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耐旱高产作物的引进和种植[235]
清代上游农业的发展，耐旱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红苕）的种植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成为人口增殖的重要因素，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商业性农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上游引种玉米最早估计在明末清初，由云南传入川西一带。据郭松义的研究，云南通称玉米为玉麦，而川西许多州县有同样称呼，宁远、雅州、眉州、资州、成都、绵州、茂州、潼川以及叙州、嘉定等府州都有玉麦的叫法，不过后来因湘、鄂、闽、粤等省流民不断移居这些地区，包谷的叫法才逐渐普遍起来。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川西一带玉米的种植进展缓慢，直至雍乾之时，玉米才迅速得以扩展[236]。
玉米可在各种海拔不同地区种植，如生产条件差的高原、山地都可散播，可以不施肥、不中耕除草，广种薄收；在平原丘陵地区可与番薯、大豆间种。玉米适应性、抗灾性强，能在条件恶劣的山区生长。在平原或山沟种植“六月可摘食，低山熟以八九月，高山之熟则在十月”。山区农民种了玉米，“岁潦则望低山之收，岁旱则资高山之熟。”玉米的收获比较稳定，“一株常二三包，上收之岁，一包结实千粒，中岁每包亦五六百粒，种一收千，其利甚大”[237]。
四川引种玉米见于记载的最早年代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除台湾、贵州、安徽外晚于其他各省[238]。四川种植玉米虽然较迟，但发展较速，如川北茂州嘉庆初始引种玉米，川中夹江“贫民逢米贵，尝以荞粱玉麦打饼为食”，川东南酉阳，川西南宁远、马边，川边懋功等都有关于种植玉米的记载[239]。据道光年间的资料称：“今之芋麦，俗名包谷者是也，蜀中南北诸山皆种之。”[240]
清代上游种植玉米最集中的是在山区，川北的通江、南江、巴州、广元等地以及川东的忠州、云阳、开县、大宁、彭水、奉节一带多为崇山峻岭，“中间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这些地区气候与平坝相差很大，特别是大巴山“积雪至夏初方消，至八九月间又霏霏下雪矣。十月以后，土结成冰，坚谓不可行”。这些地区土质也较差，“黄壤杂白者必兼沙，涂泥之土则多石；兼沙多石之土，晴久坚于顽铁，雨多则沙石不分”[241]。这些不利于种水稻的地区玉米等旱作物则可正常生长，如长宁“山地种之多茂，贫民赖以资生”；达县、渠县“山农多种粱、麦、包谷”；石柱“包谷深山广产，贫民以代米粮”；广元“山农以包谷杂粮为重”；通江“民食所资，包谷杂粮”；太平“两境山多田少，稻不过百分之一，民食合赖包谷杂粮”[242]。嘉道时巴山老林垦种玉米颇盛，嘉庆二十五年卓秉恬报告：“老林之中，其地辽阔……所宜包谷、荞豆、燕麦。……江、广、黔、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依亲傍友，垦荒种地，架数椽栖身。”[243]道光二年严如煜说：“数十年前，山内秋收以粟谷为大庄，粟利不及包谷。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244]嘉道后不少川人聚集在川陕交界地区垦种玉米，道光初担任陕西巡抚的卢坤在《秦疆治略》中也说：“近数十年，川广游民沓来纷至，渐成五方杂处之区，该民租山垦地，播种包谷。”
在半山半田地方，大致平原水边以种稻为主，山则多种包谷。峨眉县“地沃民淳”，“日三餐稻米、小米不等，下户或以荞面杂粮为之，山居则玉蜀黍为主”[245]。彭县“邑境半山半田”，“平畴以禾稻为主，收获后随植豆麦”，“玉麦，山居广植以养生”，“山中多食御谷杂粮”[246]。仁寿种植玉米的地方多集中在顺和之观音寺、高家场以及甘泉镇至松峰场一带，其余平原地区以其“叶密根密，有妨木棉，种甚少”[247]。中江“城乡皆食稻，山居贫民亦多食芋粟”[248]。平原地区种植玉米则甚少，如郫县、温江只在“园圃篱畔间植之”；江津亦因“最宜水田”，“民食多以稻为主”，而不多种包谷[249]。
从乾隆到道光年间，上游各厅州县已知的引种玉米的最早记载见表3-8。迄道光二十六年（1846）玉米种植见于记载的厅州县已有61个。
表3-8
据1910年统计，全川142厅州县都有种植包谷的记载，其中种植10万亩以上的州县有17个，见表3-9。
表3-9
17个州县中种植面积以灌县为最大，达到40.5万亩；其次是合江，为39万亩；另外安县、平武、石泉、邛州、古蔺、云阳等都在20万亩以上。从总产量看，以简州和涪州最高，为31.5万石；其次是平武，为23万石；彭县19万石，石泉和奉节16万石，邛州13万石，此外崇庆、安县、绵竹、广元、云阳总产都在5万石以上。从平均亩产看，以涪州最高，为2.1石；其次是奉节，为1.3石；彭县为1石。而亩产低的古蔺、仁寿等地不过0.1-0.2石。据统计，全川1910年共栽种包谷687万亩，总产量1037.5万石[250]，折合原粮16.1亿斤；平均亩产1.51石，折合原粮234市斤（合每市亩约254市斤）[251]。
与玉米的引种具有同等意义的是番薯的传入。川省引种番薯雍正十一年（1733）见于记载[252]，在全国说来较早（仅次于云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台湾五省）。据研究，四川的番薯可能是从云南传入的[253]，乾隆时期开始扩展。黔江知县翁若梅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得到《金薯传习录》，当即“爰进里老于庭，出是书示之，告以种植之法与种植之利”[254]，动员该县百姓种植番薯。政府也刊发讲番薯种植的《甘薯录》，道光《忠州直隶州志》载：“乾隆五十一年冬，高宗纯皇帝特允侍郎张若渟之请，敕下直省广劝栽甘薯，以为救荒之备。一时山东巡抚陆燿所著《甘薯录》颁行州县，自是种植日繁，大济民食。”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也称：乾隆年间“特饬下直隶广劝栽种甘薯，以为救荒之备”。
番薯耐旱，适应性强，主要分布于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中上游，即盆地中北部旱地，海拔七八百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如三台、射洪、安岳、乐至、蓬溪、遂宁、盐亭、西充、南充等地为主要产区。番薯有很强的抗灾能力，可与多种农作物间种，不争地。按播种期的不同，番薯可分夏薯与秋薯两种。夏薯分布遍及各地，多在旱地种植，于3月中下旬育苗，小春作物收获整地后即行栽插；秋薯于7月下旬收获中稻后插种，为稻田的一种晚秋作物，生长期短、施肥量少，但单产不及夏薯的一半，种植面积远比夏薯为少。由于番薯具有“不争肥”“不劳人口”等优点，与当地稻米等作物不但不排斥，而且还能互作补充，如仁寿县“邑人于沃土种百谷，瘠土则以种苕，无处不宜”[255]。番薯成为人们广泛采用的抗灾御荒粮食，如江津农民种了番薯，“虽遇饥岁，恃此无恐”[256]。
番薯种植由成都平原和川西南渐向川东蔓延，到道光年间番薯的种植已极为普遍，盆地内及长江、嘉陵江、沱江、岷江沿岸各县都有，如奉节“乾嘉以来渐产”；忠州“近处处有之”；内江“近时山农赖以给食”；蓬溪“居民与稻并，冬藏土窟，足供数月之食”[257]。
据清末的调查，全川142厅州县中有种植番薯记载的就有127个，占89.4%，其中种植5万亩以上的厅州县有29个，见表3-10。
表3-10
在表列29个厅州县中，种植10万亩以上的有简州、绵州、青神、泸州、资阳、仁寿、南部、南充、西充、中江、遂宁、安岳、乐至、江津、合州、云阳、万县、开县等18州县，其中以泸州为最多，达到149.5万亩；万县次之，为31.9万亩；遂宁、南部再次之，为25万亩。总产量亦是泸州最高，为299万担；其次是云阳，为229.3万担；再次是南部、江津、犍为，分别有156.6万担、114.9万担和111.3万担。年产番薯50万担以上的还有简州、宜宾、南充、中江、安岳、巴县、江北、万县等厅州县。从亩产量看，高者有江北、巴县等，达10担以上；低者有古蔺、仁寿等，不足1担。据统计1910年全川共栽番薯605万亩，总产量3950.6万担[258]，平均亩产1.46担，折合粮食197.6市斤（合每市亩214.3市斤）[259]。清末全川粮食生产总量约188.9亿市斤（见表2-31），番薯产量约占6.3%。
玉米、番薯的传入和推广会对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由于两者都是高产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称：种植包谷“种一收千，其利甚大”；陆燿《甘薯录》称：番薯“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但是我认为，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并不是玉米、番薯在上游种植的主要意义，从以上的研究可见，在清末玉米的亩产量实际只略高于水稻，番薯还低于水稻（清末川省水稻[旧]亩产为220.9市斤，约合每市亩240市斤），由于引种技术、品种等因素，玉米、番薯高产的优势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玉米亩产不过250余斤，番薯折合原粮亩产不到220斤。玉米、番薯在上游广泛种植的意义在于，对一个多山、以旱地为主的区域说来，使土地能得到更大限度的利用，扩大了粮食种植面积，使粮食总产提高，刺激了人口的增殖，同时也使农民挪出部分耕地种植经济作物。
玉米、番薯种植范围的扩大，提高了商品粮的提供率。清中前期，上游大量粮食沿长江而下外销各地，成为廉价商品粮的供应地。在巴山老林地区，垦种玉米解决了许多人的粮食问题，还直接间接地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260]。如巴山老林中，“山中多包谷之家，取包谷煮酒，其糟喂猪。一户中喂猪十余口，卖之客贩，或赶赴市集。……猪至市集，盈千累万，船运至襄阳、汉口售之，亦山中之大贸易，与平坝之烟草、姜黄、药材同济日用”[261]。不仅如此，三省边界地区林木、香菇、木耳、竹笋等山区经济作物产量大增，因地制宜的铁、炭、板、纸、大圆木等厂兴办，这些厂工人大半仰食山内包谷，其丰歉直接影响手工工厂生产。严如煜在谈到大圆木厂时说：“商人操奇赢厚赀，必山内丰登，包谷值贱，则厂开愈大，人聚益众；如值包谷清风，价值大贵，则歇厂停工。”[262]可见，耐旱高产作物引进长江上游，对商品性农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柱作用，是清代区域农业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