思想而紧密相联系。这些诗作使得散文叙事里出现的诸多意象和象征似乎又一次获得了生命，历史叙事也因此上升到崇高的精神维度。弗拉索夫还认为这25首诗歌的顺序也不是作家随意排列的，这些诗歌拥有自身独特的机理结构与情节变化，其内在的诗学时空与作品主题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在这些诗作中，帕氏将日瓦戈当成自己的合著者，以“抒情作者的形象”阐发自己对大自然、爱情以及《福音书》的看法。

另一位研究者叶萨乌洛夫（И. А. Есаулов）则借助俄罗斯文学中的复活节原型来研究帕斯捷尔纳克的布局谋篇，他将小说的篇章结构与东正教复活节原型中的“基督中心主义”思想巧妙地联系起来，认为“小说的结构是对复活节和新生命在艺术上井然有序的一次朝圣”[36]。叶萨乌洛夫是著名的文化和文学研究专家，擅长从俄罗斯东正教思想和精神传统方面解读俄国文学作品。他将小说结构与复活节原型结合起来理解，开辟了从文化角度揭示小说艺术建构的新途径。

3. 人物设置（及其原型）

小说包含大量《福音书》情节，帕斯捷尔纳克创作《日瓦戈医生》时曾经写道：“这是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表现我对艺术、对《圣经》、对历史中的人的生命以及对其他等等事物的观点的作品。”[37]弗雷登别尔格（О. М. Фрейденберг）甚至将它称作另一种类型的“创世记”，许多俄国学者不约而同地都将目光聚焦到小说人物的宗教特征上。康达科夫（И. В. Кондаков）指出：“基督性格的特点，他的旅途、传道、十字架受难，及其死后的复活，所有这些都清晰地投射在日瓦戈医生的小说世界、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的思想题旨和哲学观点上。”[38]关于日瓦戈医生具有基督性的观点获得多数学者的认同。阿鲁秋尼扬（Т. В. Арутюнян）写道：“首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与耶稣基督一样——是灵魂的医生。”[39]从语言学角度上看，主人公的姓氏Живаго（日瓦戈）与形容词живой（活着的）所属格的形式相同，而在教会斯拉夫语的经书中该形容词是名词Бог（上帝）的修饰语。伽斯帕罗夫解释说：

日瓦戈的名字源自教会斯拉夫的《福音书》：“永生神的儿子”（马太16：16，约翰6：69）。因此，在这个名字里，形容词第二格变成了名词第一格，用于修饰耶稣基督的词汇成为了世纪初知识分子的名字，还带有典型的“莫斯科人”的发音。[40]

斯韦特兰娜·谢苗诺娃（Светлана Семенова）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日瓦戈名字本身就有一种生命的气息，而且字面上亦重复着古斯拉夫语的修饰语‘永生神’。”[41]除了日瓦戈，研究者还发现其他人物形象也都含有基督教的特征，如斯米尔诺夫将安季波夫与反基督联系在一起，认为“安季波夫－斯特列尔尼科夫将不属于他的‘末世审判执行者的角色’揽在了自己身上”[42]。谢苗诺娃将女主人公拉拉与抹大拉的玛利亚联系起来，认为“小说中的拉拉就是诗歌中抹大拉的玛利亚”[43]。一些研究者还认为玛琳娜和谢拉菲玛·东采娃身上也有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影子。有学者在分析其原因时指出，帕斯捷尔纳克入住“作家村”以后，从不收听广播，也不阅读报刊，几乎将自己与外界隔绝，时常埋首于《福音书》之中，创作《日瓦戈医生》时作家参考的正是《圣经》的叙事结构[44]。俄国诗人、语言学家谢达科娃（О. А. Седакова）早就说过：“‘俄罗斯长篇小说’的骨子里通常都藏有某种类似于寓言的东西。”[45]因此对俄国读者来说，小说人物的宗教特征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也有部分学者反对这种类比手法，苏哈诺娃就写道：

我们认为，对诗歌和小说中的形象进行同义对比并不正确，例如日瓦戈——基督，拉拉（或玛琳娜）——抹大拉的玛利亚，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使徒，马克尔一家——普通大众，瓦夏·布雷金——堕落的学徒，科马罗夫斯基——撒旦，等等。[46]

在她看来，如果将小说人物纳入宗教体系就容易犯形而上的错误。作品中共计240多个人物形象，大多都不具有宗教特征，其中还有宗教排斥主义者，如叶夫格拉夫、桑杰维亚多夫等。

此外还有研究者从历史真实人物出发，结合帕氏创作背景和文本联系考察人物形象，例如斯米尔诺夫在《神秘小说〈日瓦戈医生〉》中对科马罗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加利乌林=尤苏波夫、帕雷赫=施蒂纳、叶夫格拉夫=普加乔夫进行了论述。他将小说中的人物与自己选定的对象进行比照，找出了两者的共同特征以及文本之间的联系。例如科马罗夫斯基的日常生活与马雅可夫斯基完全相符，两人由于害怕传染疾病都把住地打扫得特别干净，他俩都是牌迷，科马罗夫斯基喜欢在库兹涅茨基大桥闲逛，马雅可夫斯基也是如此，关于这一点帕斯捷尔纳克在自传体散文《安全保卫证书》中就有过描述；而叶夫格拉夫和《上尉的女儿》中的普加乔夫一样十分神秘，他们都在不同寻常的时刻出现在主人公身旁，如日瓦戈与叶夫格拉夫相识于暴风雪中，日瓦戈患伤害时梦到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去世前后者还曾出钱救助等，种种情节与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中普加乔夫与格利涅夫之间的关系十分类似，具有典型的俄罗斯童话故事中神秘“帮手”的特点。另一位研究者索科洛夫（Б. В. Соколов）在《日瓦戈医生何许人也？》一书中认为，小说的人物来自于作家的现实生活，维杰尼亚平的形象有别雷和斯克里亚宾的影子，斯特列尔尼科夫的原型是马雅可夫斯基，日瓦戈医生则如帕斯捷尔纳克本人所言，有作家、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四个人的影子，主人公钟爱的三位女性分别来自作家的两任妻子和情人伊文斯卡娅。作者重在揭秘小说中的人物原型，而未对人物形象进行必要的分析，因此这种考证对理解作家的人物设置的作用实在有限。

4. 情节和时空安排

谢格洛夫（Ю. К. Щеглов）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借鉴了西方作家常用的叙述手法——惊险—传奇情节技法[47]（авантюрно-мелодраматическая сюжетная техника），小说中的诸多“偶合”具有明显的刻意安排的痕迹，它们经常发生在故事的高潮点或转折期，其目的并不仅仅是服务于作品的情节设计，而且还是为了表现作家的哲学观、文艺观乃至宇宙观。作者经常将主人公的“偶合”安排在莫斯科以外的地点，如西伯利亚：在梅柳泽耶夫，拉拉、加利乌林与日瓦戈医生的短暂相处；在尤里亚京的图书馆，拉拉和日瓦戈医生的再次相逢；在瓦雷基诺，日瓦戈医生与斯特列尔尼科夫的彻夜交谈；甚至在火车上，日瓦戈医生都会碰到想法奇特行为怪异的人物等。这种安排凸显出作家将西伯利亚置于整个世界图景下的宏大叙事。叙述者还经常故意对读者隐瞒已经出现过的人物和情节，在两个貌似不同的人物或故事描述中读者常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例如安季波夫“假死”后以红军指挥员斯特列尔尼科夫的身份出现在小说中；加利乌林（Галиуллин）逃离梅柳泽耶夫后似乎在作品中销声匿迹了，然而事实上，人物谈话中常提到的盖卢尔（Гайлуль）、加列耶夫（Галеев）、加利列耶夫（Галилеев）、加列沃伊（Галевой）等名字其实指的就是加利乌林。这种暂时掩盖事实真相，不直接指明人物之间或故事之间有所关联的叙述手法被谢格洛夫称之为“暗合”（замаскированное тождество），它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满猎奇的愉悦。在叙述视角方面，谢格洛夫指出，作者采用全知型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同时也穿插人物视角，视角上的转换一方面配合作者“暗合”的叙述手法，令读者对情节产生浓厚兴趣，另一方面也使叙述者不着痕迹地铺展开典型的狄更斯式的意外情节。[48]

文本的叙事时空也是研究者们感兴趣的领域之一。西尼亚夫斯基（А. Д. Синявский）将该作品的叙述时间分为“物理时间”和“生理时间”。前者指历史发展进程，用来衡量人们生活中的事件，后者则与人物内心的成长和完善相关，指主人公的精神历程。“在‘生理时间’中对他（指日瓦戈——本书作者注）来说就是《新约》和《旧约》，世界文学和艺术。”[49]苏哈诺娃认为，《日瓦戈医生》的艺术世界具有永恒的特征，帕斯捷尔纳克使用未完成体动词现在时描绘过去发生的事件，让曾经的故事仿佛历历在目，使用完成体动词过去式描绘即将发生的故事，以造成一种仿佛已然发生的效果。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作家笔下被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50]在叙事空间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前者指具体的事件发生地，后者则上升为哲学层面上的自然和宇宙。叙述者有时故意模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使得二者在文本中更加相得益彰。布洛夫指出，小说所包含的五种亚文本将艺术世界分割为莫斯科（战前时期、革命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过渡地（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场）和东方（乌拉尔）三个时空，主人公的空间移动具有童话故事的特点，如同历险或寻找真理的过程。[51]而斯米尔诺夫则对小说时空上的乌托邦特征给予了关注，他首先指出帕氏对二月革命的描述就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此后又证明了尤里亚京、瓦雷基诺等地点都具有乌托邦的特点，例如比留奇位于沼泽之中，济布申诺隐藏在森林里，尤里亚京建在山上，“乌拉尔在帕斯捷尔纳克小说中表现为这样一个地点，其中总是暗含着理想国的各种设计方案”[52]。

5. 文本间性

文艺理论家伊戈尔·斯米尔诺夫认为：“文艺作品的意义借助于完整地或者部分地引用另一文本而形成，这一文本在那位作者的创作中、相关的艺术、对话或者以前的文学中可以找到。”[53]一部单独的作品“只有在它的互文联系中才能够得以阐释”[54]。文本间性（又译互文性）作为信息的载体，是帕氏在言论不自由的时代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日瓦戈医生》的“新生”在某种程度上即源自作者蕴藏于文本中的“隐秘话语”，对小说文本间性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出帕氏对俄罗斯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态度。

俄罗斯学界对《日瓦戈医生》文本间性的研究主要涵盖四点：

其一，小说内部的文本联系——主要指“尤里·日瓦戈诗作”（第十七章）与散文叙事文本（前十六章）的关联。多数学者都认为有必要研究小说内部的互文，因为诗歌内容与日瓦戈人物命运的散文叙事部分紧密相关，前者多含对后者的暗指与隐喻。例如日瓦戈见到拉拉之前在侍从街看到安季波夫屋外窗台上蜡烛的情景，此后蜡烛不仅成为散文叙事里的重要意象，而且也是《冬夜》一诗中反复吟咏的对象：“桌上燃烧着一枚蜡烛，蜡烛在燃烧……”诗中蜡烛与暴风雪的主题揭示了散文中个人与革命相对立的思想。再如《分离》一诗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拉拉被科马罗夫斯基骗走后日瓦戈神情恍惚的片段，只不过在散文叙事部分叙述者直接走进主人公内心世界，以人物视角表达真实感受，而在诗歌中作者摆脱“抒情主人公”的束缚，从外部审视主人公的内心。

其二，小说与俄国及欧洲经典作家作品的互文。这些作家通常包括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勃洛克、别雷、马雅可夫斯基、莎士比亚、歌德、狄更斯等人。例如苏哈诺娃通过对比普希金“暴风雪”的形象，发现“在普希金和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暴风雪这一形象中不仅有着题材上的相似，而且还有着以换说形式出现的文本呼应”[55]。在故事情节上，她也发现小说与普希金的一篇未竟之作、契诃夫的《草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都有文本上的联系[56]。

其三，小说与俄国神话传说、童话故事等民间文学的文本联系。作家之子叶甫盖尼·帕斯捷尔纳克（Е. Б. Пастернак）指出，帕氏创作小说时对童话理论做过专门研究，曾仔细阅读过普罗普的《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一书。青年学者布洛夫结合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将小说纳入俄罗斯童话故事结构模式；不仅如此，他还对小说的故事情节与普罗普的“功能项”做了比照，既探讨了神话传说、童话故事等俄罗斯民间文学对作家的影响，又研究了小说的艺术空间。[57]他的研究成果备受俄国专家的肯定，其专著《解读〈日瓦戈医生〉的童话钥匙》获学界较高评价。

其四，小说与《圣经》（主要是《福音书》）的互文。文学批评家阿纳托利·皮卡奇（Анатолий Пикач）曾说：“《圣经》对于诗人（指帕斯捷尔纳克——本书作者注）不是一个生硬的文本，而是一本人类的记事簿。”[58]小说不但采用《圣经》的书写结构，而且在叙事情节上也与《福音书》多有互文。例如日瓦戈安慰生病的岳母安娜——很像耶稣基督行医的情景，有学者认为东采娃给日瓦戈理发时差点割破喉咙的情节是对先知约翰之死的指涉[59]，“尤里·日瓦戈诗作”中就有6首与《圣经》的内容有关：《圣诞夜的星》《神迹》《受难之日》《抹大拉的玛利亚I》《抹大拉的玛利亚II》和《客西马尼园》，共反映了《圣经》中的18个相关情节。

除此之外，部分研究者还强调作品与欧洲及俄国哲学思想上的关联。例如斯米尔诺夫在《神秘小说〈日瓦戈医生〉》中指出，帕氏小说遵循的正是哲学小说的一般规则，将“历史的生命”与乌托邦相对立，“它是建构非拟人化文本的一种尝试”[60]。阿鲁秋尼扬将帕斯捷尔纳克与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费奥德罗夫等俄国哲学家的思想相联系，因为《日瓦戈医生》有关自由、历史、永恒、复活等观点常见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哲学家的著述之中。显而易见，俄国学界对这部作品的叙事诗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者们不仅继承了本土的文本分析传统，而且还吸纳欧美叙事学新成果，力求更加全面地展示出《日瓦戈医生》的艺术价值。从以上的综述和归纳中可以预见，俄国学界对该小说的叙事诗学研究大体会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第一，以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将艺术文本分析和语言研究进一步“深耕细作”，即深化作品叙事和语言层面的具体研究。如近年学界对作品最后一章“尤里·日瓦戈诗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诗中象征等手法的分析越发精细，大有以诗歌语言分析为切入点揭示小说主题思想的趋势。俄罗斯有学者指出，探讨小说中诗歌文本的故事机制、时空特色、结构规律和辞章变化将是帕氏小说细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第二，将叙事学、文学修辞学、语言学视角与文化、哲学、美学等视角相结合，以进一步拓展文本分析的话语空间。帕氏不仅是一位诗人、小说家，而且是一位哲学家和艺术家，年轻时代对新康德主义哲学的痴迷以及在音乐和绘画方面的造诣使他在《日瓦戈医生》中巧妙地将哲学阐释、艺术审美和语言创作结合在一起，小说研究者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有必要从多维视角进行综合研究。

第三，在叙事学、文学修辞学和语言学的领域里，不断出现一些新视角、新范畴、新观念被用来进一步揭示作品艺术建构的机制和功能。例如尝试运用文本“游戏理论”分析帕氏笔下“铁路”“森林”“星空”等传统母题，使用修辞叙事学观点探讨帕氏控制读者阅读的效果以及读者和作者的文本距离等，这些都将是大有可为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二）该论题在欧美及其他国家的研究状况

欧美学者对《日瓦戈医生》的关注远早于俄国语文学界。据别洛娃（Т. Н. Белова）统计，早在1988年苏联出版小说之前，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著述已达1600余种[61]。从研究特点上看，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在欧美等国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研究者较少关注作品的美学内涵，大多从文化角度解读文本母题；20世纪80—90年代开始注重小说的文体和叙事学研究，并逐步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和结合；21世纪以来的突出特点是研究方向上的细化和深入。

小说在西方面世之初，英国研究者斯图尔特·汉普郡（Stuart Hampschire）就在《〈日瓦戈医生〉：失落的文化》一文中指出，帕斯捷尔纳克多年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这对小说家创作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此语系西方最早对帕氏小说修辞特征所做的论述。作者还指出，小说的故事未按逻辑发展，是因为作者意图在文本中表现出“超自然力”对人类生活的影响。[62]然而遗憾的是，汉普郡并未明确指出，“超自然力”究竟指的是宗教还是政治，抑或是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稍后美国学者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运用神话诗学分析法，从隐秘象征的角度分析小说的叙事[63]，他认为小说具有浓郁的“文化恋母情结”，拉拉即“俄国文化的女神”，是俄罗斯大地母亲的象征。威尔逊研究的特点是热衷于对作为象征的词汇、称名等进行解码，如他将小说中多次出现的竖有广告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Моро и Ветчинкин）的十字路口看作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与苏联文化的交叉路口，书中反复出现的拉拉梦见自己埋在土里的意象喻指凤凰涅槃和死而复活。[64]移居英国的俄罗斯侨民学者维克多·弗兰克（Виктор Франк）1959年写了一篇《四维的现实主义》论文，分析的重点是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该文考察了帕氏小说中人物与作家生平之间的联系，例如日瓦戈的形象中暗含作家青年时代好友萨马林的命运，小说主人公还具有哈姆雷特、圣乔治和基督三位一体的特征。关于小说的叙事弗兰克这样写道：

帕斯捷尔纳克在现实衰变的时代创作了这部小说，在它所反映的那个世界里仅存着一息非附加的、非日常生活中的赤诚之力——这种赤诚几乎已被剥夺殆尽，而这正解释了他的“种种怪异”：“时序的模糊”，自传一词在精神上的意义，诸形象的飘忽不定……[65]

此后弗兰克还从哲学和宗教神学的角度诠释了小说中“水”这一意象的象征意义和帕氏创作中的泛神论思想。[66]另一位著名的俄侨思想家斯捷蓬（Ф. А. Степун）准确地评价了帕氏小说创作的文学和哲学来源。他认为小说的叙事风格与俄国传统小说和西欧小说都不同，该小说结构具有“超自然主义”和“超心理学”的特征，作家将自己对世界命运、人类生活、大自然和艺术使命的思考融入作品叙事，“小说最后所附的具有崇高精神的美妙诗篇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在帕斯捷尔纳克与基督教之间存在着一种超哲学和超美学的关联”[67]。

20世纪60年代初，曾经与作家有过通信交往的几位青年研究者逐渐崭露头角。例如法国斯拉夫学家、小说法文版译者奥库蒂里耶·米歇尔（Aucouturier Michel）认为帕斯捷尔纳克与普鲁斯特拥有相似的“风格追求”，两者不仅在语言上都不拘泥于形式，喜欢使用隐喻，而且在对世界的看法上亦充满新奇的观点；就帕氏整个创作而言，《日瓦戈医生》无疑证明了作家努力简化早期创作中冗繁的表现手法，将抒情诗歌中隐喻的直义摆在了首要地位。[68]1961年，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出版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三重世界》（The Three Worlds of Boris Pasternak）一书，在书中作者从人物形象、宗教主题方面考察了小说的叙事艺术以及俄国哲学思想家费奥多罗夫对帕氏小说创作的影响。在他看来，“日瓦戈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是一个动荡时代具有反抗精神但又无力改变世界的人，因此他唯有承受罪恶，“完成死亡的复活”[69]。1975年，法国举办第一届帕斯捷尔纳克国际研讨会，由于苏联学者拒绝参加，与会专家主要来自欧美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西尼亚夫斯基与拉扎尔·弗列依什曼[70]（Лазарь Флейшман）共同主持了开幕式。西尼亚夫斯基曾是《新世界》杂志主要评论者之一，20世纪70年代初因苏联政府迫害而移民法国，长期致力于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人的研究。他认为，“类型化”不适用于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日瓦戈医生》是在自由的形式中叙述着有关自由的征兆，因此“与上世纪（指19世纪——本书作者注）经典小说所不同的是，帕斯捷尔纳克叙事中的个性特征不再有心理、社会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十分明确的界限……”[71]1976年，斯德哥尔摩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研究论文集，其中有一篇是瑞典研究者博丁（Per-Arne Bodin）研究小说中九首宗教题材诗歌的论文。他曾前往莫斯科佩列杰尔基诺（Переделкино）作家故居查阅帕氏关于《圣经》《福音书》的札记、作家生前随身携带的关于宗教仪式的摘录等资料，并得出帕氏小说具有基督教绘画特征的结论。[72]马克·斯洛宁（Marc Slonin）在文学史专著《苏维埃俄罗斯文学》（1977）中指出，作家在《日瓦戈医生》中以自然场景、人物对话和个人思考为手段联通了整部作品，几乎回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心理分析手法。

就研究方法和内容而言，上述研究者的论述具有两大特色：第一，注重作家生平和历史的研究，论述者大多将小说与作家生平相联系，将小说看作俄罗斯历史的映照；第二，着眼于作品的宗教神学阐释，将小说与东正教、《圣经》相联系，努力挖掘作品的宗教内涵和神学意义。

20世纪80年代欧美掀起新一轮《日瓦戈医生》研究热潮，美国研究者埃利奥特·莫斯曼（Elliott Mossman）结合7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后结构主义和新自然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研究方法分析小说中的隐喻手法，将小说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做了比较，指出托翁在叙事中运用的是历史隐喻，而在帕斯捷尔纳克的笔下起主导作用的则是生态隐喻（biological metaphor），自然与历史是作家的“第二宇宙”，“植物王国”不仅指历史的进程，而且喻指生命的变化，主人公棺椁前怒放的鲜花即是生命永恒的象征[73]。另一位美国学者密歇根大学教授马利克（Guy de Mallac）关注的是帕氏小说创作手法，他认为，与福楼拜的现实主义相反，这部小说不遵循严格的因果逻辑，并未追求客观与公正，而是将个体经验作为艺术世界的基础，努力抓住个体经验的宏大性与复杂性，属于后现代的现实主义，“正是现实主义之感使得帕斯捷尔纳克认为散文优于诗歌”[74]。1981年作者还出版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他的生活和艺术》（Boris Pasternek：His Life and Art）一书。1984年5月耶路撒冷举办第二届帕斯捷尔纳克国际研讨会，1989年出版会议论文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时代》（Boris Pasternak and His Times）。其中英国研究者安吉拉·利文斯敦（Angela Livingstone）《帕斯捷尔纳克与〈浮士德〉》[75]一文从歌德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影响入手，将日瓦戈与浮士德作了对比分析。1989年她出版专著《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详细地阐释了小说的风格。亨里克·伯恩鲍姆（Henrik Birnbaum）在《〈日瓦戈医生〉诗学的深层思考：结构、技巧和象征主义》（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Poetics of Doctor Zhivago：Structure, Technique and Symbolism）一文中主要阐述了四方面内容：散文叙事与“尤里·日瓦戈诗作”之间的关系、文本体裁的问题、换喻与隐喻的功能、作家“朴素”的写作风格。作者认为，换喻和隐喻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修辞手法，作家借此将日瓦戈医生的生活体验诗化地表达出来；“尤里·日瓦戈诗作”不但拓展了散文的深度，而且将主人公的命运转化成神话，蕴含着宗教象征。1989年2月帕斯捷尔纳克研讨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是俄罗斯本土第一次举办此类大型国际会议，弗列依什曼、科佐沃伊（В. Козовой）等欧美学者参与了讨论。美国学者弗列依什曼对比《日瓦戈医生》与帕氏30年代创作的中短篇小说，指出作家40年代小说创作风格的转变：

如果说创作《柳威尔斯的童年》时作者从手稿中删除了大段对于小说而言太过抽象的哲学和心理教育学专题的议论，那么如今在经历《帕特里克手记》的失败之后，着手撰写《日瓦戈医生》则标志着对哲学主题的回归——但不是在叙述层面，而是在人物的简短对语的形式中。[76]

移民美国的苏联文学研究专家勒热夫斯基（Л. Ржевский）细致地分析了小说中的人物语言、作者语言以及叙事风格，在《〈日瓦戈医生〉的语言与风格》一文中他区分出作家的两种风格：“相对于主观之‘我’的中立叙事”和“与‘我’的主观表达直接相关的小说叙事风格”，前者具有客观色彩，仅仅交代事件始末、情节发展、故事场景以及人物活动，后者又被勒热夫斯基称为“内心表现力的风格”，具有帕氏早期诗歌风格的特征，能动地传达作者的主观情感。[77]

1990年是帕斯捷尔纳克100周年诞辰，牛津大学举办了帕斯捷尔纳克国际研讨会，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贝恩斯（Christopher Barnes）在所作的学术报告中指出，帕斯捷尔纳克对狄更斯有着浓厚兴趣，《日瓦戈医生》明显包含有“狄更斯式情节”[78]。此后各国经常举办类似的专题讨论会，几乎每次会议都会推出新的研究成果。例如1991年在德国马尔堡召开的研讨会上，德国研究者埃丽卡·格雷贝尔（Erika Greber）认为帕氏小说的创作手法是一种记忆—诗学（мнемо-поэтика），即将思想与情景定位在记忆中并将它们移植到文学创作中，以城市形象为例，它在小说中犹如历史记忆的载体，是一个“多层羊皮书的形象”（образ многослойного палимпсеста），因此作家创作小说和诗歌的过程犹如记忆术的艺术（искусство мнемоники），是对脑海中历史的回忆[79]；再如1998年，在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举办的讨论会上，瑞典青年学者苏珊娜·维特（Susanna Witt）阐述了小说中的拟态问题（又称保护色问题，вопрос мимикрии），即“机体外部适应周围颜色的问题”，在报告中她从三个方面展示了作家运用的拟态手法，包括主人公观察思考生活和某些行为的特征、文本本身的修辞特色以及物体生命的描写（例如日瓦戈在游击队伍里沉睡于森林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而未被叛变者们发现）。苏珊娜·维特认为，和索洛维约夫的美学思想一样，帕斯捷尔纳克的拟态成为了一种艺术本质的形象。[80]

可以看出，20世纪80—90年代小说的叙事研究进入多元发展时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运用新产生的叙事学理论进行文本细读，如英国学者尼尔·康韦尔（Neil Cornwell）在专著《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的远景》（Pasternak's Novel：Perspectives on“Doctor Zhivago”, 1986）中使用超小说思想（ideas of metafiction）论述了作品的时间与空间、叙述技巧、读者的作用等问题。而且，这一时期的研究者更加注重研究方法上的更新，开始探索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如上文的记忆—诗学来自心理学，拟态问题来自生物学。

21世纪以来，各国学者对《日瓦戈医生》的分析和研究呈现出精细化的趋势，研究者注重从某一细微角度考察小说的叙事学特点。例如瑞典专家苏珊娜·维特以小说中的大自然为研究方向，并且把目光聚焦在森林的形象上，专论小说的空间；丹麦学者詹森（P. A. Jensen）重点研究“尤里·日瓦戈诗作”的时间，他认为诗集在内容上具有一年四季更替变化的特点，其中隐含的时间周而复始象征着永恒；德国研究者迈德尔（Renata von Maydell）与别兹罗德内（М. Безродный）深入挖掘小说中专有名词的意义，他们认为梅柳泽耶夫、比留奇和济布申诺三个地名都具有中世纪色彩，其中济布申诺（Зыбушино）与伪德米特里二世的官邸杜申诺（Тушино）谐音，其词干зыб-从语义角度分析还具有“不稳定、不长久”的含义。[81]此外还有研究者专注于帕氏小说的性别研究，如克罗地亚学者乌扎列维奇（Й. Ужаревич）等。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研究者金英兰（Ким Юн-Ран）运用西方经典叙事学理论分析小说的结构和叙述手法。她认为，要理解《日瓦戈医生》及其叙事结构，首先应考虑到作品体裁的特点，即小说包含诗歌与自传性散文双重因素，小说在艺术结构上呈现以下特点：其一，历史事件的客观性逐渐让步于作者抒情的主观性；其二，小说上部中叙述视角在不断变化，而下部中人物视角则逐渐隐退；其三，小说叙事的一个最重要特征是作者话语与主人公话语常常交汇、渗透，作者可以不经意地进入主人公意识之中，同时又不在文本中显露，这样就保持了作者视角的客观性。[82]在《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文本中的文本”》一文中她还指出：“小说中诗歌与散文文本起着相互补充或相互映照的作用。一个是另一个的元文本，阐述着相对应文本的实质……”[83]这种建立在文本细读与理论分析之上的研究对我们颇有启发。

（三）该论题在中国的研究状况

尽管在我国学术界很少有人运用经典叙事学理论研究帕氏的小说，但也有几位研究者在审美细读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

汪介之从诗学视阈对小说的叙事艺术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在《〈日瓦戈医生〉的历史书写和叙事艺术》一文中认为，这是一部书写和反思20世纪前期俄国历史的艺术作品，小说以其出色的叙事艺术，为读者呈现出一种隐喻模式中的历史投影。文中提到：

在叙事方法上，《日瓦戈医生》往往通过主人公的梦境与幻觉，运用隐喻与象征来表现人物心理、命运或人物之间的关系……它那特有的叙事艺术，使这部小说既指涉、概括、隐喻和表达了一个时代，又超越了特定的历史时代，从而成为具有某种广远而永恒的价值和“纯诗”品格的作品，并得以跻身于世界文学经典之列。[84]

张纪在《〈日瓦戈医生〉中诗意的叙述主体》一文中运用经典叙事学理论，从叙述主体的视角变化来揭示小说在形式上取得的艺术成就，“在《日瓦戈医生》中，叙述声音与叙事眼光不是同一于叙述者，而是分别存于故事外的叙述者与故事内的聚焦人物这两个不同主体之中”[85]。在作者看来，帕斯捷尔纳克使用第三人称全知式和第三人称人物视角相结合的叙述方法，既保持了自己的客观叙事，又可以不露声色地将个人情感和历史评说融入人物形象，文本中大量的对话场景不仅减缓了作品的叙述节奏，也产生了抒情的空间，这也是作家叙事特色之所在——人物精神世界的叙事。在《〈日瓦戈医生〉的细节诗学研究》一文中，作者还从小说细节描写的诗意美、色彩细节的意象化和语言细节的戏剧化三个方面探讨了作家叙事语言的特点，指出：“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特征不仅仅体现在叙述方式和表达形式上，更体现在对‘细节’具体而微地筹划和运用中，并由此构成作品写实性和诗意性的双重效果。”[86]

张晓东在专著《生命是一次偶然的旅行：日瓦戈医生的偶然性与诗学问题》中运用叙事学的思想从人物形象、故事结构、道路时空体、作品的母题和思想内涵等方面对小说的偶然性主题做了有益的探索。作者认为，在帕氏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中，历史发展并不是一个必然的存在，偶在的生命有着自由的灵魂与独立的思想，“小说正是通过普遍法则无法理解的东西的偶然性表达其最深层的本质”[87]。全书紧抓偶然性叙事这一命题，力求解决小说中最令评论家们诟病的“情节缺陷”问题。作者指出，因为在《日瓦戈医生》中，偶然性是作为一种世界观出现的，这一概念体现出帕斯捷尔纳克对历史、生活和命运的认识，作家在小说结构中设计如此之多的“邂逅”是有意为之，目的在于突出其思想上的“偶然性”意义。

上述研究者的努力填补了我国帕氏小说叙事学研究的空白。但总体而言，这方面的探索在我国才刚刚起步，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需要对帕氏创作的经典性做出有理、有力、有见地的艺术分析”[88]。唯有如此，才能揭示出帕斯捷尔纳克小说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