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 论

1.1　早期北京话的研究价值

众所周知，北京话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渊源极深，普通话不仅在语音上以北京话为标准音，在词汇和语法规则上也受到北京话极大影响。胡明扬先生在《北京、北京人、北京话》（1987）中对北京话的研究价值有着深刻的认识：“由于北京话的特殊地位，对北京话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将会成为汉语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至于对现代北京话的研究则更具有现实意义，并且也是现代汉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完全不同于对一般方言的研究。”本书所关注的清代民国时期的早期北京话正是北京话发展史的核心内容，其研究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1　对汉语史和语言接触研究的意义

北京话的历时研究无法回避北京话的来源问题，这是北京话研究中最为宏大和复杂的课题。俞敏（1984）、陈明远（1985）、林焘（1987）、薛凤生（1986）、张世方（2010c）、王洪君（2017）、史皓元（2018）等从周边方言、音韵、移民史、语言接触等多个角度提出了独到见解。然而明代以及清前期北京话文献的极度匮乏，给这个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到目前为止，北京话的形成发展历史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曹志耘、张世方，2000）尽管如此，多数研究者倾向于当代北京话成熟于清民两代。如太田辰夫在《论清代北京话》（1950）中就明确提出：“清代北京话与明代北京话相比存在断层。这可能是因为清朝占领北京城以后，使得北京内城的居民搬迁至外城，而旗人进入内城，他们的语言即成为标准语。”他在《近代汉语》（1969）中进一步指出：“在中国，近代通常指鸦片战争以后。这里指整个清代，再近一点儿，把民国初年也包含其中。这一时代是北京话形成并作为通用语使用的时代。”

在汉语史上，这是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也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这两百多年特别是清初到19世纪末这一段的汉语，虽然按分期来说是属于现代汉语而不属于近代汉语，但这一段的语言（语法，尤其是词汇）和‘五四’以后的语言（通常所说的‘现代汉语’就是指‘五四’以后的语言）还有若干不同，研究这一段语言对于研究近代汉语是如何发展到‘五四’以后的语言是很有价值的。”（蒋绍愚，2005）

笔者非常赞同两位先生的上述观点，北京话的语法系统在这段时间确实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先看太田先生对该时期北京话语法特点的系列研究。在《论清代北京话》（1950）中，他选择“儿”（如“今儿”）、“喒（咱）们”、“您”、“俩（仨）”、“别”（表示禁止、推测）、“得”（děi须要）、“多咱”、“给”（介词）、“～的慌”、“～是（似）的”、“来着”、“罢咱”等12个用法作为判断北京话的标准。据佐藤晴彦（2018）介绍，太田先生在《北京话的文法特点》（1964）中根据《官话指南》（九江书局版）和《官话类编》把北京话的特点进一步细化为8个词类、72条项目。后来为了方便研究者使用，他在《近代汉语》（1969）中把北京话的语法特点简化为以下7条：1）使用“咱们”“我们”而非“俺”“咱”来区别第一人称代名词的包括式（inclusive）和排除式（exclusive）；2）有介词“给”；3）用助词“来着”；4）不用助词“哩”而用“呢”；5）有禁止副词“别”；6）“很”用于状语；7）“～多了”置于形容词之后。并笃定地说：“北京话的条件如以上那样设定的话，北京话无疑是在清代成立的。”太田先生所总结的诸多特点多数是清代才出现的新变化，数量已经极为可观，本书还涉及代词、副词、介词、处置、被动、使令、致使等用法的一些新变化，列举如下：

（一）第三人称敬称代词：怹

（1）我姥姥您吃罢。我姥爷怹这一程子倒硬朗啊？（《燕京妇语》）

（二）长时副词：且

（2）您姥爷穿鞋省着的哪，怹一双鞋且穿哪，那儿就穿坏了。您兄弟他们穿的费着的哪，差不多儿一个月就得一双鞋。（《燕京妇语》）

（三）认识情态副词：光景

（3）你听大门外头车站住了，光景是客人来了。（《官话指南》）

（四）起点介词：且

（4）这点儿德行，我真不好说，他们这真叫作猪八戒吃炒肝儿—自餐骨肉，使这宗减心钱，吃什么也且脊梁骨下去，不得噎膈也得转食。（《大兴王》）

（五）处置标记：给

（5）刘瑾：（白）把这张状子拿去给他瞧瞧，告诉他说，做了一任好父母官，儿女百姓无恩可报，弄了这么张字纸就给怹刷下来啦！（《法门寺》）

（六）被动标记：给

（6）你真是不会说话。我若是给那猛虎吃了下去，我还能回来么？（《狸猫换太子》）

（7）所以离着城门近的人家儿的狗，是时不常儿的有给药死的。（《北京风俗问答》）

（七）被动标记：让

（8）这个票子联，向来是个无赖之徒，坑绷拐骗，无所不为。他女人是让他气死啦（必是有心胸的），略下一个孩子，今年十六啦。（《小额》）

（八）使令标记：让

（9）他老人家可讹住了，楞说小额打他啦，翻滚不落架儿，非让小额打死他不成。（《小额》）

（九）致使标记：让

（10）二爷总瞧着不入眼，说赶不上你，反到让我们担心。（《阿英》）

较之元明时期，清代民国时期北京话语法的各个子系统中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汉语史研究中理应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早期北京话在一头一尾分别经历了满汉语言融合和欧化的洗礼。1644年，满族人入关，仅过了一个半世纪，其母语即基本完成了由满语向汉语的转用。（参看季永海，2004）这无疑是汉语发展史、教学史和语言接触史上的重大事件，“关于清代旗人汉语的形成、演变的过程及其与清代老北京话的关系，以及对于现代北京话形成的影响，是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和汉语语言接触研究中需要厘清的重大问题。”（祖生利，2013）满汉合璧文献和民国北京话文献的大量存世也为研究这两个时期的语言接触提供了条件。

1.1.2　对现代汉语研究的意义

较之方言语法，普通话中一些语法现象在规律性上有所欠缺，如何区分“了1”和“了2”之类的诸多难题长期困扰研究者，推进极为缓慢。这是普通话作为研究对象的非匀质性导致的，胡明扬（1987a）指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碰到了很多困难，困难之一是研究的依据都是书面语，而现代汉语书面语却严重不纯，很不规范，夹杂着各种方言成分、古汉语成分，还有各种欧化语法成分。要从如此驳杂的对象中整理出条理来，的确是难上加难，而且即使整理出一些条理来，任何人都可以随手拣起不少‘例外’来加以非难。”朱德熙（1987）认为普通话由于包含了不同层次的复杂成分，不够均匀和稳定，称不上理想的研究对象。在文中，朱先生主张加强北京口语语法研究，认为这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基础，有三点理由，转引如下：

一、北京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基础方言。

二、北京话是几百万人口里说的活生生的“具体”的语言，不像普通话那样只是理论上存在的抽象的东西。它基本上是稳定的、均匀的。一个语法格式北京话说还是不说，大都可以找到确定的答案；因此比较容易总结出规律来。

三、研究北京口语语法，有利于我们去发现现代汉语里最根本的语法事实。例如基本句型的确认，最重要的语法成分（某些虚词和后缀）的功能，语音节律（轻重音、语调、变调）跟语法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语法研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方面。

郭锐、翟赟、徐菁菁（2017）对晚清民国时期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材料进行了大规模的统计，发现今日之普通话是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混合的产物：“混合方式是以北京官话为底子，吸收部分南京官话的词汇和语法形式，由此构成普通话的基本格局。混合主要发生在民国时期，1950年后普通话的基本格局相当稳定。”南北官话的语法形式混杂在一起，在共时平面难免会显得凌乱，欠缺规律性。如果我们能够摸清清代民国时期北京话和南方官话的词汇语法面貌，能够对普通话中相关语法形式乃至整个语法系统的形成过程有一个细致的历时梳理，无疑将会极大推动现代汉语层面的相关研究。郭锐、陈颖、刘云（2017）大量考察清中叶至民国时期北京话材料，总结出虚词“了”所经历的语音弱化过程的四个阶段：liao → lo → la → lə。而“了1”和“了2”发展并不同步：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了2”比“了1”发展快，从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则是“了1”比“了2”发展快。“了”读音变化的不同阶段，有“咯”“啰”“喇”“啦”等不同写法。该文不仅大大加深了对“了1”和“了2”的认识，也充分展示了早期北京话研究对现代汉语研究的重要价值。

1.1.3　对方言和类型学研究的价值

北京话语法特点鲜明，是方言语法研究的重要部分。胡明扬（1987a）说：“北京话作为一种地区方言有其特殊地位和特殊价值，因此对北京话的研究本身就很有意义。”近一个世纪以来，北京话语法的共时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著作方面，《国语入门》（赵元任，1948）、《中国话的文法》（赵元任，1968）、《汉语口语》（陈建民，1984）、《北京话初探》（胡明扬，1987b）、《北京话研究》（胡明扬等，1992）、《汉语功能语法研究》（张伯江、方梅，1996）、《北京口语语法（词法卷）》（周一民，1998）、《现代北京话研究》（周一民，2002）、《北京话中的“着”字新探》（刘一之，2001）较有代表性，最新的成果有《北京话口语中话题结构的功能认知研究》（刘林军，2010）、《老北京土话语法研究》（卢小群，2017）以及郭锐先生主编的《早期北京话研究书系》等。

在论文方面，下面一些前辈时贤的研究有一定代表性：赵元任（1926）、朱德熙（1980、1982a）、胡明扬（1981、1987b）、俞敏（1988、1989）、马希文（1987、1983、1988）、孟琮（1983、1986）、崔永华（1988）、陈刚（1957、1984）、周一民（1991、2003）、徐世荣（1992）、徐丹（1989、1995）、劲松（1989、1992）、贺阳（1994）、方梅（1994、2011）、董树人（1994）、陈妹金（1995）、陈泽平（2004）、彭宗平（2004）、刘祥柏（2004）、李咸菊（2009）、郭风岚（2009）、张世方（2010b）、乐耀（2010）、刘林军与高远（2010）、白鸽等（2012）。

由论文数量不难看出，北京话口语语法研究还较为薄弱，曹志耘、张世方（2000）分析这种局面主要是认识的偏差造成的：“北京话语法的研究与语音研究相比显得十分单薄，甚至不及词汇研究。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人们以为北京话语法和普通话语法没有什么区别而对此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当然，这跟长期以来语法学界多注重书面语语法的研究而忽视口语语法的做法也有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普通话对北京话的同化速度在日益加快，无疑更加深了这种误解。而方梅先生近些年的系列研究则显示，当代北京话仍蕴含着巨大的研究空间，对汉语方言语法和类型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如《北京话儿化的形态句法功能》（2007）就发现了北京话中的儿化可以自指，单纯作为名词化手段，功能在于改变词类，已经可以作为一种句法屈折手段。《北京话里“说”的语法化—从言说动词到从句标记》（2006）则通过考察“说”在共时层面的变异，得出两条具有类型学价值的演变路径：1）言说动词＞引语标记＞准标句词＞标句词；2）言说动词＞话题标记＞例举标记＞条件从句标记＞虚拟情态从句标记。《指示词“这”和“那”在北京话中的语法化》（2002）重点讨论了“这”由指示词用法发展出的定冠词用法，并结合南方方言中的同类现象对汉语定指标记的虚化路径进行了总结和分类，对类型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做了很好的补充。在三篇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做出了重要的论断：形态句法（morphosyntax）范畴的萌生是当代北京话较之早期北京话的重要 变化。

将语法化和话语分析相结合，在互动语言学和类型学的视角下，通过对共时变异的研究透视历史演变的过程和动因，方梅先生所倡导的研究思路对于方言语法研究，尤其是历史文献匮乏的方言，具有方法论意义。而北京话、吴语、闽语等早期语料较丰富的方言，也可展开相应的历时研究加以验证。得益于特殊的历史地位，北京话存世的早期语料数量最为丰富，可以对敬称代词“您”、被动标志“让”“给”等一些重要的语法现象展开系统的溯源研究。此外，尽管很多用法已在当代北京话中消失（如认识情态标志“光景”“作兴”“高兴”“巧了”等），但它们的发展轨迹在清代民国北京话文献中保存得十分完整，同样具有极高的类型学价值。以本书的研究对象为例，在世界语言中，有敬称代词的不算多，对“您”，特别是“怹”的溯源研究可丰富敬称代词的来源。视觉传信用法“光景”向认识情态用法的发展则用实例证明了传信范畴和认识情态的内在联系。而“给”兼表被动和受益的语言事实则对Croft（1991）的“致使顺序假说”提出了挑战。和北京话中的“给”一样，很多方言中的处置标记也兼有给予义动词或与事介词用法，研究者们提出了诸多假设，本书将利用大规模早期语料进行检验。

综上所述，清代民国时期的早期北京话有着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存世语料虽然在挖掘整理上存在着一定难度，但数量上是极为可观的，可为研究提供一定的支持。在下一节研究综述部分我们将会看到，受到观念和材料的制约，国内早期北京话语法研究还相对薄弱。近些年来，在蒋绍愚、江蓝生、张卫东、郭锐、张美兰等先生的大力倡导下，清代民国时期的北京话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在打破材料瓶颈后，一定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