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群众性的“科研”活动

“大跃进”年代，不仅在工业、农业的生产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教育领域也不例外，燕园内不时响起“破除迷信”的口号，掀起群众性教学、科研运动的热潮。经济地理专业师生做了以下几件事：

（1）进行教学改革，把区域经济地理课程作为试点，让学生走上讲堂，讲述部分区域经济地理课的内容。仇为之先生从56级挑选几个学习较好的学生，每人准备一节课的教学内容，为55、56级讲述四川等区域经济地理的特点以及“大跃进”期间生产布局出现的新面貌。这种方式看似“破除教师权威”，实则颠倒社会合理的分工，让学生充当老师并不能提高教学质量。

（2）借鉴北大中文系55级学生编写《中国文学史》的经验，经济地理专业的学生也纷纷试图编写新的教材或专业书籍。如前所述，55级学生在长江水运网实习调研的基础上，成功地编写了25万多字的《中国河运地理》一书，并由商务出版社出版；56级学生敢想敢干，提出要编写《中国工业地理》。仇为之先生拿出他多年的讲稿，为大家提供必要的写作资料，鉴于学生知识水平有限，该书的编写半途而废。在仇为之、魏心镇老师的指导下，57级学生则根据毛主席对“十大关系”的论述，提出要总结新中国工业布局的思想。经充分讨论，由57级汪一鸣执笔，写出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工业布局思想”文章，1960年在《地理知识》杂志上发表，并在当年北京市地理学会年会上宣读，总算放了一个小“卫星”。不过，该班企图将俄文版的《苏联工业地理》翻译出书，也因学生的俄语水平参差不齐，书稿被出版社退回。

（3）超声波的实验及复印技术的尝试。1960年4月，校、系领导突然传达北京市委的指示，要求全校停课开展“超声波大会战”。对未学过大学物理课程的经济地理专业师生来说，搞不清什么是超声波？为什么要搞超声波实验？如何才能制造出超声波发生器？超声波与地理有何关系？其实，这一系列问题连传达上级指示的系领导也是一头雾水。为了贯彻上级的意图，地理系师生只好将野外实习用的军用水壶加热，利用水蒸气震动刀片的简陋设备充当超声波发生器进行“实验”，结果烧坏了不少水壶却一事无成。不到一个月，这种群众科研运动很快就走到尽头。此期间倒是有一项值得提及的“科研”——由55级学生的彭三宝提出的“复印技术”研究，为了便于搜集经济地理资料，他设想将一张涂有化学药品的纸张放在报纸、杂志上面，就能将需要的资料复印出来。这一奇想得到系里大力支持，专门从55、56级抽调人员，在11斋的二楼建了一个神秘的实验室。虽然最终流产，至少表明当时他的想法相当“超前”！

（4）西部干旱地区的地理考察。从59年开始，在系主任侯先生的率领下，经济地理专业55、56、57和58级的部分学生参加了宁夏、甘肃、内蒙古地区的古代人类活动及沙漠治理的调研。该调研一直持续到80年代。此举推动了我校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同时也成为历史地理重要的研究方向。教研室先后参加的老师有林雅贞、王北辰、徐兆奎等。通过考察，侯仁之先后发表了“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宁夏沙区的变迁”“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等6篇论文，揭示了古代人类在西部地区不合理地开垦活动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林雅贞也撰写了“内蒙古伊盟东南部半农半牧区土地利用类型及其评价”一文，对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王北辰后半辈子更是扎根于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他发表的“古代居延道路”等多篇论文揭示了西部地区人类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时至今日，仍对我国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